四川號稱“天府之國”明末清初長期的戰亂使四川人口極度減少，清代修纂的四川各地方誌往往用“靡有孑遺”來表述清初人口的極度稀少。四川虎患多發生在城鄉尤其是城市居民區為主，這與陝晉地區的虎患多發生在山區不同。
戰亂給四川造成的破敗蕭條窘況。由於老虎成群出沒，所以即使民眾集體持械外出，也難以抵擋虎的襲擊，沈苟蔚在《蜀難敘略》中記載:自順治五年至八年春的三年多時間裡，“川南虎豹大為民害，殆無虛日。……民數十家聚於高樓，外列大木柵，極其堅厚，而虎亦人之;或自屋頂穿重樓而下，齧人以盡為度，亦不食。若取水，則悉眾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終有死者。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民之得免於刀兵饑饉疫癘者，又盡於虎矣。雖營陣中亦不能免其一二。”連軍營中的士兵都難免為虎所殺，真令人難以置信!
光緒《榮昌縣誌》卷19載，縣令張懋嘗率8人赴榮昌縣上任，入城後竟然看不到人的蹤跡。天將暮，一群老虎突然竄出，其中的5人當即喪生虎口。營山縣“順治七年人民稀少，虎患大作，晝夜為害。凡耕作必會集方敢偕作，然其來疾於掣電，往往攫人於廣眾之中，同榻之上”。與重慶府接壤的敘州府也是虎患多發區，乾隆《富順縣誌》卷5記載，該縣至清初“數年斷絕人煙，虎豹生殖轉盛，晝夜群遊城郭、村圩之內，不見一人馳逐之。其膽亦張，遇人即攖，甚至突牆排戶，人不能御焉。殘黎之多死於虎。”縣城北門玉水井街一帶，“久成虎穴，寥寥居民，無一人敢從此採樵。”這些說明清初重慶、敘州的虎患，已不是單一地發生在深山老林地區，而是多發生在城鄉居民區。老虎的數量之所以相當可觀，是因為“數年斷絕人煙，虎豹生殖轉盛”，虎襲擊人時基本上都是成群結隊進行，這正反映了
戰後，地方官員積極從事招徠戶口，重建家園的美好計劃，但卻屢受到“頻年以來”虎患的嚴重干擾，“據順慶府附廓南充縣知縣黃夢卜申稱:原報招徠戶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現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現存32名。”可見虎患是影響四川戰後重建的最大障礙之一，作者感慨到:“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遠，尚不免於虎毒，而別屬其何以堪哉?”嘉慶《南充縣誌》卷6載:“縣治、學宮俱為虎窟”。群虎據城為害，肆意吞噬人的生命，反映四川社會在清初的戰後重建已十分緊迫。這種據城為害的虎患，在清人文集中也有記載。彭遵泗《蜀碧》卷4載:順治初年四川“遭亂既久，城中雜樹蓊鬱成林，……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頂逾城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不盡食也。白晝入城市，遺民數十家，日報為虎所害，有經數日，而一縣之人俱盡殘者。”這些行為都在白天發生，這或許與城中僅“遺民數十家”有關。與順慶府毗鄰的保寧府在明末清初的戰亂後，也是虎患多發區，史稱順慶、保寧二府“多山，遭獻賊亂後，煙火蕭條。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約以千計，相率至郭，居人趨避，被噬者甚眾”。數以千計的群虎出山入城，也許過於誇大，但老虎數量可觀且集體進城覓食與四川整個地區的虎患情況是一致的。被噬者眾，說明該地還處於戰爭的廢墟之上。
除了山區縣的虎患嚴重外，成都平原在清初也是虎患重災區。康熙初年費密將其耳聞目睹的事編成《荒書》，其中有順治四年清將李國英入成都，“留張得勝守之，闢草萊而居”。不久張為其部下殺死。“自得勝死，成都空，殘民無主，強者為盜，聚眾掠男女屠為脯。繼以大疫，人又死。是後，虎出為害，渡水登樓。州縣皆虎，凡五、六年乃定”。這則史料告訴我們，在順治四年的時候，四川首府成都已被全面大破壞，守將等也只能“闢草萊而居”，後來的內亂又加劇了整個成都地區的破壞度，以致發生長達5~6年的虎患。
直到康熙十年以後，全國已基本上走上恢復生產的正軌，但四川仍多有老虎出沒。康熙十一年王士禎自川北進入成都，他將沿途見聞著成《蜀道驛程記》，內載:閏7月26日抵(潼川府)建寧驛，“競日出沒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結伴始 敢行”;26日至(夔州府)雲陽“北十里遇虎，眾列炬噪逐，久之乃去。館人云:此地至宜城最多 虎害，日暮無敢行”;25日到成都雙流縣，人城後見“虎跡縱橫”。可見，當時四川各地的虎患依然相當嚴重。三藩之亂爆發，四川再次成為主戰場之一。戰後的四川“所存惟兵”，虎患之災捲土重來。康熙二十一年陳奕禧運餉銀入川，把在四川沿途見聞輯為《益州於役記》，內載:1o月8日在(保寧府)廣元縣“僕役拔刀斬棘而人，茅中有虎，野不識人，驟見乃驚遁去，……至於沙岸，虎豹之跡交錯”;24日在鹽亭“見虎……歸秋林驛宿店……終夕群虎逐鹿，鳴聲繞床不絕”;29日入(成都府)漢州“城內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這裡沒有具體介紹虎患情況，但虎多應是事實。康熙二十二年方象瑛典試入川，著有《使蜀日記》載，一日經漢州“抵新都縣，皆名區。亂後中衢茅屋數十家，……虎跡遍街巷。”這時的老虎仍以城市邊緣的林莽為安身之處。
康熙時趙彪詔編著《談虎》亦云:順治時四川“虎患，十百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盡齧室中老幼。”清人劉石溪在《蜀龜鑑》卷5對清初四川死於虎患的人口作過粗略估計:“自崇禎五年為蜀亂始，迄康熙三年而後定”，在漫長的3o餘年中，川南“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於 瘟虎者十一二”，川東“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於瘟虎者十一二”。作者將虎特別標出，反映了老虎之害在人類歷史中的記憶是觸目驚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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