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力的經營者，三國名士水鏡先生司馬徽

前言

不論正史、野史或者小說都提到過，諸葛亮、龐統等人的老師是水鏡先生司馬徽。能教出這麼優秀的弟子，那麼老師也必定是個有著大學問的人吧？是的，

那麼也許有人就會想，這個人那麼厲害，那應該是個王佐之才，怎麼沒看他封侯拜相呢？

歷史學家歷來有四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司馬徽這個人自視過高，想要待價而沽，不肯輕易出山。所以就先將自己的幾成本事交給弟子，讓他們先去試試水，順便給自己鋪路。等到弟子們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時，再出山撿現成的，以當時尊師重道的態度，師父要出山相助，徒弟還不得乖乖地讓出位置。或者就索性避世不出，整天遊山玩水，怡然自得。甚至可以邪惡的想，司馬徽以弟子為棋，操控天下局勢！

第二種說法是懷才不遇。司馬徽生於潁川，其後潁川遭遇戰亂，輾轉流離跟著難民一起來到荊州，客居荊襄。劉表是當時荊州的最高行政長官，而且以他所謂的愛賢的名聲，聽到潁川名士司馬徽來到了荊州，身為主人的劉表怎麼可以不去看看。當然見過後就沒然後了，因為兩人互相看不上對方。曹操南下的時候，其實是想起用司馬徽的，但是好像後來給忘了。等他再想起來，司馬徽已經去世了。不然以曹操“任人唯賢”的用人原則，司馬徽說不定還可以一展所長。

第三種說法是說司馬徽這個人不慕名利。

《道德經》指出：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這是道家的一句話，總的意思就是說要對待名利要適可而止，懂得滿足，這樣可以避免出現身敗名裂的下場。司馬徽可是道學大家，怎麼會不懂這種道理。或許他就真的只想寄情山水，再教幾個可以得他衣缽的徒弟，如同戰國時期的鬼谷子那樣。

第四種說法就是說司馬徽這個人光有理論，但是他自己無法活學活用，只能用來教教書。現在在大學裡，不是就有很多教授就是這個樣子的嗎？理論一套一套的，到現實中或者實驗上根本行不通。因此，司馬徽有自知之明，就老老實實當個教書匠，這樣可以掩蓋真相。

不管事實真相如何，司馬徽所締造的文人集團，其影響力之大，可以說獨步荊襄，僅次於當時曹魏的潁川文人集團和鄴下文人集團。

影響力

也許大家會認為司馬徽所創造的影響力只是一種相對影響力，就是說在文化、道德、輿論等方面的實力。這種東西就是現在所說的軟實力，在太平盛世時候，對於一個國家的文化和發展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但是在東漢末年這個亂世之中，講究的是誰的拳頭大誰就是老大，軟實力的影響遠沒有槍桿子和錢袋子的作用大。因此，雖然司馬徽所締造的文人集團可以獨步荊襄，但是真正帶來的影響力是遠遠不如當時任何一個軍閥的。

然而，司馬徽與他締造的文人集團影響力還是存在的。而且他們具有三項特權：

1、人物品鑑權

《三國志》：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鑑。

在當時，這個人物品鑑權十分厲害，可以說直接影響一個人的仕途。我們為什麼總說曹操是奸雄，這個就是出自當時的名士許邵對曹操的評語“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要知道不是每個君主都像曹操那樣任人唯賢的。更多的是要看別人的舉薦和名士的評語。名士說你是個人才，那麼你身上就掛上了這個標籤，而且立馬會被廣為流傳，這樣別人都知道你是個人才。

舉個例子，現在你要去到一個大公司找工作，你說你自己是個名校畢業的，還是個博士生，而且專業完全契合公司，那要人家公司怎麼信你，你肯定要給他們看你的文憑是吧。而一個名士的評語就相當於是個文憑。

東漢末年品鑑人才最權威的就是三個人：司馬徽、許邵和劉邵。有了他們的評語將相當於現在你拿到了學校的文憑。

這些被品鑑過的人當了官後，再來個烏鴉反哺，抬高品鑑專家，那麼品鑑專家的影響力就越來越大。在被司馬徽品鑑過的人，最小也是個太守一職，最大到了一國丞相。

2、政策決定權

其實這個權利是間接性的。我們都知道古代的皇帝要制定國策，主要有兩個方法：一是遍覽古籍，師法內聖外王之道；二是結合自己早期的執政經驗，創新。但是皇帝要制定國策基本上還是要翻翻古籍的。

因此，劉禪也是需要參考古籍的。但是古籍看不懂啊。我們現在如果買來一本文言文的書，在沒有翻譯和註釋的情況下，想要完全看下來很困難。同樣的，那些從先秦傳下來的經典對於劉禪也是極其難懂的。而這個時候司馬徽的作用又體現出來了，司馬徽作為當時的名士、大儒，註釋或者編譯過很多先秦經典。甚至有些人專門拜師前來學習。

《三國志》：益步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李仁、尹默知其不博，乃遊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以修文自終也。

其中上面提到的尹默還是劉禪的老師，經常拿水鏡先生和自己一起修過的《左氏春秋》教授劉禪。那麼可以說司馬徽就是劉禪的師祖。

先主定益州，以默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

因此劉禪在制定國策的時候，肯定會受到司馬徽的影響。

3、言語評論權

這個權利很相當厲害，雖然殺不了人，但是隱形的殺傷力很強。在現代，這個權利的使用也是要謹而慎之的。

在當時，作為平民百姓得到消息的途徑很狹窄。比方說聽說哪裡哪裡有人叛亂，要殺頭。你不可能真的特地到那裡去看。那麼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個有重量級的大咖來對此進行敘述、講解。

而司馬徽所在的水鏡文人集團就具備了這種能力。但是人是一種情感動物，對一個事件的解讀，必然會帶上自己的情緒和偏重。因此有時候會帶來殺身之禍。

最為簡單的例子就是早期的曹操在兗州，一個叫邊讓的當地名士不爽曹操當兗州的主人，就罵曹操是個閹宦之後，侮辱曹操。以前被罵也就算了，現在都是一州之主，曹操還是要臉的人，這肯定不能忍，直接開殺戒，那些兗州的清流名士就被殺個乾淨。結果就因為這個，陳宮和曹操鬧翻，最後背叛曹操，迎立呂布。

而水鏡集團中也有個不怕死的叫張薊，在曹操佔領荊州後，就評論了一波曹操，說話說得賊難聽：

操蹈藉彝倫，強忍寡義，人神所疾，異代同憤！

意思是說曹操這個人就是個畜生，缺了八輩子大德，以後生孩子沒屁眼。

這個話說得就太難聽了。曹操果斷拿出屠刀，因此曹操在荊州就有了“害賢”的稱號。其實曹操會殺名士，兩邊都有責任，正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

就是因為司馬徽所在的文人集團有這種影響力，如果讓他們這樣一說，一傳開，曹操還怎麼統治荊州。

總結

水鏡先生在當時的文學界上是有著巨大的名聲的。尤其是南方，司馬徽、龐德公、宋仲子都是當代大儒。在他們的教導下，帶出了一個巨大的文人集團。雖然不出世，但是這種影響力的確存在。

擁有影響力的水鏡集團用的好，可以給自己的勢力提供最出色的人才，還有輿論導向；用的不好，就只能逼得自己不得不拿起屠刀。

因此，我們需要自己的水鏡集團，同時要提防敵國的水鏡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