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皇帝的开明严律之举，在史书中不乏所见。 其中，隋文帝杨坚以身作则严惩家人腐败的史实令人印象深刻，堪称历史上的经典案例。
据《隋书·文四子传》记载，隋文帝三儿子杨俊恃功而傲，在封地奢靡成性，违法乱纪，屡教不改，隋文帝得知后对其依法论处。此间左武卫将军刘升出面为杨俊求情，称杨俊“非有他过，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认为可以容忍。隋文帝坚持“法不可违”。左仆射杨素也为其开脱，隋文帝说：“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 矣，安能亏法乎?”意思是我杨坚不仅是五个儿子的父 亲，而且是全天下百姓的父亲，要对天下万民负责，法是 任何人不得违背的，我不能为袒护自己的儿子而毁坏法 律。杨俊，临终前遣使奉表向父皇谢罪，仍被驳回： “我戮 力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 我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杨俊最终郁郁而终。
隋文帝铁面无私、严惩逆子的背后，体现了他对法治 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讲，隋文帝正是依靠自 身先进的立法思想，坚定的依法治国、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的治国理政方针，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复苏，呈 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他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法治建设， 有效地打击了门阀士族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治理了当时的腐败问题。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身体力行杜绝徇 私舞弊的行为，对当时家族式的腐败起到了震慑与抑止的作用。隋文帝的法治思想有着独特的魅力，在中国法律文化 的长卷上熠熠生辉，值得后人关注并吸收、借鉴。
隋文帝打造的法治“理想国”看似完美，实则脆弱。
隋文帝取得巨大功绩的另一面，却是由他精心挑选培养的隋炀帝快速背弃其治国思想的讽刺。隋文帝竭力打造 的看似完美的法治“理想国”如此脆弱，值得深入分析。
隋文帝的个性过于膨胀，常常是个人 好恶和脾气取代了法。“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 则加以重罪。……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 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诸有殿失，虽备科 条，或据律乃轻，论睛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 司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 迭行棰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I嚅弱。……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日： ‘季夏之月，天 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日： ‘六月虽日生 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 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隋书·刑法志》)
隋文帝有时随心所欲滥用刑法的做法，导致人们“守法”而不依法，再加上其生性猜疑，常常听信挑拨，致使后期执政暴虐渐出。尽管后人在《隋书·高祖纪》中归结其原因为“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 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但从根本上看，这还是专制制度下法治即皇权人治之命运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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