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GDP俯冲见底VS“全面复工+天量社融”,经济V型大反转可期

2020年3月和一季度数据公布,3月工业增加值同比-1.1%,社零同比-15.8%,一季度GDP同比-6.8%。

既然对刺激需求意义最小的货币政策已经照搬2008年,那么对刺激需求更为重要的财政政策、信用政策可能缺席吗?

在疫情导致的内外部冲击下,放任经济自然出清、无底线下行,才是对中国经济的不负责任。

疫情对中国冲击高峰已过,全面复工已经启动,宽财政、宽信用将持续发力,我们认为,经济V型反转是大概率事件。

3月工业恢复较好,消费依然很弱

3月整体经济数据比1-2月改善较为明显,但是恢复正常仍有较大距离。各项指标增速依然均为负,表明复工复产仍需努力。

从结构上看,3月表现最好的是房地产投资,3月当月同比为正的1.1%,其次是工业增加值-1.1%,较1-2月改善幅度非常大。房地产投资超市场预期,尽管房地产并没有政策放松,但是数据上看投资增速显著提高。3月工业增加值是一大亮点,19年3月工业增加值是超高基数,基数原因导致工业增加值含金量更高。

3月表现不佳的是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基建投资。消费同比仅为-15.8%,较1-2月改善很小。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同比有所改善,但是-11%左右依然很弱。基建投资增速环比改善较大,但是3月同比仅为-8%,还远远没有达到稳增长需要的水平。考虑到3.27的政治局会议才刚刚定调宽财政,3月基建偏弱可以理解。

全年实现翻一番目标难度极大

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6.8%,主要因为1-2月各项数据太差,尽管3月较1-2月显著环比改善,但是无法改变一季度经济数据很弱的现实。

按照一季度GDP同比-6.8%计算,全年实现5.5%、5%、4%、3%需要的二三四季度平均GDP增速分别为8.99%、8.35%、7.07%、5.78%。

如果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的翻一番目标,即全年实现5.5%以上,则二三四季度平均GDP增速需要9%,难度非常大。

如果按照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等的建议,中国经济目标对标全球经济增速相应下调,例如全年实现3%,则二三四季度平均GDP增速仅需要5.78%,这比2019年GDP增速还要低,只要国内没有疫情二次爆发,则难度非常小,甚至只需要经济自然恢复,即可实现这一增速。

如果全年目标折中放在4%-5%,二三四季度需要7.07-8.35%,是较为符合现实的。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假设是,一是经济刺激特别是财政、信用刺激落地;二是国内疫情没有二次爆发;三是外需没有持续性逐月下降,而是冲击性下降,外需疲软可以是长尾,但是不能发散。

是否额外刺激是关键分歧

如果没有额外刺激,那么下半年经济自然恢复至5.5-6%,这是一种情况。

如果有额外刺激,那么下半年经济高于前几年的6%几乎是必然。

支持没有额外刺激的理由包括,全年实现5.5%目标难度极大,刺激得不偿失;市场自然出清,经济在疫情过后可以自然恢复;政府融资比往年约束增加,操作难度极大;房地产不会放松,这是硬约束。

我们认为,无论翻一番目标能否实现,财政、信用刺激都会落地,这是大萧条给全球最大的启示:在面对需求不足的冲击,一定要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措施,自然出清的结果一定是最差的。

目前中国政策已经落地的是宽货币,隔夜利率已经被央行控制在1%以下,即使在隔夜成交量较去年已经增长超过60%的情况下,央行依然采取了超级宽货币,与2008年的隔夜利率0.8%几乎相同。

既然对刺激需求意义最小的货币政策已经照搬2008年,那么对刺激需求更为重要的财政政策、信用政策可能缺席吗?

目前市场很多观点认为,宽货币会维持甚至加码,而宽财政难以真正落地,一边认为货币超级低利率合理,一边认为财政不会强刺激,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超级宽货币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宽财政,超级宽货币的可逆性远小于宽财政,为何副作用更大、可逆性更差的政策都用了,副作用更小的、空间更大的政策不用呢?

从3月社融来看,已经出现效仿2008年的迹象,3月新增社融创历史新高,远高于季节性规律,表明宽信用正在落地。

宽财政到目前尽管雷声大雨点小,但我们认为3.27、4.8两次政治局会议,3.31、4.14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均明确宽财政之后,宽财政缺席可能性不存在。

我们认为,从货币政策已落地措施对标来看,政策层已经将当前对标到08年,货币政策复制当时,财政、信用政策的方向也会类似,需求刺激已经箭在弦上。

经济V型反转是大概率事件

经济V型反转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疫情冲击的自然恢复,疫情本身是冲击性事件,国内的经济下行是停工导致的短期、可逆冲击,在停工结束之后,经济自然会恢复至之前相近的程度,与大萧条等内生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下行有本质区别。

二是财政、信用刺激政策与18-19年刺激完全不同,更类似于2008年。18-19年的稳增长实际是靠经济自然出清,财政刺激力度远小于以往任何一轮稳增长,基建投资增速仅为3%左右,同时18年实际是实体经济去杠杆,信用是收缩的而不是扩张的。

经济自然回升,叠加政府刺激,结果大概率是经济V型反转。

外需在其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不会太大,因为2008年-2009年经济刺激,外需直到2009年下半年才恢复,关键还是在内需刺激力度。

内需刺激的先决条件是国内不能出现疫情二次爆发,这是最大的风险点。如果国内疫情二次爆发,导致第二轮国内停工,那么一切逻辑起点都不存在。

从目前情况看,国内疫情二次爆发可能性很小:一方面海外爆发疫情较早的韩国、伊朗、意大利、西班牙等均已经出现新增拐点,海外疫情尽管短期结束可能性很低,但是从数据看和最新采取的全面戴口罩等措施看,完全失控可能性在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国内对输入型疫情管控力度前所未有的提升,即使出现零星输入感染国内,再次大范围传染的难度也很低。

在国内不出现二次疫情爆发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V性反转可能性很高,二至四季度GDP均值在7-8%可能性较大。

需要强调,即使二至四季度GDP均值在8%,全年GDP增速也仅仅是4.7%左右,或者说,二至四季度的刺激更多的是对一季度的补偿和对冲,而不是简单的重走老路。

在疫情导致的内外部冲击下,放任经济自然出清、无底线下行,才是对中国经济的不负责任。

对于债券市场,我们认为应当借鉴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的走势。超级宽货币下,债券市场加杠杆套息是否真的无风险,如果经济出现V型反转,中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合理中枢是多少,需要慎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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