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教趕上這國破家亡的末運呢！”1923年，當穆儒丐在其代表作《北京》中寫下了如此哀傷的句子時，他大概想不到，這本小說會在90多年後再版（再版時改名為《北京1912》），且仍能打動讀者們的心。只是世事如白雲蒼狗，對後輩來說，穆儒丐已是陌生的名字。
兩點可標誌穆儒丐的文壇地位：
其一，目前公認的中國新文學首部長篇小說是張資平的《衝擊期化石》，出版於1922年，而穆儒丐的長篇白話小說《香粉夜叉》連載完畢於1920年4月21日，比張資平早了近2年，且不論看內容還是看形式，《香粉夜叉》均屬“新文學”。
其二，穆儒丐、老舍和王度廬繼承了從曹雪芹到文康傳承下來的北京“旗人小說”的文脈，從語言風格看，三人有驚人相似的一面。在“旗人小說”發展史上，穆儒丐堪稱是承上啟下的人物。
但，由於種種原因，穆儒丐被文學史忽略了，他一生創作、翻譯小說37部（其中長篇小說10餘部），此外還有大量散文、劇評和曲藝作品，其中絕大多數仍躺在故紙堆中，等待重新整理。
直到1988年，穆儒丐仍未被國內學界關注，日本學者長田裕子在開創性論文《滿族作家穆儒丐的文學生涯》中，開篇便說：“在20世紀20年代，對於瀋陽的文化人來說，穆儒丐是無人不曉的名字。但是，現在他似乎被歷史遺忘了。”
進入21世紀，穆儒丐研究得到一定重視，但他晚境如何、究竟有無後裔、後期創作狀況等，仍存爭議，甚至連他生前照片都很難找到。
曾經盛名，終於沉寂，身世飄零，只留文字。在這座養育他的城市中，穆儒丐已化為一個傳說。
因《梅蘭芳》被迫離開京城
用“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始工”來說穆儒丐，再貼切不過。
穆儒丐，本名穆都哩（穆篤哩），滿語都哩意為“龍”，學名六田，字辰公，屬正藍旗，1885年生於香山健銳營。健銳營是清八旗中的一支特種部隊，歷史上曾屢立戰功。
穆儒丐少年時遭遇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他曾寫道：“國破家亡，是很慘的事，不想我小小年紀，倒是親眼看見。”“我們的搖籃、祖宗的都會、神靈式憑的所在，已被八國聯軍打破了。”
1905年，穆儒丐被官派留日，先在早稻田大學師範科學歷史地理，3年後畢業，又繼續學習了政治和財政。他後來曾寫道：“彷彿維新事業、立憲政治都加在我們的雙肩，便是我們的自負，也是這樣，當時滿腔熱血都擁了上來，誓不負父老所期。”
1911年4月，穆儒丐學成歸國，並通過了清朝歸國留學生科舉考試，正準備去當官，適逢辛亥革命，清廷滅亡。根據《優待皇室條件》規定：“八旗禁軍歸民國改編，餉如舊”，但事實上並未兌現，致使健銳營“營子裡拆毀的不像了，一條巷沒有幾間房子存著，其餘的都成了一片荒丘”。
據穆儒丐自稱，當時有朋友要介紹他入某黨，許以議員之職，但他說：“我實在不能與他們同流合汙，自損清白，所以我一概拒絕，慨然以賣文為活。”後在《國華報》中任編輯，該報是安福系（段祺瑞主使）的傳聲筒，日出兩張，社長為烏澤聲，是穆儒丐留日同學，小說《北京》即以這段經歷為底本。
1915年，穆儒丐開始在《國華報》上連載長篇小說《梅蘭芳》，卻意外遭禍，“為有力者所劫、勒令停刊”。
所謂“有力者”，即小說中的馬幼偉，真名是馮耿光，人稱“馮六爺”，在袁世凱手下領陸軍少將銜，後成為大銀行家，馮與梅家是舊交，文公達曾說：“蘭芳雖是馮六爺一班人捧起來的，外間那些人，妒忌他盡說些髒話，那是不可輕信的。”
穆儒丐的小說得罪了馮與梅，報館被封，失業下崗，只好離開北京，而這一去就是近30年。
跳出傳統章節小說窠臼
1916年，穆儒丐來到瀋陽，投身《盛京時報》。
《盛京時報》是日本人在瀋陽辦的一份漢語報紙，是當時日本政府對華文化侵略的工具，穆儒丐初期寫過時評，後創副刊版並任主編，其間筆耕不輟，幾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有時一期竟有好幾篇，分別署名儒丐、丐、肥丐等，此外還創作、翻譯長篇小說9部。作家金小天曾說穆儒丐：“短暫的二十年。這二十年間他連一年、一月、一天都沒有休息過，不停地執筆創作。對於讀者來說當然是撿了便宜。”
此時穆儒丐開始大量涉獵世界文學，還翻譯了仙求為威（顯克微支）、谷崎潤一郎等人的作品，並重譯了雨果的《哀史》（悲慘世界），此前蘇曼殊曾與陳獨秀合譯過該書，但二人都不懂法語，只能依據日譯本，而當時日本亦只有簡寫本，蘇曼殊譯了一部分，為迎合時局需要，乾脆自己創作，僅幾萬字便匆匆結束。穆儒丐的譯本有20多萬字，但也只是原書很少的一部分，且屬半創作。通過翻譯與閱讀，大大拓展了穆儒丐的視野。
寫《梅蘭芳》時，穆儒丐尚未脫離傳統章回體小說的俗套，可到了《香粉夜叉》，風格一變，故事完全按西方小說架構，且使用白話，並取消了傳統小說中“說書人”式的全能視角，還加入了心理描寫，並使用倒敘、插敘等外國小說的寫作手法，令人耳目一新。此外，穆儒丐還刻意模仿當時風靡日本的社會小說的寫作技巧。
在東北，穆儒丐的這些嘗試都是開創性的，時人稱：“在滿洲的各種報紙雜誌上，少見有人創作過小說，尤其是少見有人翻譯過外國名著，只有穆先生能創作，能翻譯，更能在彼時純文言勢力之下，率直的以白話文來寫作，而開語體文的風氣之先。”
穆儒丐
繼承“旗人小說”文脈
雖採用了新寫法，但穆儒丐也未放棄舊小說的優點，正如他所說：“我不敢反對新文藝，而且很喜歡它；我也不敢辱罵舊文藝，因為我的洋樓還沒蓋成，舊房是我所住的，我們依舊保護、愛惜，而且也覺得它很有趣味。”
穆儒丐所繼承的，就是從曹雪芹到文康延續下來的“旗人小說”的傳統。
胡適先生曾說：“旗人最會說話，前有《紅樓夢》，後有《兒女英雄傳》，都是絕好的記錄，都是絕好的京語教科書。”
清代京城旗人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圈，以《紅樓夢》為例，初期只在旗人圈中傳播，目前找到的所有版本，均與旗人圈相關，包括“蒙古王府本”，亦出自蒙古八旗。《紅樓夢》風行多年後，當時文壇領袖龔自珍仍對其不屑一顧，估計他並沒讀過，僅僅知道是“禁書”，便匆匆下了判斷，圈內外信息落差之大，可見一斑。
正是這種懸隔，使“旗人小說”形成了獨特的審美特色，如語言生動幽默、注重細節、故事曲折、擅長白描等。
在穆儒丐的代表作《北京》中，有許多幽默的句子，如“現在當議員的，有兩件流行品，彼此誇耀，第一是馬車，第二是姬妾”“什麼稅局呀、官公局所呀、縣知事呀，自然是給一種費不著腦筋的人預備的”“好人是過去或未來的事，現在絕其沒有好人。現在的好人除了一死，萬也表顯不出怎樣才算好人”。
在《徐生自傳》中，穆儒丐諷刺武備學堂考核學員時虛與應付，寫道：學員只要能托起步槍就算合格，“每名學生每月津貼二兩銀子，假如沒有庚子之亂，這個學堂頗可以養老”。堪稱入木三分。
穆儒丐小說中大量使用北京方言，如氣骨、鼻味、隨活等，今天雖已不常見，卻仍給人以親切感。
寫出一個時代的悲涼
除技術因素之外，穆儒丐的小說之所以感人，還在於它忠實地展現了大變動時代普通人的苦難與無奈。
清朝滅亡後，大量貧困旗人生計無著，據關紀新先生《風雨如晦書旗族》中所引材料：當時北京城常住人口120萬，其中三分之一是旗人，在這四十萬人中，只有很少人尚有生計，也只有很少人能夠體面地謀生。在9千名警察中，至少有6千名是旗人，而窮旗人最流行的職業是拉洋車，當時京城有3千輛洋車，每輛洋車兩個人拉（一個白天拉，一個晚上拉），因此有6千洋車伕，但這賣苦力的活不能再養活第三個人……許多非常漂亮非常年輕的姑娘在妓院裡賣身。天壇附近的天橋大多數的女藝人、說書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旗人。
老舍先生在《正紅旗下》中也說：“就連開食品雜貨鋪的山東人和山西的貿易商也漸漸對旗人顧客很不客氣。他們還把眼睛瞪的和包子一樣大，嘲笑旗人吃了東西后不付錢。從此再也不肯賒帳，一塊凍豆腐也要以現金結算。”
受歧視之外，貧困是另一道枷鎖，讓好面子的旗人們備嘗塵世辛酸，在小說《北京》中，男人不得不去當苦力拉洋車，年輕女子被逼良為娼，在街頭，幾名壯漢威逼一位衣衫襤褸的老人，竟公開罵道：“你別不言語呀，你當初借錢時說什麼來著，恨不得管我叫祖宗，如今真個裝起孫子來了？今天有錢還則罷了，如若沒錢，我碎了你這老忘八蛋造的!你當是還在前清呢，大錢糧大米吃著，如今你們旗人不行了！還敢抬眼皮嗎？你看你這賴樣子，罵著都不出一口氣！”
更淒涼的是，在貧困的壓力下，人們道德淪喪，正所謂“土著人民一天比一天困苦，家裡有女兒的除了學戲便是下窯子。彷彿這兩行倒是一種正當營業了。”為逼外甥女當雛妓，姨媽黃氏竟說：“我問你，鍋裡能煮廉恥嗎，身上能穿廉恥嗎？什麼都是假的，餓是真的。如今沒有別的法子，先得治餓，別想再當旗人了！”
然而，當一個時代車輪滾滾向前時，又有多少人聽到了這些底層人民的悲鳴呢？在《北京》中，穆儒丐借二奶奶之口諷刺道：你們管搗亂叫自由，管陰謀叫自由，管包辦選舉叫自由，管挑撥政潮叫自由，管貪贓受賄叫自由，管花天酒地、縱情惡煞叫自由，管自行己是叫自由。除了你們自己的私慾，你們還懂得什麼叫自由！
找不到解決方案的苦悶
穆儒丐的寫作體現出一名作家最起碼的良知，那就是當雞蛋與牆碰撞時，他堅決地站在更弱的那一邊。
雖然遭遇太多的黑暗，穆儒丐卻不肯麻木、不肯沉淪，他筆下沒有骯髒的描寫，沒有輕佻的挑逗，他對人性缺乏信心，卻能免於玩世不恭。他諷刺議員、將軍們的無恥與虛偽，看不起同僚的與世沉浮、毫無準則，鄙夷小市民的唯利是圖、定力不足，但他不知道如何改變這一切，只能寄希望於草莽人物身上偶爾閃現出的人性光芒，並將其加以誇大。
“但是這些熙來攘往的人，穿著極美的衣服，坐著極好的車輛，究竟他們在社會上是做什麼的？高高興興地出來，有什麼目的呢？……社會上什麼東西是他們創造的？社會上的文明，哪一樣是由他們振興的？他們在社會國家裡，究竟是有什麼意義？”從這段疑問中，可以看出穆儒丐深深的困惑。
在日本留學時，穆儒丐也曾激烈過，“什麼事都喜歡新的，那時候我罵中國的東西，比現在的青年還厲害呢”。當時日本是革命黨的基地，可作為旗人，穆儒丐不可能被主張暴力革命的同學接納，穆儒丐曾寫道：“當時是最流行的，崇拜孫文、黃興的人，誰不天天說兩句‘殺滿奴’，嘴裡頭自要有‘滿奴’兩個字，便算革命黨人，在會館裡，也可以當一名幹事。”
或者正是因為這段挫折，使穆儒丐終生信奉改良主義。
不被革命黨接納，而自知改良又無法成功，故穆儒丐的小說雖然寫得很有切膚之痛，卻流於發牢騷。
他痛罵：“想一想那些女工勞動十二小時，僅僅獲得六枚銅元的報酬，而她們所製造的成績品，便是一點生產事業不做在國家社會里橫行無忌軍人丘八所穿的制服。當他們穿上這身制服，他們絕不想一想，這是無數可憐的貧女，為了六枚銅元的代價，替他們製成。他們穿了這身制服，居然躋登社會上最高的階級。也就因為有了這身制服，他們便能把給他們縫製服的人，看得沒有一條狗有價值。制服的效力，到了他們身上，便如給虎添翼。”
可除了罵，穆儒丐也拿不出實際的辦法。
被日寇利用
1937年至1938年，穆儒丐連載了他的歷史小說《福昭創業記》，這本書從“三仙女”神話開始寫起，到努爾哈赤興兵，以及皇太極移居瀋陽，奠定皇朝基業，小說最終以八旗入關、吳三桂投降為止。
為了寫好它，穆儒丐參考了大量歷史典籍，力求真實，但字裡行間摻入許多膚淺議論，宣揚了狹隘的民族意識。穆儒丐這麼寫，體現出他經歷多年困惑之後，思考而來結果——既然找不到解決方案，那麼就只有把希望寄託在英雄、偉人身上，期待他們來拯救危局，實現平穩改良。
此外，在穆儒丐的思想深處，確有遺民情結，對前朝頗為留戀，他曾寫道：“再說前清時代，科考舉子，任是貧富，都是衣冠中人，一個個真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讀書種子，國家社會，都知道另眼看待。如今無論考什麼，也見不出什麼體面來，純粹是飯碗問題。社會的組織變了，讀書人自然沒有從前有價值。”
《福昭創業記》是穆儒丐此生寫的最長的一部小說，共計40萬多萬字，卻採用了半文半白的舊章回體小說的寫法，從寫作技術上，堪稱是全倒退。
然而，1937年正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穆儒丐的這本小說恰好能被政治利用，故偽滿洲國立即開動宣傳機器，全面鼓譟，並授予這本小說“民生部大臣賞”，該書1939年正式結集出版，1986年，該書曾經再版，但只是刪節本。
穆儒丐這段歷史給後人留下懸念：他與傀儡政權究竟是什麼關係？為何他甘心充當其吹鼓手？偽政權倒臺後，他為什麼能逃過法律的懲處？有了這段說不清的履歷，他又是怎麼在後來歷次運動中過關的呢？
雖然有《福昭創業記》這樣的亂流，但穆儒丐很快又回到了原來的創作軌道中，1941年至1942年，他完成了新的社會小說《如夢令》，描寫健銳營鄉親們進城後，被生活所迫，最終不得不賣兒賣女，它取材於真實的故事，也是穆儒丐最後一部社會小說。在小說中，穆儒丐哀嘆道：“社會是什麼？倫理是什麼？人類又是什麼？真是很難解答的一個問題了。”
此時，穆儒丐似乎已經放棄拯救的嘗試，甘心將一切視為宿命了。1944年，穆儒丐發表了他的最後一部小說《玄奘法師》。
他從歷史中走失
1945年，穆儒丐回到北京，此後的人生軌跡成謎，經著名學者張菊玲等先生多方考證，目前可知大概：回京後，穆儒丐見人只稱自己的漢名寧裕之，他一度沉迷於八角鼓、單絃等曲藝，寫了很多作品，集於手稿本中，被友人珍藏，其中一首題為《自遣》的七律這樣寫道：
苦茶一盞代白乾，飯後能擰一袋煙。
老眼不花書細字，閒情有寄校芸篇。
文章西漢難追企，樂府東籬尚可攀。
高歌一曲調元氣，今日才知樂堯天。
張菊玲先生認為：這首詩乍看樂天知命，其中深含隱憂。1953年，在張伯駒先生的介紹下，穆儒丐被聘為北京文史館館員。
令人意外的是，在所有的現當代文學史著作中，竟無一本提起穆儒丐。
一方面，文學史是一個遴選、建構的過程，選誰進入，便意味著授予其地位與身份，這其中包含著權力的運作過程，而穆儒丐處境不佳，他主要影響在偽滿洲國，作品多發表在敵偽報紙上，而後來的研究者往往忽略這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穆儒丐的寫作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基本沒響應過主流文學界的任何號召，雖然穆儒丐的小說也有社會批判、反思民族性等方面內容，但與嚴肅作家們往來太少，被視為圈外人，而在通俗作家中，穆儒丐的小說又顯得過於沉重，不夠輕鬆、刺激，不適宜休閒閱讀。
因為不好定位，致使穆儒丐的文壇地位被徹底忽略，此外，穆儒丐的作品中也確實存在一些硬傷，有特色，但難稱是佳作。
穆儒丐的小說多來自真實事件，在情節上構思不足，顯得過於呆板和潦草，人物漫畫化，性格沒有變化過程，此外作者對議論過於自信，經常派主人公發表一番不切實際、不顧情境的道德教訓，傷害了作品的真實性，此外穆儒丐的幽默藏得不夠，相比之下，來自底層的老舍也是旗人作家，卻更善於板著臉說笑話。
穆儒丐小說的優美來自細節，語言生動，刻畫細膩，但整體上捏不起來，讀者可以輕鬆讀完，卻很難留下深刻印象。畢竟穆儒丐的創作是新文學發端初期的寫作，相對幼稚，缺乏整體感，且穆儒丐的作品都是邊寫邊連載，不易寫出精品。
但，穆儒丐仍不失為一位風格作家，他的小說是清末民初之交北京社會動盪的精彩記錄，堪稱並世無雙，僅此一點，穆儒丐便不應被遺忘。
1961年2月15日，76歲的穆儒丐與世長辭，據一些見證者說，他身後“無嗣”，但也有人稱，他有兒有孫，孫子叫寧儉，究竟誰是誰非，尚無公斷。據同好稱，穆儒丐晚年曾寫過岔曲《敬愛的毛主席》，但無傳。
閱讀更多 滿族文化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