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川普大战美国媒体 ”已是常见戏码，而纽约时报和CNN更被怒斥为“假新闻”（fake news）生产者。
但追根溯源，白宫本身也与“假新闻”脱不开干系。1917年4月，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CPI），以影响媒体、塑造民意，为美国参加一战服务。
具体一点，美国通过“假新闻”来制造舆论，以实现总统威尔逊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想法。（注：这里的“假新闻”并非完全捏造，而是经过选择性编辑加工过的）
1917年4月，当美国正式向德国宣战时，美国尚处于一种“分裂”状态——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和孤立主义政策让众多美国人不想操心欧洲事务，反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而言，他面对的问题还不止这些。就在此前的1916年大选中，威尔逊还打出“他让我们远离战争”的口号，誓言要带领美国人远离战争。结果扭过头就要光速打脸，推翻自己竞选时承诺，这不仅仅是脸皮厚就能解决的。
但时间已是1917年，欧陆战场上的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已是疲态尽显，正是美国下场捞好处的最佳时机。对雄心勃勃的威尔逊而言，此时亦是实现他“世界理想”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美国各方力量，推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车轮，威尔逊决定来一手操作。
同是在1917年4月，美国国会对德宣战仅一周后，威尔逊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公共情报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简写：CPI），名义上要“积极改善新闻报道业务”，实际为促进战争而努力。
CPI的成员，最右侧的是他的负责人乔治·克里尔
乔治·克里尔：激起美国人战争热情
为了让公共情报委员会高效运作，威尔逊挑选了一位得力干将领导这个部门——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他既是资深记者，也是威尔逊两次竞选的核心人物，是宣传、公关的高手。
尽管身负着宣传的使命，但克里尔并不喜欢“宣传”这个词（一战之前这个词确实也很少被使用），因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长期以来德国人的宣传。在他眼中，CPI的使命倒更像是个“广告业务”。
在克里尔的领导下，CPI迅速扩张成为一个拥有15万人的庞大机构，下分为包括讲演、广告、电影在内的多个部门。其中讲演部门招募了7.5万名专家宣传威尔逊的理念，因其演讲简明扼要，这些人往往被称为“四分钟人”。
CPI的广告部门则见缝插针的在众多的杂志、报纸上发布广告，把美国参加一战包装成正义的运动，以激起美国人的战争热情，刺激战争债券和招募新兵。
1918年芝加哥战争博览会上的克里尔。其作用甚至不亚于二战德国的戈培尔
克里尔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霸屏。即在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传播对美国有利的消息。
做法也很简单：让伪装过的新闻故事稿件充满整个美国！ （这里的伪装指重新编辑过的）用克里尔自己的话讲，“就是将‘战争的热情，胜利的热情’化作一种本能，烙印在大众的脑海中。
为此，在美国参加一战的20个月中，美国几乎所有的官方公告都是借由CPI之手发出，同时还一并发出了6000多份新闻稿和1500种广告。
甚至有些报纸一天之内会收到6磅（5斤多，约700多张A4纸，推测有十几万字的信息）重的CPI要求刊发的材料。为了避免司法部和邮局找麻烦，报纸的编辑们只能逐字逐句刊发这些材料。
“四分钟人”，描绘一战期间CPI工作的海报
整个一战期间，CPI开展了美国史上空前的宣传活动，开美国“宣传攻势”之先河：共散发1亿多份宣传材料，发布6000多份新闻稿，对3亿人次发表了75万次演讲，制作了20多万张幻灯片。
用克里尔的话讲：CPI是世界上最大的推销企业，有着世界之最的广告规模。
挑起战争的最佳方式：激起仇恨
最初的两个月中，克里尔领导下的CPI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宣传着“威尔逊的理想和美国战时成就”。但威尔逊和克里尔很快发现，美国人的战争热情远未达到白热化程度。
于是，他们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手段：在抬高自己的同时，还有抹黑对手。1917年6月14日，威尔逊利用“国旗日”的机会，描绘了一幅美国士兵扛着星条旗上战场，最后血淋淋死在战场上的画面。
在之后的演讲中，他将战争的目标定为：摧毁德意志帝国，而非他宣传的那样致力于世界和平。“国旗日”之后，CPI继续发出各种“提升自身，丑化德国”的消息。
在一张著名的海报上，德国士兵被描绘成猿人，一手持着带血的刺刀，另一只手则抱着掠夺而来的女性。标题则写道：“消灭这种疯狂的野兽”。
此外，CPI还资助了一系列的反德电影，如《皇帝：柏林的野兽》、《普鲁士的诅咒》等电影。（受其影响，美国很多民众都深深厌恶德皇威廉二世。甚至有一家药店在烧毁威廉二世的肖像后，向公众免费发放苏打水以示庆祝。）
著名的反德海报，《消灭这种疯狂的野兽》
对德国人的抹黑和妖魔化在“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共1198人死亡，其中美国人128名，德国方面称该船运载有大量武器弹药）后达到顶峰，CPI和美国报纸通过添油加醋将德国的行为置于人类文明的对立面。
毫无疑问，这些手段不仅加深了美国人仇视德国的行为，引发了人们的口诛笔伐。同时还激起了强烈的报复心理和战争愿望，甚至还殃及了德裔移民。美国一些州和城市开始驱逐德裔居民，禁止学校教授德语，并严禁演奏德国音乐。
威尔逊和克里尔的手段不可谓不成功，共同的“仇恨”将美国人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向着同一个方向驶去。但这样的做法同样也收到了不小的副作用。
“道德强制”下的恐慌
在CPI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一战的美国逐渐形成了一种“道德强制”的氛围。在此之下，人们不再有第三条路可选，只要不支持战争，就意味着反对，就等同于是懦弱和卖国。
其中针对土豆的宣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17年，为了解决前线的粮食问题，缓解欧洲各国的粮食危机，时任粮食总署署长的胡佛（后来的美国总统）鼓励人们“为了战争胜利，多吃土豆”。
在“道德强制”的氛围下，美国展现了其历史上不多见的动员能力——约1400万家庭和7000家酒店加入了“多吃土豆”的行列（推测约占当时美国人口总数一半左右）。
胡佛（后排左一）曾在威尔逊的战争委员会中任职
更严重的是一系列的暴力行为，成千上万的“战争支持者”不断的骚扰和平主义者和德裔居民。
战争支持者们焚毁一些和平教派的教堂，向和平主义者泼油漆，及殴打德裔移民。甚至是一些拒绝购买战争债券的人也会在一夜之间被戴上“软弱”、“卖国”的罪名。
尽管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秩序，但闹事者却鲜有被定罪处罚的。一方面，他们大多会选择在夜晚或是警察力有不及的郊区闹事。另一方面，即便被抓也不难以定罪，因为陪审团也害怕被扣上“卖国”的帽子。
对此，克里尔和威尔逊都曾表示过“遗憾”，但他们从未想过改变这一状况，而是继续利用这种氛围统一力量参与一战。
尽管CPI所发布的“假新闻”并非完全捏造，但这种经过选择性加工和对德国针对性丑化的消息，实在称不上是货真价实的新闻。
最终，威尔逊和克里尔通过“假新闻”在宣传中“妖魔化敌人”、“美化战争”，成功让美国人为仇恨所鞭策，制造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舆论与借口。
而宣传攻势所带来的“道德强制”氛围，不仅帮助威尔逊政府实现了超强的动员能力，也为美国赢得战争胜利提供了保障。
如果从最终结果上看，克里尔的“宣传攻势”效果显著，作用甚至不在二战德国戈培尔之下。它不仅影响了当时，也极大的影响了之后美国新闻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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