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文人對柳永詞品的評價莫衷一是。既有極力揄揚 者，如江陵病叟項平齋稱"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永詞"（張端義《貴耳集》），也有橫加貶斥者，如王灼《碧雞漫志》雲："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前者多稱讚柳詞的"音律甚協"（沈義父《樂府指迷》）、"詞意妥帖"（《詞評》上卷）、"以平敘見長"（賙濟《宋四家詞選眉批》），對承平氣象以及羈旅形狀的描繪可上埒唐人，後者則抨擊柳詞的"俗"，稱之為"骫骳從俗"（陳師道《後山詩話》）、"韻終不勝"（李之儀《跋吳師道小詞》）、"辭語塵下"（李清照《詞論》），再由詞及人，謂其"涼薄無行"（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有趣的是，詞史上這兩類評價常常出自一人之口，連言語激烈的王灼在斥罵柳詞"可憎"之前，也寫了幾句"間出佳語"、"聲律諧美"這樣的溢美之語，雖然這大概率是欲抑先揚，但也折射出文人對待柳詞的複雜態度。
這種態度在晚清夏敬觀頗具總結性的詞評裡更為明顯，其《吷庵詞評》雲：
耆卿詞當分雅、俚二類。雅詞用六朝小品文賦作法，層層鋪敘，情景兼融，一筆到底，始終不懈。俚詞襲五代淫詖之風氣，開金元曲子之先聲，比於里巷歌謠，亦復自成一格。其鄙陋過甚者，不無樂工歌兒所竄改，可斷言也。唯人品放蕩，幾於篇篇，學者尤當慎擇也。"
夏敬觀將柳詞分為兩大類別，揚雅而不抑俗，甚至對其"鄙陋過甚"處予以開脫，態度看似相當通達，但是細察就會發現問題。首先，何為雅、俚，他並沒有講述清楚，"以賦為詞"只是一種手法，這種手法也常用於"襲五代風氣"的"俚詞"中，而"雅俗"一直是圍繞柳詞的爭議核心，如果要分類，還是應當釐清；其次，柳詞中世俗語頗多，如果合乎他"引市井語入詞"的詞學主張，便是"自成一格"，如果超出可行範疇，便是他人所改，這恐怕會遠離柳詞的真實面目；最後，迴歸柳永的人品，依然以"放蕩"二字了結，所謂"慎擇"，大概是希望學者學習柳詞"雅"的一面，這裡應該是指"以賦為詞"的手法，摒棄鄙陋不堪的一面，適當引俗語入詞。相較於前人，夏氏的確展現了不辭細壤、不捐細流的兼容幷包態度，也因此，其中根深蒂固的偏見也愈發明顯：
其一，柳詞中的某些淫詖語是令士大夫無法忍受的，極為不堪；其二，柳永人品是令士大夫恥於為伍的，非常無行。兩者"相輔相成"，彼此合力，將批判從北宋一直延續到近代。 關於柳永的人品，以及他遊走於官宦、市井之間的複雜心理結構，前人論著已然廓清，我比較感興趣的是文人們對柳永不依不饒的指摘究竟從何而來，其背後的心理動因是什麼。據我理解，大體有三：
一為爭勝心理。柳詞盛時，已經達到"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的盛況（葉夢得《避暑錄話》），這樣的轟動效應從平民上升到貴族，甚至還誕生了柳永因《鶴沖天》為仁宗所知而被斥去的坊間傳聞，就作詞知名度而言，柳永在群眾中是空前的。面對風靡大江南北的"柳七風味"，不乏有文人心中不平，蘇軾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所謂"爭勝"，前提是認為對方是一個值得較量的對手，客觀上，柳永聲名遠揚，主觀上，蘇軾誠心認為柳詞"不減唐人高處"。於是，蘇軾懷著對詞壇風氣的不滿，明裡暗裡與柳永較勁，常常問身邊人 "我詞比柳永詞何如"，並自得道："雖無柳七風味，亦自是一家"。因此，當他斥責秦觀學習柳詞，就有了一層爭強好勝的意味。適當的競爭無疑會促進文壇發展，於是坦率與柳永相爭，且本身才氣橫放的蘇子瞻，"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將清疏超邁的雄風宕入詞林，一舉促進了詞體的詩化、雅化。
再為痛惜心理。詞的最初樣貌是民間曲子詞，本就樸拙直白，在柳永那個時代，詞依然是與民眾密切聯繫的音樂文學，俗詞必然盛行於世，那麼士大夫們為何對柳永窮追不捨？我想柳永的出身也是一大原因。柳永出生於儒學仕宦之家，官僚輩出，與兩個哥哥並稱為"柳氏三絕"，接受的是與士大夫們全然一致的儒家教育。但這樣一個頗有才學的人，卻與市井歌姬過從甚密，不僅為其寫詞，情感表達露骨直白，而且還以此為營生，形成了商業合作關係，這與正統禮教極為相悖。因此，那些看到柳永才華，且無意與之爭勝的詞評家，往往表露出"惡其不爭"的痛惜之情。如賙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耆卿為世訾謷久矣，然其鋪敘委宛，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樂府多，故惡濫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高手也。" "珍重"二字正是嘆息柳永浪費才學、不惜羽毛。然而倘若他"珍重下筆"，他還會受到市民階層的推崇嗎？失去民間的廣泛傳播，他的雅詞真的還能卓然立於詞史，為人傳頌嗎？但士大夫階層並不在意這些，他們向來是寧願曲高和寡，如馮煦《蒿庵論詞》稱"蓋與其千夫競聲，毋寧《白雪》之寡和也"，便是在痛惜柳詞過於迎合俗眾、耽溺於享樂。
除了爭勝與痛惜，士大夫們還有一種微妙的心理。這種心理表面上是特權階層的傲慢，但實際蘊含著某種急於劃清界限的疏遠、排擠。試想，倘若一個出身市井、不事功名的人寫作了大量俗詞，為民眾所追捧，恐怕就不會遭受士大夫們如此酷烈的詰難。柳永的行為庶幾是一種背叛，面對陣營內部的倒戈，士大夫階層自然為其樹起門檻。因此，晏殊與柳永的對話就值得玩味，倘若柳永真的聲名狼藉，晏殊為什麼不直接將其拒之門外？也許他也看見了柳永的才華，對其人亦有好奇，但是見面後，不問政事，不問經義，反而明知故問了一句"賢俊作曲子麼"，這也許是譏誚，但也是在給予柳永一個"自證清白"的機會，然而柳永不卑不亢，認為自己與晏殊並無區別。他自作主張地取締了門檻，就像他自稱"白衣卿相"一樣，在他看來理所應當，但是在達官貴人們看來就是一種無禮的冒犯。而晏殊鄙薄的也並非是那一句詞，他點明兩人作詞態度、環境的不同，鄙薄的是柳永"浪子"、"無形文人"的身份。因此，士大夫們對柳永的指摘與譏誚，也是一種劃清界限、維護自身權力地位的方式。
無論哪種心理動因，最後呈現出的都是傲慢的攻訐。柳永寫俗詞，他的定位的受眾便是普通市民，因此風格淺近，雜以俚俗之語，"不知書者尤好之"，這是事實，並不需要特意地開脫和鄙薄。因為作詞成就斐然且身份特殊，柳永引起了達官貴人乃至執政者的注意，年少疏狂便成了一生無法擺脫的罪愆，這是個人的悲劇。而歷來對柳永的抨擊，都促使詞體一步步走向高雅、脫離民間，這是批判柳詞的詞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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