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人对柳永词品的评价莫衷一是。既有极力揄扬 者，如江陵病叟项平斋称"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永词"（张端义《贵耳集》），也有横加贬斥者，如王灼《碧鸡漫志》云："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前者多称赞柳词的"音律甚协"（沈义父《乐府指迷》）、"词意妥帖"（《词评》上卷）、"以平叙见长"（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对承平气象以及羁旅形状的描绘可上埒唐人，后者则抨击柳词的"俗"，称之为"骫骳从俗"（陈师道《后山诗话》）、"韵终不胜"（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辞语尘下"（李清照《词论》），再由词及人，谓其"凉薄无行"（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有趣的是，词史上这两类评价常常出自一人之口，连言语激烈的王灼在斥骂柳词"可憎"之前，也写了几句"间出佳语"、"声律谐美"这样的溢美之语，虽然这大概率是欲抑先扬，但也折射出文人对待柳词的复杂态度。
这种态度在晚清夏敬观颇具总结性的词评里更为明显，其《吷庵词评》云：
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诐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其鄙陋过甚者，不无乐工歌儿所窜改，可断言也。唯人品放荡，几于篇篇，学者尤当慎择也。"
夏敬观将柳词分为两大类别，扬雅而不抑俗，甚至对其"鄙陋过甚"处予以开脱，态度看似相当通达，但是细察就会发现问题。首先，何为雅、俚，他并没有讲述清楚，"以赋为词"只是一种手法，这种手法也常用于"袭五代风气"的"俚词"中，而"雅俗"一直是围绕柳词的争议核心，如果要分类，还是应当厘清；其次，柳词中世俗语颇多，如果合乎他"引市井语入词"的词学主张，便是"自成一格"，如果超出可行范畴，便是他人所改，这恐怕会远离柳词的真实面目；最后，回归柳永的人品，依然以"放荡"二字了结，所谓"慎择"，大概是希望学者学习柳词"雅"的一面，这里应该是指"以赋为词"的手法，摒弃鄙陋不堪的一面，适当引俗语入词。相较于前人，夏氏的确展现了不辞细壤、不捐细流的兼容并包态度，也因此，其中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愈发明显：
其一，柳词中的某些淫诐语是令士大夫无法忍受的，极为不堪；其二，柳永人品是令士大夫耻于为伍的，非常无行。两者"相辅相成"，彼此合力，将批判从北宋一直延续到近代。 关于柳永的人品，以及他游走于官宦、市井之间的复杂心理结构，前人论著已然廓清，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文人们对柳永不依不饶的指摘究竟从何而来，其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什么。据我理解，大体有三：
一为争胜心理。柳词盛时，已经达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叶梦得《避暑录话》），这样的轰动效应从平民上升到贵族，甚至还诞生了柳永因《鹤冲天》为仁宗所知而被斥去的坊间传闻，就作词知名度而言，柳永在群众中是空前的。面对风靡大江南北的"柳七风味"，不乏有文人心中不平，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所谓"争胜"，前提是认为对方是一个值得较量的对手，客观上，柳永声名远扬，主观上，苏轼诚心认为柳词"不减唐人高处"。于是，苏轼怀着对词坛风气的不满，明里暗里与柳永较劲，常常问身边人 "我词比柳永词何如"，并自得道："虽无柳七风味，亦自是一家"。因此，当他斥责秦观学习柳词，就有了一层争强好胜的意味。适当的竞争无疑会促进文坛发展，于是坦率与柳永相争，且本身才气横放的苏子瞻，"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将清疏超迈的雄风宕入词林，一举促进了词体的诗化、雅化。
再为痛惜心理。词的最初样貌是民间曲子词，本就朴拙直白，在柳永那个时代，词依然是与民众密切联系的音乐文学，俗词必然盛行于世，那么士大夫们为何对柳永穷追不舍？我想柳永的出身也是一大原因。柳永出生于儒学仕宦之家，官僚辈出，与两个哥哥并称为"柳氏三绝"，接受的是与士大夫们全然一致的儒家教育。但这样一个颇有才学的人，却与市井歌姬过从甚密，不仅为其写词，情感表达露骨直白，而且还以此为营生，形成了商业合作关系，这与正统礼教极为相悖。因此，那些看到柳永才华，且无意与之争胜的词评家，往往表露出"恶其不争"的痛惜之情。如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耆卿为世訾謷久矣，然其铺叙委宛，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乐府多，故恶滥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笔，则北宋高手也。" "珍重"二字正是叹息柳永浪费才学、不惜羽毛。然而倘若他"珍重下笔"，他还会受到市民阶层的推崇吗？失去民间的广泛传播，他的雅词真的还能卓然立于词史，为人传颂吗？但士大夫阶层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向来是宁愿曲高和寡，如冯煦《蒿庵论词》称"盖与其千夫竞声，毋宁《白雪》之寡和也"，便是在痛惜柳词过于迎合俗众、耽溺于享乐。
除了争胜与痛惜，士大夫们还有一种微妙的心理。这种心理表面上是特权阶层的傲慢，但实际蕴含着某种急于划清界限的疏远、排挤。试想，倘若一个出身市井、不事功名的人写作了大量俗词，为民众所追捧，恐怕就不会遭受士大夫们如此酷烈的诘难。柳永的行为庶几是一种背叛，面对阵营内部的倒戈，士大夫阶层自然为其树起门槛。因此，晏殊与柳永的对话就值得玩味，倘若柳永真的声名狼藉，晏殊为什么不直接将其拒之门外？也许他也看见了柳永的才华，对其人亦有好奇，但是见面后，不问政事，不问经义，反而明知故问了一句"贤俊作曲子么"，这也许是讥诮，但也是在给予柳永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然而柳永不卑不亢，认为自己与晏殊并无区别。他自作主张地取缔了门槛，就像他自称"白衣卿相"一样，在他看来理所应当，但是在达官贵人们看来就是一种无礼的冒犯。而晏殊鄙薄的也并非是那一句词，他点明两人作词态度、环境的不同，鄙薄的是柳永"浪子"、"无形文人"的身份。因此，士大夫们对柳永的指摘与讥诮，也是一种划清界限、维护自身权力地位的方式。
无论哪种心理动因，最后呈现出的都是傲慢的攻讦。柳永写俗词，他的定位的受众便是普通市民，因此风格浅近，杂以俚俗之语，"不知书者尤好之"，这是事实，并不需要特意地开脱和鄙薄。因为作词成就斐然且身份特殊，柳永引起了达官贵人乃至执政者的注意，年少疏狂便成了一生无法摆脱的罪愆，这是个人的悲剧。而历来对柳永的抨击，都促使词体一步步走向高雅、脱离民间，这是批判柳词的词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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