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唐令
蔡明亮又一次手撕盗版了，但这次的情况，比以往都严重。
因为《日子》泄露出的资源，左上角带有SAMPLE的水印。
可能网友不太了解，这意味着它来自蔡明亮递交给电影节，或者媒体、片商的样片。先说一句题外话，现在因为防盗版的需要，片方提供的样片水印是越来越精细化、唯一化，但也有片方限于人手，只单纯打个SAMPLE水印，这种安全性是比较低的，因为发出去几百份，一旦泄露了很难追查。
总而言之，这不是一般的片源泄露，它体现了某些业内人士职业道德的沦丧。它的性质比一般的盗版更加严重，这种行为威胁了电影节和评奖系统的正确运转。
蔡明亮打击盗版、维护版权有很长的历史，之前的「蓝影网」事件让资源站直接关闭，责任方向蔡导道歉。
我们不要孤立地看待蔡明亮打击盗版这件事，最好是联系他数十年来如何坚持用各种方式争取自己的观众，和主流电影体制和社会偏见抗争的历史，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立场。
这部抗争史也与他自己作品的发展脉络、乃至后期的创作转向过从甚密。在这背后所映射的，则是一个比盗版大得多的话题，那不仅仅属于蔡明亮一个人，更是小众艺术电影导演那被不断压缩的、狭小的生存空间。
如果要总结蔡明亮的这部艰辛的抗争史，很多人首先会想到他是一个「卖票狂魔」。
蔡明亮拉李康生在街头卖票
凭借《青少年哪吒》在1990年代一鸣惊人的蔡明亮，最开始是追求过票房的。
他在采访中说，自己最开始拍电影时，「也是想市场，很希望卖钱」，所以也会因为考虑到受众，拍一些比较有话题性的内容，像是青少年题材、同志主题，或者情欲议题。
为了宣传自己的电影，他甚至还去张菲的节目上唱过歌，也上过《康熙来了》这类综艺。
但是他后来发现，这没什么用，因为受众根本就不一样。看这些节目的人，和会看、会喜欢蔡明亮电影的人，重合度很低。
接受「电影不好卖」的现实大概是在2001年，蔡明亮自己发行自己的第五部电影《你那边几点》，租了一个剧院。
结果等到要上映前五天，才卖出去五张票。
蔡明亮说：「吓死了。但是你能怎样，因为你戏院都租了，而且只租到一家，其他人都不愿租给我，因为觉得干嘛租给他，没观众，前面几部（票房）都很惨。每天想到要付2万元租金，如果卖不到2万块，就匆匆下片。后来就想，自己上街头卖票。」
于是蔡明亮就真的上街卖票去了，有时候还会拉着李康生。
这一卖，就是二十年。
关于卖票蔡明亮可是颇有心得，他自评是卖票狂魔、超级推销员、恐怖推销员、必杀推销员。隔了很久再做一部影片，重回街头卖票的时候，那心情就像「饿虎下山」，恨不得「看到人群就扑过去。」
卖票的蔡明亮
最夸张的一次是，他本来在骑车，旁边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跟他打招呼，他就趁对方等红绿灯的时候追上去，掏出电影票就开始推销。功夫果然了得，在红灯结束前，他就成功把票卖出去了。
蔡明亮卖票之所以这么厉害，是有历史的，他说自己小学三年级还住在马来西亚时，学着街上的商贩去卖东西，拿了自己家农场里的鸡蛋，趁着暑假就上街去卖。
一篮60个，卖掉30个，结果最后弄丢了十块马币，倒赔钱。而现在，他买票差不多能有八成的售出率，比小时候那是进步了不少。
蔡明亮拉李康生在街头卖票
蔡明亮卖票的地方也很多，街头、商场、车站、台湾的各大院校，都是他的战场，卖到后面，学校的警卫都认识他了，不用申请就能直接进去卖票。
卖票的过程里也有很多无奈，比如有人不买，蔡明亮倒是想得很开，「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理念告诉他了，也许有一天他会来看这类型的电影」，这就像是种下一颗种子。
也有很多人是买同情票，说起来也很让人心酸。
刚开始卖票，觉得跟卖玉兰花差不多。有时看到卖玉兰花的人年纪大，就什么都不问，就算花快枯了也会买，因为人有恻隐之心。一开始卖票也有很多人是因恻隐之心，看到一个在国际得奖的导演时，觉得「我同情你」或「你怎么站在这里？」，就掏钱出来。也有人认为「要救国片」，但我说「不要救国片，而是去帮忙好的电影」。整个过程下来，我逐渐建立一个概念，人家知道我了，知道我在做什麽。
蔡明亮最喜欢的「目标顾客」，是那些走在路上的一家人，有时候家长问，这电影小孩子能看懂吗？
蔡明亮特别诚实：「连你们也不一定看得懂，那有什麽关系，不过是200元的电影，只要心态够柔软就能试著去了解电影。」
他卖票也还会采取更有效的方式，比如在台湾发行《脸》的时候，他就既不售卖电视版权也不卖DVD，而是自己带着放映机，全台湾去找各个地区的文化局请他们包场放映。
数十年票卖下来，蔡明亮也更加清楚自己的受众群体，因为每一次他能卖出的票，都在一万张左右。这些票根也都被他留了起来，展示给电影院看，表明他是有观众的，这样电影院也更容易把影厅租给他。
这种苦行僧般的推广、发行自己电影的方式，和蔡明亮打击盗版的坚决立场，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同构，因为他希望人们可以在最适合观看他电影的场所、以理解、尊重这些作品的心去看他的电影。
他是在一点点亲自培养、寻找自己的观众。
在这样的状态下，你就很好理解他为什么会对蓝影网以及一系列涉及到版权问题的平台开战。蔡明亮在保护的，并不仅仅是版权，而是自己的作品被观看的最合适的方式。
在这些年的卖票生涯中，蔡明亮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观众没有积累」，去年买票的一万人，今年好像就又变成了另外一万人。
后来他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文化土壤和环境培养的过程。
他去到欧洲，发现那里的艺术电影观众是全民化的，老中青都有，而在国内，几乎只有青年人、影迷和业内人士。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这是一个全民的社会问题。
而欧洲这种「什么艺术电影都能看」的观影文化，不是电影院培养出来的，也不是电影培养出来的，而是美术馆培养出来的。
于是，从单纯的电影导演，到自己走上街头卖票，再到当下，蔡明亮便进入了一个新的美术馆阶段。
2009年，卢浮宫出资，让蔡明亮自由创作电影《脸》并收为馆藏作品，这也是卢浮宫第一部典藏的电影。
这在这个时期，你也会发现他开始涉猎更多的影像领域，做影像装置、拍VR电影，作品也更倾向于去剧情化，拿掉此前相对完整的故事人物，更白描、记录和缓慢。
《脸》
在他的眼中，这些都是电影，只是大家观看它们的方式不同了。
过去，是产业、影院决定我们看电影的方式，而现在，是作为作者的蔡明亮决定我们看他的电影的方式。
在《郊游》和《无无眠》的美术馆展览中，他甚至会和观众们一起夜宿美术馆，看着电影睡去，再看着电影醒来。
他让电影回到了最原始的「看的概念」上来，希望大家在美术馆这样的场域里，去感受、去观看、去凝视和体验电影本身。让看艺术电影，成为观众生活中的一部分。
《郊游》的美术馆夜宿
国内小众艺术导演生存之难，是作者的困境，也是观众和整个文化氛围的困境，蔡明亮打击盗版，走上街头卖票，转型美术馆，是试图在这篇瘠土上「播种」的行为。
而这么做的人也不止他一个。
前段时间，拍摄《矿民、马夫、尘肺病》的蒋能杰，自己把拍摄了八年的电影资源主动放上网，也有人在微博感叹独立导演真惨，在豆瓣蹲着，看到谁点过想看，就关注你，「再亲手把地址递给你。」
当然，导演主动传播自己的影片，和作品被业内人士严重违背职业道德的情况下泄露，完全是两码事，不过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让一部电影找到它的观众，这件事始终很难。
市场留给小众艺术电影的空间，着实只有方寸大小。
如果这次你站出来支持蔡明亮导演反对侵权盗版，好的，以后也请力所能及地更多支持他们的创作。
为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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