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里根可能不是細節大師，但他具有關於他想望什麼的清晰意識。
——阿納託利·多勃雷寧，蘇聯駐美國大使
羅納德·里根——美國第40任總統——是一個“複雜的人”：有人認為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也有人認為他只是一個演員；有人說他重振了美國經濟，也有人說他留下了高築的債臺；有人把他看做終結冷戰的英雄，也有人把他比作將軍備競賽推至頂峰的罪魁禍首......“里根經濟學、星球大戰計劃、中導條約”——又有太多的歷史名詞與里根密不可分。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里根？里根的外交戰略對結束冷戰到底起了怎樣的作用呢？本文以此入手，通過梳理里根政府的對蘇戰略，為讀者搭建起一個瞭解里根、理解冷戰的邏輯框架。
羅納德·里根
關鍵詞：轉變
要想理解一個戰略的邏輯，首先要明確它所要達成的目標。里根對蘇戰略的目標是什麼？這一問題的答案清晰地體現在美國第75號國家安全政策指令中（1983年1月17日）：
美國必須可信地顯示，它的政策不是一張藍圖，規劃與莫斯科的無休止和無裨益的對抗，而是一種認真的探索，為美蘇關係尋求一個穩定和建設性的長期基礎。
從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里根對蘇戰略的目標，在於構建一種與其前任截然不同的美蘇關係。那麼，里根為什麼不延續前任的政策，而要尋求這一轉變呢？這就需要我們回溯里根上臺之前的美國。
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真可謂是“內憂外患”：經濟上陷入嚴重的“滯漲”、軍事上新敗於越南，國內士氣低落、反傳統的思潮不斷湧現。水門事件的曝光有沉重的打擊了人們對當權者的信任；而蘇聯也是抓住時機，不斷在拉丁美洲、非洲發力，1979年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襲阿富汗。一時間，一種“蘇進美退”的國際格局悄然形成。1979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吉米·卡特在一次電視講話中充分的表達了當時籠罩在美國人心中的擔憂：“我們一直堅信，下一代會比我們過得更好。現在，我們的人民正在失去這種信念”。
蘇聯入侵阿富汗在今天看來是蘇聯陷入了泥潭，但在當時卻被普遍認為是蘇聯軍力強盛的表現
里根戰略所要尋求的正是對這一局面的“轉變”。不同於前任的悲觀。里根早在參加總統競選之前就曾發表文章，闡述自己對未來的樂觀——在當時絕大多數評論家眼中的“不切實際”的樂觀。我們很難了解，里根的這種樂觀到底是基於對美蘇力量對比的詳細研究還是基於他自己的某種直覺。但不可否認的是，里根的對蘇戰略的思想基礎就是建立在這種“樂觀”之上。1977年，里根在聽下屬做美國對蘇戰略的彙報時，用他那典型的幽默語言概括道：我們的戰略就是“我們贏，他們輸”。
但是，樂觀不等於自負，樂觀也不意味著不切實際。為了將他的“樂觀”從一種直覺轉變為真正的戰略基礎，里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評估美蘇的力量對比。事實上，二戰後的歷屆美國政府都會做出類似的評估。但是，里根與其前任的不同在於，從杜魯門到吉米·卡特，重估美蘇力量對比的目的在於掌握“美國可以承受什麼”，而里根的目的則是要知道“蘇聯能夠承受什麼”。通過評估，里根更加清晰地認識到蘇聯力量的單一性——蘇聯力量的源泉幾乎完全來自於軍事力量，而美國力量的源泉則更為多樣。正是由於這一點，蘇聯的咄咄逼人給世人造成了“蘇進美退”的假象。得到這樣的評估結果之後，里根推出了他那標誌性的政策——重振經濟和重整軍備——這就是“里根經濟學”和“600艦計劃”等政策推出的原因。
為實現“600艦計劃”，美國甚至重新啟用了二戰後封存的戰列艦
客觀的說，“里根經濟學”和重整軍備確實給美國留下了巨大的債務難題，也因此被後人所詬病。但是，對二者的理解不能僅僅是看做應對經濟”滯漲“的手段。我們如果跳出單純的經濟領域，放到里根的對蘇大戰略中去考察就能夠明白其中的道理。其邏輯在於，如上文所述，里根戰略轉變的基礎在於變悲觀為樂觀，這就需要重新樹立起世人對美國未來的信心。而重建國家信心最切實的手段就是提振經濟。因此，即使他明知道減稅和加大財政支出所帶來的的債務問題的副作用如此之大，但是在重建信心這一首要目的面前，也是必須做出取捨的。
在看重振軍備，其有兩個目的。一方面，美國在二戰後樹立起的國際地位，不僅僅在於其自身的經濟崛起，也在於通過北約和複雜的結盟體系形成的同盟關係。這一同盟關係的基礎在於對美國軍事保護的信賴。因此，重整軍備是重建這種信賴最直觀的方式。畢竟航母和轟炸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承諾”。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的對美蘇力量對比的評估，既然蘇聯的力量來源於軍事。那麼，提升美國的軍力就可以最直接的抵消蘇聯的力量。
關鍵詞：改變
重新樹立起美國的自信之後，里根戰略就進入到了第二階段。如果說第一階段是實現美國自身的轉變，那麼第二階段的目標就是對蘇聯的改變。
承接上文的力量對比評估。相較於軍事力量的強大，蘇聯在國內的發展上並沒有顯著的提升。相反的是，二戰結束已近40年，斯大林時代的老人紛紛故去，新一代政治家嶄露頭角，戈爾巴喬夫就是其中的代表。這裡需要做出一些解釋。有讀者認為，是戈爾巴喬夫葬送的蘇聯。但是，這裡忽視了兩個細節：戈爾巴喬夫誕生的背景是60年代蘇聯對高等教育與工程技術人員的巨大投資，並非只有戈爾巴喬夫一個人。後者只是這一代人中的代表。換句話說，即使沒有戈爾巴喬夫也會出現王爾巴喬夫、李爾巴喬夫；另一點是，戈爾巴喬夫事業上升的時期正是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羅波夫的統治時期。由此可見，戈爾巴喬夫早年也是認同老一輩人的觀念的，否則他不可能上升的如此之快。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在他上臺之初，同樣延續著對西方的強硬政策。因此，我們不能將蘇聯的解體簡單地歸咎於戈爾巴喬夫。
不過，需要明確的是，這些都是“後見之明”，當時的美國人是無法得知戈爾巴喬夫會做什麼的。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蘇聯新老交替的時機出現了——這就是為什麼在文章開頭引用的美國對蘇戰略目標中所述的是“一種認真的探索”而不是“一種明確的行動”。
蘇聯人排隊領麵包
基於蘇聯的弱點在於內部且面臨新老交替這一局面，里根選擇以核武器作為突破口。這是因為，核武器既是美蘇力量的平衡器，又是令雙方都感到恐怖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因此，任何對核力量對比的改變都會繃緊對方的神經，也會迫使對方出來加入談判。為此，里根憑藉美國的經濟優勢和微電子領域的技術優勢，推出了“戰略防禦倡議”，即眾所周知的“星球大戰計劃”。實際上，該計劃要實現的宏大目標即使到了今天也無法實現的。但是，在當時的背景下，為了維持美蘇之間的核平衡，蘇聯唯有跟進與退讓兩條路可走。如果跟進，蘇聯的經濟力量和微電子工業是無望與美國相抗衡的，唯有與美國尋求談判這一個途徑。
事實上，“星球大戰”計劃的目的正是迫使蘇聯走上與美國進行談判這條道路。1985年的日內瓦峰會和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峰會表面上看都以失敗告終。兩次峰會都沒有就削減戰略武器達成一致。但是里根和戈爾巴喬夫通過交談，都認為對方是“可以共事的人”。這就為接下來的發展鋪平了道路。有了這一突破口，時任國務卿的舒爾茨又從經濟領域入手，最終徹底轉變了蘇聯領導人的思維。
里根對蘇戰略的意義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搭建起了里根對蘇戰略的邏輯框架。概括來說，里根的戰略就是“信心戰略”：通過重振經濟、重整軍備提振美國的信心，再取長補短，打壓蘇聯的信心，最終徹底改變美蘇的相對位置，形成新的美蘇關係。
那麼我們如何評價里根戰略在整個冷戰歷史中的意義呢？
我們都知道，美國的冷戰戰略起源於喬治·凱南的“遏制戰略”。其核心可以概括為：首先，重建被二戰摧毀的歐洲和日本，使他們與美國結成緊密的聯盟；其次，堵住蘇聯影響力擴張的渠道，一步步將蘇聯的擴張勢頭推回去；最後，加大蘇聯集團的內部壓力，最終迫使蘇聯改變外交思維。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凱南的戰略同樣是建立在信心之上的。重建歐洲和日本是為了恢復他們的自信，並建立他們對獲得美國支持的信心。堵住蘇聯擴張的渠道是為了降低衛星國對蘇聯的信心。從這一視角上看，里根的對蘇戰略實際上也是“遏制戰略”的一種延續。由此，我們也能更好地理解從“馬歇爾計劃”、“大規模報復戰略”到“里根經濟學”、“星球大戰計劃”這些耳熟能詳的名詞的內在聯繫。
星球大戰計劃宣傳海報
如果讓我們跳出冷戰，以更大的視野去看待，同樣可以認識到里根戰略的意義。
美國自建國之初，就提出了著名的“孤立主義”。華盛頓總統在他的告別演說中說，美國人不應該介入歐洲的事務；門羅總統更是提出了著名的“門羅宣言”，警告歐洲列強不要干涉西半球；林肯總統的國務卿西華德提出美國應該集中力量向太平洋尋找未來。細細想來，這些都是建立在美國對自身與主要競爭對手之間力量對比與優勢劣勢的清晰認知之上的。與此同時，美國人心中普遍存在的“美國例外論”，就是對自己超然於他國的一種自信。從這個角度來看，里根的對蘇戰略與其說是一種“轉變”，毋寧說是一種迴歸——一種對美國傳統戰略觀的迴歸。基於現實的樂觀與基於樂觀的縝密，這既是里根對蘇戰略的核心，更是美國外交觀念的名片。
參考文獻
1、《遏制戰略》，（美）約翰·劉易斯·加迪斯
2、《里根——想象的勝利》，（美）理查德·裡夫斯
3、《峰會》，（英）戴維·雷諾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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