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斯基
這個問題非常好，也非常宏大。儒家思想淵源流長、博大精深，在中國兩千年的思想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幾乎所有的中國精神都是從儒家思想當中孕育而來，比如中國禮儀之邦的氣度，海納百川的心胸，鍥而不捨的精神都是源自於儒家思想。他的發展可以簡單梳理為如下幾個方面：
先秦時期
先秦時期是儒家思想的成型與發展期，最突出的就是儒家學派的創建人孔子。他不僅著書立說，周遊列國，還廣收門徒，有教無類，使得儒家思想成為百家爭鳴當中最先形成傳承有序、生生不息的學說流派。孔子之後，曾子，子思子、孟子等人薪火相傳真正讓儒家學派成功走過了春秋和戰國，歷經大浪淘沙之後依舊曆久彌新，煥發著青春與活力。在這一階段，儒家的經典已經大量誕生，確定了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從孔子的為政以德與克己復禮，再到曾子的修齊治平，最後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民本觀念。通過“四書五經”的系統闡述，儒家思想已經成型。當中的主張雖然在大動亂的的背景之下無人採用，可是卻成功地埋下了種子。
秦漢時期
秦火之後，大量的儒家經典遭到毀損。漢代初年通過魯壁的發掘，伏生的記誦，儒家最主要的經典得以重新現世。儒家流散的門徒也開始聚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新一代儒家提出“人副天數”理論。主張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臟。人是最能夠感知上蒼天意的存在，所以君王要施行仁政才能夠順應天道，如果逆天意而行只能是遭到上蒼的懲罰。綜合起來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理論。他通過《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向皇帝進言，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是最初仍然是外儒內法，表面強調儒家的仁義，內在還是刑法家的嚴苛。直到漢元帝開始，儒家思想才正式在中央和地方生根發芽，成為青年一代的學習內容。東漢時期，儒家思想已經深入人心，當時被稱為“經學”，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鄭玄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治學以古文經學為主，兼採今文經學。他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使經學進入了一個“小統一時代”。著有《天文七政論》、《中侯》等書，共百萬餘言，世稱“鄭學”。即使是亂世英豪如曹操劉備等人也是在奉行儒家的主張，尊奉儒家思想為治國理念。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大行其道，經學逐漸勢弱。但是，經學已經化整為零進入到各個世家之中，成為各大家族的傳家思想。其中有袁准以儒學而聞名，著有《儀禮喪服經》注一卷，《袁子正論》十九卷，《正書》二十五卷。傅玄專心經學，撰有《傅子》等書，提出“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民危則國危。後來到了南北朝時期，北朝有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南朝有劉勰的《文心雕龍》。這一時期的儒家思想開始走進市民生活，並且體裁多樣，在思想性之外更注重文學批判精神。
唐代
一直以來，儒家敬畏上天，董仲舒在其理論中提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自漢代以後，這也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到了唐代這一思想受到了挑戰，也就是佛家思想的引入。佛家思想當中剛提出，天也是在不斷變化的，我們所處的天只是眾多的天中的一層，宇宙之中唯有佛法不變。面對佛家的挑戰，儒家牢牢把握住官方的科舉制，唐代科舉中的明經一科就是考察背誦儒家經典，記誦儒家思想。通過這種優勢，儒家保住了統治思想的地位。這一時期的儒家與政治緊密結合，代表人物諸如魏徵、韓愈等人都是國家重臣。在經學發展方面，孔穎達（一名仲達）的《五經正義》等著作集歷代經學傳統之大成，以考證的手法仔細研讀儒家經典，是後世儒家學習傳承的重要著作。
宋代
面對佛教思想的挑戰，宋代由周敦頤、邵雍開始也在不斷髮展儒家思想。周敦頤所提出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主靜、至誠、無慾、順化等理學基本概念。邵雍的《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等著作融合易經易理，通過實踐驗證發展儒家學術。後來就是著名的二程兄弟和朱熹提出了理學思想。它比佛家的思想更進一步主張天外無物，天外無理，主張“理”才是萬物的本源。朱熹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形成自己的朱子學，在東亞地區廣為流傳。
明代
明代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便是王陽明的心學。王陽明繼承了陸九淵強調“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致良知”，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與行的關係上，強調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謂“知行合一”，二者互為表裡，不可分離。這也是儒家發展的最後一個巔峰時期，清代雖然有黃宗羲、顧炎武之輩，但都已經是儒家思想中的變異形態，逐漸脫離了儒家思想的原旨，與儒家漸行漸遠。
經典守望者
儒家思想，又稱孔孟思想、孔儒思想。起源於中國並影響以及流傳其他周邊東亞、東南亞地區的主流思想、哲理與宗教體系。春秋時期由孔子創立，為百家爭鳴的百家之一。以四書五經為經典，得孟子、荀子、董仲舒、韓愈、二程、朱熹、王陽明、顧炎武、朝鮮李退溪、日本山崎闇齋等等大儒加以發揚，歷久而猶新，對東亞政治文化與道德教育都有重大貢獻。
儒家思想在中國的發展並非一蹴而就，也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
春秋戰國——百家之一
“儒”者在周朝精通宗教禮儀，幫助人主持祭祀的儀式，並且以此為業，世世代代流傳傳，與巫祝的作用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春秋末期，周王室式微，周朝的政治社會制度崩壞，諸侯們紛紛違反禮樂秩序，周朝的封建禮制分崩離析。孔子自認為是周朝禮儀的守護者，決心恢復周朝禮制，恢復周朝的秩序。逐漸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後期的孟、荀二子深化和開拓了儒家思想，特別是荀子的思想，他對秦漢以後歷來王朝及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卻超過其他思想家，甚至在某些方面還超過了孔子以及孟子。
秦漢時期——始皇焚書坑儒，武帝獨尊儒術（儒表法裡）
秦國，春秋戰國時期重要的諸侯國之一，從商鞅變法的商鞅，到助力始皇統一六國的李斯都是法家子弟，所以終秦一代，儒家都沒有太大的發展，甚至因為秦始皇厲行法治，視儒家為敵人，於是下令焚燬經書，坑殺儒者，即歷史上有名的”焚書坑儒“。（這件事情有爭議）。
劉邦建立漢朝後，雖然黃老之學盛行，但是儒家子弟亦有機會參加漢朝的的建設。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朝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到達了一個盛世。但是黃老之學卻不能適應當時的時代發展，皇帝的權威得不到保證。漢武帝採用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結束先秦以來“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的局面，於是“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儒學在中國古代的特殊地位鋪路，亦使到儒學成為了中國社會的基礎思想。對中國後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等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亦有人認為他利用儒學敦化民風，同時採用法術及刑名鞏固政府的權威，即是所謂儒表法裡。
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儒家思想一度失去獨尊地位
魏晉時期政治動亂，特別是西晉“八王之亂”以後的五胡亂華，使得玄學——佛道二教興起流傳。受道家思想影響的士人，反對周、孔名教，之後佛教長期支配中國的思想界與民間信仰，形成三教鼎立，互相抗衡的局面，儒家一度失去獨尊地位，經學大受衝擊。但是儒家思想仍是主流的思想，五胡亂華進入中原建政的胡人政權在漢化時，都會選擇儒家化。南北朝後期及唐代，朝廷一再下詔辯論三教優劣，儒家被視為“治世”之教，與修心的佛教與養生的道教並列。唐代儒學復興，儒家禮儀貫徹於帝國行政，包括《唐律》的編纂，建立科舉制度，精通經學成為出仕條件，從此士人思想深受儒家體系影響。韓愈則提出道統問題，排斥佛教，力求復興儒學。為了回應佛道二教的挑戰，儒家開始重新解釋古典的儒學。
宋元明清——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儒家失去制度支持
宋朝時，朱熹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把孔孟置於正宗，同時又把董仲舒五行，把張載、周敦頤、二程的觀點，以及佛學高度一元化的哲學和道家無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細緻地構造出內容精深的新儒學體系。儒學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短處被克服了。這使佛、道等學說再也不會動搖它了。宋以後七百年間，理學一直被奉為正統，與宗法制十分的適應。
明朝是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的高峰，儒家在政治高壓下另覓出路，轉向擴大民間社會的空間。有志濟世的儒生，許多放棄“得君行道”的方法，轉而採用“移風易俗”的路線，避開政治，說教對象不是朝廷而是社會，轉向民間開拓新空間，找到安全的思想新出路。繼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陽明（王守仁）將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個極致——心學。
清代中國的儒家化達到頂點。清朝把儒學轉變成政治意識形態，把詮釋儒學最後真義視作帝王特權，通過文字獄消磨儒生精力。晚清以來，中國變局前所未有，儒家的中心地位動搖，儒家秩序開始解體。為了救亡圖存，甲午戰爭以後，儒家開始發現西方思想與制度，是中國求富強必須借鑑的。今文經學家康有為、古文經學家章太炎、劉師培，都批評儒家政教禮俗的流弊，希望發揮儒家的原始精神，提出抑制君權而保障民權，興辦學會（如康有為的強學會），並重視個人自主，自由平等，希望擴大民間社會及個人的功能，使之從政府的壓制中解放出來。1905年，清朝廢除科舉，割斷儒學與利益分配的聯繫，儒家失去制度上的支持，只能以文化傳統的餘緒，綿延下去。
儒學、儒家、儒教
“儒學”、“儒家”、“儒教”這些概念要分清。儒學作為一種學說，儒家作為一個階層，儒教作為一種信仰，三者需要區分開來。
儒家思想的影響
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流，進入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儒家思想體現在傳統中國各種制度中，上自朝廷的典章禮儀、國家的組織和法律、朝廷禮樂，下至學校組織、社會禮俗、族規家法、人際關係、個人道德。歷史上，對中國人思想行為影響最深遠的是孔子。他為知識分子樹立榜樣，普通人透過教育與改善，可以達到完美，成為聖人。傳統中國政治儒法互補，儒家有制衡皇權的作用，正如漢宣帝所指責“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從東漢初年起，儒家廣泛滲透進官僚階層，成為國家最主要的政治理論，中國成為“儒教國家”。漢代獨尊儒術之後，歷代禮法、禮律並稱，禮教與法律關係密切，審判決獄上，受董仲舒《春秋》斷獄影響，常於法律條文以外，取決於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為法律的最高原則。儒家編纂的禮書，則成為國家法律的基礎。
儒家倫理深植於中國社會中，當作是自明之理，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禮教深入民間，與風俗習慣合流，成為日常生活的規範和準繩，在農村地區，一切人倫關係，從婚喪禮俗到歲時節慶，大體上都遵循儒家規範，而輔之以佛、道二教。明清兩代，儒家亦影響了商業倫理，《商賈便覽》、《工商紀要》等商業書，強調以儒家倫理作為待人接物及處事準則，入門學徒除了學習做生意的技巧，也要受性格訓練，強調個人修養；在商場中做個正人君子，不單可以避過重重陷阱，也可以贏得社會尊重。不少商賈模仿儒士的作風，張謇、經元善等，都是近代賈而好儒的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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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俗語俗評
儒家的開創人是孔子，由於孔子做過吹鼓手，當時的吹鼓手被稱作“儒”，他的學派就叫儒家了。
孔子時期的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提出“克己復禮”，以恢復西周奴隸社會等級製為己任。
戰國時期孔子的傳人是孟子，孟子把孔子的“仁”發展為“仁政”就是：親親。孟子主張統治者要“與百姓同之”，“與民同樂”。用賢良。“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人權。孟子公開宣揚 “民為貴”、“君為輕”的口號。同情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辦法來治民。殺無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可見孟子與孔子已經大不相同了。
戰國末期的荀子荀子是一位儒學大師，在吸收法家學說的同時發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也稱霸力；崇禮義，又講法治；在“法先王”的同時，又主張“法后王”。孟子創性善論，強調養性；荀子主性惡論，強調後天的學習。這些都說明他與嫡傳的儒學有所不同。他還提出了人定勝天，反對宿命論，萬物都循著自然規律運行變化等樸素唯物主義觀點。
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儒家受到毀滅性打擊，直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才又抬起頭來，但董仲舒的儒家已經不是孔子的東西了。董仲舒把儒學改造成了經學。
從思想內涵看，經學融儒家、陰陽五行家、黃老之學和法家思想為一體。
在政治上，經學主張實行“大一統”，強調君主權威，賦予君權以神權色彩。
在學說方面，經學在宣揚君權神授同時，又繼承和發揚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
董仲舒的經學說到底是儒家、法家、道家、陰陽家的大雜燴，他在唯一相同的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能有效地為統治階級服務。 漢魏南北朝時期天下大亂，各種思想碰撞衝擊，加上佛教傳入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傾向開始出現。唐初尊崇老子，信奉道家。後來又有皇上喜歡佛教，唐憲宗迎佛舍利子但皇宮奉養，全國歡騰，韓愈十分反感，寫了《諫迎佛骨表》，得罪了皇帝，被貶潮州。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提倡古文運動，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辭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來振興儒學，恢復“聖道”。 韓愈認為，“文以載道”，文和道必須有機結合起來，應該首先重視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 韓愈以“物不得其平則鳴”為根據提出了一條理論，認為人“有不得已而後言者”。 韓愈認為，文體上應該學習古代聖賢之為文。韓愈提倡復興儒學，他努力鑽研儒家古代典籍，而是在吸收儒家經典的基礎上，提出了儒家的新思想新理論，這就是道統論。 韓愈的道統論主要包括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治國平天下為目的的心性哲學，二是以維護大一統為目的的政治哲學，三是以弘揚自我、張揚個性、追求自由與獨創為特徵的藝術主張。學統、政統、文統，三統合一，一以貫之。這就是仁義之道。韓愈所提倡的道統論與其領導的儒學復古運動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理論雖沒有獲得政治上的成功，卻澄清了儒學發展史上自孟、荀以來的一個重大問題，開啟了儒學的新時代。宋代理學、史學、古文運動、宋詩的興起與發展，都直接蒙受著韓愈的影響。雖與宋代理學相比，韓學稍顯粗糙，然而正是韓學開啟了宋學的門戶。韓愈也因此位列孔廟之中。
到了宋代儒家的振興時期來了北宋的程頤程顥兄弟開創了理學。他們認為： 一、“理”是宇宙的終極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萬物皆只有一個天理”。 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則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乎天地之間”。 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發展變化規律的意義。“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理學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於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於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於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慾。人慾矇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慾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慾”。
朱熹繼承了二程的理學。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繫的含義：①理是先於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他認為理比氣更根本，邏輯上理先於氣；同時，氣有變化的能動性，理不能離開氣。他認為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②理是事物的規律。③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 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體系,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統治階級維護“三綱”、“五常”。強化封建禮教的要求，它被奉為官方御用哲學，並進而成為封建社會統治政治、法律、道德、藝術等上層建築各個領域的指導思想。 特別是明清科舉都是用朱熹編訂的四書五經為考題，壟斷了中國教育幾百年。把科舉引進了死衚衕。
到了明朝王陽明“心學”成了儒家主導思想。王陽明得罪了宦官劉瑾，被貶到貴州龍場，龍場在當時還是未開化的地區。王守仁沒有氣餒，根據風俗開化教導當地人，受到民眾愛戴。在這個時期，他對《大學》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領悟。王守仁認識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他在這段時期寫了“教條示龍場諸生”，史稱龍場悟道。 王陽明完成了一個心學體系。他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的命題，認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體便是理，心外無理；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無物。王守仁認為，心的“靈明”便是天地萬物的“主宰”，如果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它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它低？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它吉凶？萬事萬物皆是如此。王守仁心學的特點是他的“良知說”。他認為，人心之靈明就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故不可在良知之外求天理。 王陽明有句名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這句名句是王陽明趕往江西、廣東等地平定匪賊途中給弟子寫信時提到的一句話。 正德十三年（1518），王陽明趕往江西、廣東兩省平定匪賊。途中，他曾寫信給弟子楊仕德、薛侃，其中寫道：“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雲‘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嘉靖皇帝封賞了王陽明，並把心學列入科舉考試內容，算是對他的肯定。後世崇拜王陽明的人很多。曾國藩和蔣介石都表示佩服王陽明。甚至毛澤東也多次研讀王陽明的文章。
到了清朝由於文字獄橫行，知識分子不敢發表言論，更沒有觀點就行。所謂桐城派也只是講究“義法”，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沒有思想上的突破。
五四運動達到孔家店，標誌儒學的破產。雖然最近幾年有人又拉起孔子的大旗，但儒學存在的經濟和政治基礎都不存在了，復辟儒學也只能是迴光返照了。0
桃之夭夭老牛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創始人，他的靈感來自於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殘酷現實所帶給他的思想衝擊，主張克己復禮，希望君王仁愛，試圖以禮法、道德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後來戰國時期的孟子對儒家思想又做了一定的補充和修正，但仁愛始終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
春秋戰國時期，正處於一個歷史上的一個大爭時期，各國諸侯們盟約稱霸、兼併爭雄是最大的政治需要，因此此時的儒家思想僅僅是諸子百家中的一種，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以法家思想為尊。為了更好的統治天下，鉗制人們的思想，對哪些時常哄騙他的方士，以及與法家思想格格不入，且多有怨言的儒生，發動了一場“焚書坑儒”行動，儒家思想遭到了很大的打擊。
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對儒家思想加以了補充和創新。提出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新觀念，正中漢武帝的心懷，於是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由此開始興起。
漢武帝雖然表面上倡導儒學，實際在國家管理上則是“外儒內法”，和儒家所倡導的仁愛精神的本質相去甚遠，“君權神授”才是他的最愛。
漢武帝曾孫，漢宣帝劉病已更是倡導國家治理應以“霸道”、“王道”雜之，反對儒家一家獨大。這段時期儒學因為闡釋、傳授《詩》、《書》、《禮》、《易》、《春秋》等儒道經典成為一類專門學問，亦稱經學。
此時的儒家，又根據書寫經典文本的文字不同與闡釋文本的著重點不同，漸漸演變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
而到了東漢時期，今文經學漸漸佔據了上峰。今文經學奉董仲舒為正朔，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更是被捧為經典。並且柔和了東漢初期興起的神學部分內容，其目的便是進一步神化其思想，以便更好的的教化百姓，為統治者所用。但由於東漢王朝的逐漸衰敗，今文經學也日漸式微。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以注重史事及文本的考訂、詮釋的古文經學開始抬頭，但正逢亂世，生不逢時，只是時不時的被統治者抬出來裝點門面罷了。
到了隋朝，佛教這個外來教義開始興起；隋朝的二代皇帝都忙著給他們信奉的佛祖、菩薩們開山鑿佛，那有時間聽你講儒家教義；而後的李唐王朝，創始人李淵更是與春秋時期的李耳，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子扯上了關係，自詡是李耳的後裔，於是道教又開始興起，玉皇大帝成了他們的最愛，此時的儒學便只能是默默忍耐，敝帚自珍。
五代十國時期，儒生以活命為基本要務，哪些剽悍的軍頭們，信奉的是“天下，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誰有耐心聽你講“三綱五常”。
而到了宋代，儒家原本想這下可以揚眉吐氣了吧？誰知北宋統治者們仍然在佛、道、儒三教中兜兜轉轉，奉行三教合一的政策。蜇伏已久的儒學大師們終於忍無可忍，他們不甘心在如此太平盛世中默默潛行，決心發揚光大儒學思想。
於是儒學大師們另闢蹊徑，在尊師孔子的再傳弟子孟子身上挖掘閃光點，突出其主要思想“義”的新解，使儒學有了新的昇華，其代表人物便是北宋儒學大師周敦頤。他以儒學為基本教義，並結合道、佛二家的精髓，創立了新的儒家思想理學，也稱道學。
其弟子程顥、程頤兩兄弟在老師周敦頤的理學基礎上進一步充實擴大，而到了南宋朱熹終成集大成者。後人把程氏兩兄弟和朱熹的理學思想合稱為程朱理學，又稱程朱道學。是當時理學各派中影響最大的一派。可影響歸影響，程朱理學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南宋小朝庭的足夠重視，等領悟過來的時候，南宋已到了滅亡的時分。
令人想不到的是，程朱理學被奉為正統，並在全國各地以官學的身份開館授課，迅速傳播的時期，卻恰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大一統的朝代——元朝。
在當時的元朝著名學者、思想家、政治家，被譽為“元朝第一人”許衡的推舉和倡導下，元世祖怱必烈採納了許衡從學漢家的五條建議，在朝庭設立國子監，在地方設立專門的學校傳授理學。理學得以在全國逐漸傳播，發揚光大，並被統治者所認可。
明清時期，世界鉅變，傳統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以來的程朱理學，遭到了一些擁有進步思想認識的讀書人批判，如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
儒家思想在人們的批判與不斷修訂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統治者和讀書人中仍然佔據著主導地位。但從清朝晚期開始逐漸沒落。
方城闕
關於儒家思想我們大多數人所瞭解的是：它是孔子創立的；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它是中國古代的官方統治思想等等。在此我們就按照問題的邏輯梳理論述一下儒家思想的演變與發展。
孔孟初創，奠定基礎。 ![]()
孔子作為儒家學派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其對該思想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提出來了“仁”的學說，即我們經常所聽見的“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都深刻的體現著“仁”的核心理念。這個理念是孔子基於春秋晚期，禮樂崩壞，諸侯爭霸的這麼一個社會局面而提出的，他想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社會制度，人際關係之間傳統道德價值的缺失。結果嘛，大家都知道，沒有人理睬他，最後只能通過發展教育來傳承這種理念。但實際上不可置否的是，孔子為儒家思想奠定了最核心的價值。
到了戰國時期，社會更加動盪，這時候的儒家思想關鍵的問題就不再僅僅考慮社會，人際關係問題，重點就是要思考如何才能實現好“和平政治”。因此出現了以孟子為代表的“仁政”思想。這個思想是從“仁”繼承和發揚開來的，把這個核心學說用在了君主的國家治理，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之上。此外如荀子等繼續主張“禮治”實際上還是想解決社會動盪這麼一個關鍵問題。結果嘛還是一樣的，在哪個諸侯爭霸的“激情歲月”裡，這些主張看起來不錯，就像一戰後威爾遜的和平主義思想一樣，道德上站的住腳，但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這種思想太超前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孟二聖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最基本的理念價值觀是構建起來了，為後來儒家思想的發展奠定基礎。
漢武時期，確立地位。![]()
至於秦時期，儒家思想遭到了巨大的打擊，進入“黑暗時期”。直到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迎來了轉折。這時候的儒家思想已經把自己進化了，不再是一味地考慮思想，道德上的需要，而是更多的關注現實。當然有一點是沒有變的，那就是儒家思想一直考慮的都是政治統治穩定，社會秩序這種高層次問題。結合了道家、墨家、陰陽家等學派思想，儒家思想進化的非常高級，也非常實用了。它的出現即使的為漢朝君主專制，國家治理，社會秩序等重大問題提供了理論道路，這樣它也在眾多的思想流派中脫穎而出，獲得了統治者的青睞。也就有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結局，從此這個思想就像我們瞭解的那樣成為了官方統治正統思想。董仲舒，主父偃等人在這個過程中做出了貢獻。
漢後至宋，壓力中前進。
漢以後的儒家思想將自己與統治的需要以及社會秩序的需要不斷的結合，還吸收了佛學，道教等思想，我把它稱之為“儒家思想的時代進化”。慢慢的不僅僅是高層信仰，底層百姓也深受其感染。這是一個政治和社會思想雙重進化的作用，政治統治促進儒家思想深入民間，而這個過程也反過來加強了百姓思想上對統治合法性的認可，更重要的是維護了社會秩序，建立起基本的道德邏輯體系，也就是今天我們共同價值觀的來源。當然，在此期間儒家思想也受到像佛教等文化的衝擊，但正是在這種衝擊下，儒家思想不斷的完善自己，使其符合時代的要求。由於空間有限我們就不多論述，直接說到了宋時期儒家思想的演變。
宋明時期，達到高潮。![]()
到了宋明時期，儒家思想再次承擔起了“維護社會秩序，鞏固政治統治的使命”。理學它因此誕生了。這個時期中國商品經濟發展，傳統也出現動搖。我想有一點是共識的，就經濟發展來說，封建經濟最高峰在宋朝，但高峰之後也意味著開始走下坡路了，也就是我們說的封建統治開始動搖了。這時候儒家思想再次佔了起來，成為社會穩定的定海神針。朱熹，王守仁等人的理學由此出現（這裡我們不討論他們的哲學價值）。最典型的就是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慾 ”。重視個人修養，道德情操以及視名節為最高道德價值。我們發現，這個時期，三綱五常，各種習俗，甚至衣服穿著都有了改變。儒家思想站到了最高峰，這時候它不僅僅只是一種統治思想，更是一種文化思想，家庭倫理秩序，乃至個人修養的標杆。儒家思想達到了最高峰，成為封建統治的根基。
明朝之後，批判不斷。![]()
之後嘛大家多少也很清楚了。清朝時期儒家思想開始受到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批判，但實際上他們也是想通過對儒家思想的修補來使其更好的發揮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儒家思想已經不再輝煌了。最關鍵的時候還是在清朝末年新文化運動對其的批判，這個過程我們就不多說啦，大家都瞭解，可以自我判斷。
綜合來看，自從漢武帝時期以來，儒家思想就一直在中國傳統的思想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這種地位不僅僅是表現在高層政治統治中，還深刻的烙印在社會以及普通人的心中。而它之所以能延續這麼長時間就在於其能根據時代的變化不斷的調整自己。這就是為啥後面的儒家思想和孔孟時期儒家思想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原因。好啦，幾個重要的發展演變階段我們都給大家梳理評論了完畢了，空間有限不能完整，能力有限無法面面俱到，還望大家指正。
二林說國關
一部中國古代思想史，就是一部儒家思想與各派思想在碰撞中交融的歷史。
一、儒家思想的創立與初期的坎坷。
儒家學派是由孔子創立的，然而儒家思想的根源卻源於西周周公敬德保民的思想。孔子崇尚西周的禮儀制度，年輕時曾系統研究了周公的一系列思想，其思想當中仁的一面就源於對周公思想的繼承。
但孔子又進一步發展了儒家思想。孔子以仁和禮為核心，主張統治者治理國家應該以德為政，同時，強調敬鬼神而遠之，體現了強烈的務實主義精神，從而賦予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關於政治的一種理想規劃。
孟子和荀子繼承了孔子思想，但又有細節上的不同。孟子強調人性本善，統治者應該實行仁政，人們應該養浩然之正氣，從而形成人們先義後利、捨生取義的價值觀。荀子則強調人性本惡，主張用禮法去約束人們爭權奪利的惡的一面。然而由於社會的變革，先秦時候的儒家思想，總體體現出一種復古的傾向，因而得不到統治者的重用，甚至在秦朝，儒家思想遭到了一段滅頂之災。
二、正統地位的確立。
歷史發展到了西漢， 在經歷了漢初黃老之學思想指導下的休養生息政策後，經濟雖然得以恢復，但地方勢力的坐大威脅到了中央集權的發展。
董仲舒適應了當時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如何了陰陽家，法家，道家等各派思想，系統化的改造了儒家思想。他以天人感應為出發點，強調君權神授，中央集權是歷史的必然趨勢，而加強中央集權的手段，這要求統治者實行仁政，民眾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綱常，從而確立了一整套大一統的專制思想。漢武帝採納了他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一躍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
三、衝擊與自我鞏固。
東漢結束以後，歷史進入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動盪局面。由於政權的頻繁更迭，人們對董仲舒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觀念逐漸產生了質疑。加之佛教的傳入和道教的發展，使儒家的正統地位一度受到了衝擊。
然而儒家思想，能夠與時俱進。三教之間的並存，促成了儒家在發展過程當中不斷地吸取佛教和道教相關理論。從隋唐三教合一，到宋朝時期，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陸九淵，以及明朝的王陽明，前仆後繼，融會貫通，從而形成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為代表的宋明理學。而宋明理學，是新時期的儒學，是儒學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哲學化、思辨化的表現。儒家思想因此繼續維護了他的正統地位。
明清之際，以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們，進一步發展的宋明理學。他們在政治上，呼籲開明的君主制，在經濟上倡導工商皆本，以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需要，在文化上他們則倡導經世致用，主張文化應為社會發展服務。他們的思想，雖然帶有進步思潮的痕跡，但從本質上，依然屬於對儒家思想的完善與發展。
四、新的滅頂之災。
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恥辱，促成有識之士在探究中華民族的復興與發展過程中，由於迫切的心理，造成了對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
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反對專制，提倡科學，反對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矛頭直接指向了儒家思想。孔家店被打倒了，傳統文化被否定了。
五、理性與復甦。
當今中國，人們以更加自信與理性的姿態，反思歷史，反思傳統文化。今天我們重拾對傳統文化的感恩之心，務實之精神。
在這個市場經濟大發展的年代，只有借鑑傳統文化當中的相關思想，以義取利，誠實守信，才能有利於市場經濟的平穩發展。同樣，只有在一定的程度上，汲取傳統文化當中的有益成分，我們才能以具有民族特色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龍戰於野888
儒家思想最開始源於孔子，最早孔子也是收集的前人的一些思想，加上自己的一些總結被稱為儒家思想。
孔子的思想在當時春秋時候基本是不被採納的，他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思想。他主張“仁義”，我們都知道，春秋時候有一句話叫做“春秋無義戰”。都是諸侯割據，為了爭奪領土，所以他的思想根本不能夠得到重用。
孟子也隨後繼承了他的思想，被稱為“孔孟”，孟子在他的思想上得到了一些發展，相對來說就更加全面一些。儒家的第三個代表人物荀子，荀子在原有孔孟兩人的思想上又進了一步，但荀子主張的是性本惡。荀子的思想在李斯的身上有很大的體現，李斯就是荀子的學生，在戰國的時候儒家思想也沒有得到重用，因為春秋戰國最受重用的就是法家的思想。
在秦朝的時候，秦始皇有過焚書坑儒，他其實不是說是坑這個真正的儒家的思想，坑的是一些江湖術士，一些打著儒家的名號的人。直到西漢的時候，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被漢武帝採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儒家思想才真正的開始發揚光大，其實儒家思想對於統治階級來說非常必要，他就是需要這套思想來禁錮人們的思想。“禮義仁智信”，實則上各朝各代表面上遵從的都是儒家的思想，其實用的是法家的手段。
只有法家的鐵腕措施，才能保證國家穩定，只有當國家穩定到一定的時候，儒家思想才能得到受用，它是需要一定條件的。當你國家在貧窮落後的時候，儒家思想根本起不了太大作用。現在社會發展越來越好的時候，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會被重提，包括現在在全世界有很多孔子學院，人們開始講論語，講孔子，需要道德約束。
孝公渠梁
1，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被冷落
（1）春秋時期：孔子創立儒學
（2）戰國時期：成為顯學,孟子荀子繼承發展
原因：孟子主張實行“仁政”,強調民貴君輕,提倡放寬刑罰,減輕賦稅。雖有一定進步性,但在戰亂紛爭的時代,其主張無助於實現統一,距當時激烈的社會變革太遙遠,必然受到統治者的冷落.
2．秦朝時期——法家獨尊,儒家思想遭壓制.
原因：儒生依然遵循守舊思想以古非今,非議郡縣制,站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對立面.不僅不能為封建統治者服務,而且落後於形勢的發展.丞相李斯是法家代表。
3．西漢時期——確立正統地位,儒家思想享“獨尊”.
（1）西漢初期：盛行黃老之學,主張無為而治
（2）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原因： ①漢初黃老“無為”思想無法解決漢武帝時期面臨的加強中央集權的問題.
②董仲舒兼採百家學說,對儒家思想進行了發揮,增添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 等內容適應了君主專制中央政治的需要,為政治上的統一奠定了思想基礎.
4．魏晉南北朝--------儒學危機,儒佛道三教並立.
原因：社會動盪；受佛教和道教的衝擊
5．隋唐時期——出現三教合一的趨勢
原因：國家統一，經濟得到發展。三教在反覆辯駁中相互吸納滲透,調和之風盛行.
6．宋明時期——儒學復興發展到理學新階段,理學統治地位確立.
（1）程朱理學——客觀唯心主義
原因：①儒學“獨尊”地位的動搖
②“三教合一”的潮流瀰漫社會生活各個領域
③為重興儒學,一些儒學志士的思考與探索
④理學在宋朝興起的深層次原因：政治上,趙宋王朝鑑於唐朝的藩鎮割據和農民起義引起的“三綱五常”絕的歷史教訓；經濟上,兩宋社會經濟比唐代有所發展,為適應這一變化,統治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把自然觀、認識論、
倫理觀等有機聯繫在一起的哲學體系,以便從思想上加深對農民的麻痺.
⑤宋代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重文輕武,對學術文化較少干涉,學術思想活躍.儒家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國家政事,參政議政；科舉產生的士大夫們注重道德文化修養,注重氣節,對儒家經典大義的不斷探究成為時尚.
（2）陸王心學——主觀唯心主義
原因： ①對程朱探究真理的繁瑣方式不滿.
②明中期,程朱理學已成為人們求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逐漸失去以之尋求聖賢學問的精神.
7．明清之際——出現否定傳統觀念,提倡經世致用,批判君主專制的新思想
原因：①經濟因素：一方面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緩慢發展（根源）；另一方面統治者推行重農抑商政策,阻礙了商品經濟發展.
②政治因素：統治者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專制統治走向腐化,人民起義的風起雲湧,封建統治危機加深.
③思想因素：一方面宋明理學日益僵化,八股取士,三綱五常扼殺了人們個性,摧殘了人思想；另一方面西學東漸,近代科技傳入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要求掙脫思想束縛,實現個性的自由發展.
④社會因素：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工商業者階層隊伍壯大,他們要求反對封建束縛,發展商品經濟.
8．維新變法運動時期——儒家思想出“新意”
原因：康有為把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學說同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宣傳維新變法道理.他宣稱孔子是託故改制、主張變革的先師,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權威來論證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理論的合理性,為維新變法思想製造歷史根據,減少變法的阻力.
9．新文化運動時期——儒家思想遭受衝擊
原因：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在文化領域掀起一股尊孔復古逆流.以陳獨秀位代表的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把鬥爭矛頭指向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傳統道德,宣揚資產階級的新道德、新文化,目的是動搖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宣揚民主與科學,解放人們的思想.
10．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居於主導地位,“文革”期間,“批林批孔”運動,儒學的統治地位被徹底推翻.
12．新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儒家思想地位上升.
儒家思想主要作為民族文化遺產被人們認識,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與新文化建設結合,成為了進行傳統文化
楓舞逸軒
問題很宏大，答案很複雜。已經有很多人做了解釋了，筆者就不硬插一筆了，說點更偏的，解釋解釋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生成。
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活動進程中形成的政治認知、政治態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評價。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發源於兩週，制度化於秦代，定型於兩漢，承襲發展於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流行數千年經久不衰，始終佔據中國傳統文化領域的主流地位，成為傳統政治體系和政治生活牢固的精神支柱與深層的文化土壤，對當代中國政治發展仍具有深遠影響。
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經濟的、政治的地理等諸多因素制約的產物，是各種政治心理、政治觀念、政治思想的積澱。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世界上不存在脫離一個民族具體環境制約的政治文化，更不存在轉瞬即逝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從來是在一個民族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能夠產生並連綿不息地傳延下來，自然有它的成因。概括起來，影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形成與發展的條件和原因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1、農耕基礎上的自然經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形成的經濟條件。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在農業社會的土壤中孕育河中下游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為依託，根植於肥沃的土壤、溫溼的氣候、豐富的水資源等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古代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發展和蔓延開來。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延續，一方面造成高度依賴土地與農業的農民始終居於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另一方面它使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制度得以發展並不斷完善起來。這種狀況決定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第一，必須以民為本，倡導人治、禮治，“警德保民”，以達到維護封建專制統治與社會穩定的目的：第一，必須協調主體人群—農民的關係，通過馴化他們以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第二，適應農民注重家庭、安土重遷、懼變求穩的心理需求，追求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2、長期封建統治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日益豐富與延續的歷史條件。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主體是以封建社會中長期形成的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的政治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發韌於夏商周三代，定型於兩漢，因襲發展於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橫貫數千年經久不衰，始終佔據中國封建文化領域中的主流地位，成為專制主義政治體系和政治生活的牢固精神支柱和文化土壤，其根本原因是由於這一文化賴以存在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封建政治統治未受動搖。中國封建社會歷時長達兩千多年之久，封建專制政治制度相當完備。正是在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過程中，作為封建正統思想的儒家思想日趨系統、縝密。伴隨中國封建社會長時期的發展，傳統政治文化經過不斷演變而得以沉澱、豐富並不斷地傳襲下來。
3、自然地理條件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確立的堅實基礎。
特定的自然地理條件，是人們進行歷史活動的對象和承載體，它能夠對人們的經濟、政治、文化活動產生深刻而久遠的影響。中華民族所處的特定自然地理條件，同樣對傳統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以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為腹地，北接大漠草原，西南橫口青藏高原，東南日銜滄海，二面封閉而一面臨海，形成中國地理與其他地區地理相隔離的自然地理線，這些自然地理條件不僅為中華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可靠的生活便利與安全保障，而且在傳統政治文化形態與內涵中打上了濃重的烙印。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更為重視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統一關係。在中國傳統社會，重農輕商、重義輕利的基本觀念和價值取向，也與中國特定的自然地理條件密切相關。
4、儒學主導下“外儒內法、雜以百家”的思想局面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蘊成的文化基礎。
數千年來，構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基礎、主體和核心的，基本上是儒家學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也集中體現為儒家學說的傳播、延續變化和發展。漢武帝時期，經大儒董仲舒改造後的儒家理論作為治國策進獻給漢武帝，並得到採納，於是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而確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定於一尊的統治地位。儒家思想成為封建教育的指導思想，使儒學教育具有極為廣闊的涵蓋面，其“仁”、“義”、“禮”、“德”、“和”的思想影響深入到社會各階級和階層人們的政治觀念、行為、習慣、思維及價值取向之中，從而為民族心理結構的穩定和傳統政治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極為深厚的文化基礎。同時，經過秦漢之際，尤其是西漢中期統治階級對政治理論的整合，儒家的旗號沒變，但其思想內容卻不斷地吸納整合法家、道家等其他各流派的思想。以儒家思想為主的封建社會政治指導思想呈現出“外儒內法，雜以百家”的景象。兩漢以後通過儒學對其它各家學說的開放式吸收與融合，不僅使儒學得以不斷豐富，而且也促進了其它各流派思想的發展，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日益變得博大精深，成為舉世聞名的悠久的傳統政治文化。
5、國際上睦鄰弱小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綿延不絕的外部條件。
在古代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期裡，中國都處於統一的中央封建王朝統治之下，疆土遼闊、人日眾多、經濟繁榮、政治穩定、軍事強大、文化發達、人民安居樂業，這在世界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在東亞地區是獨一無二的。相比之下，與我國毗鄰的朝鮮半島、中亞、南亞及東南亞的許多國家都相對弱小，他們難以與中國交惡。而為了取得在泱泱中華體系的有利地位，包括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在內的許多鄰國都紛紛通過朝貢方式，尊崇中國為天朝上國，積極與中國結交。在世界其他地區曾經出現的一些強國，如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阿拉伯帝國等，又由於地理阻隔、交通不便等因素影響，它們都無法進入東亞地區挑戰中國。直到清朝末期，其他國家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紛紛走上資本主義強盛道路，而我國則繼續維持封建專制統治，積貧積弱，才最終抵擋不住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導致國家破裂，文明破敗。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在晚清之前很長時期由於中國睦鄰弱小所形成的針對中國而言的國際安定環境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得以綿延不絕的良好外部條件。另外，這種國際環境也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自身能夠不斷整合與創新，併產生了泱泱大國的傳統政治文化優越感。
毋庸置疑，我國傳統政治文化主要形成於古代封建社會之中，它主要服務於封建專制的政治統治需要。隨著封建制度在中國的消亡，傳統政治文化便失去了自己賴以存在的政治、經濟基礎。但是，由傳統政治思想與政治心理意識所共同構成的傳統政治文化，它不會馬上就消失。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或者思維傾向，傳統政治文化對近現代人們的思想與心理發展仍然還具有一定的影響，只是其影響的範圍和程度己經遠遠不及以前而已。同時，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在政治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巨大智慧和技巧，它的體系中所包含的一些原理、經驗材料和規則，經受了歷史的長久篩選和錘鍊，不僅作為一種共同的規範意識為人們所體認和遵循，而且被作為一種價值尺度，用以評判人們政治行為的合理性。因此，傳統政治文化已具有一種歷史的必然性，它必然作為一種要素為現代政治文化所選擇、改造、與現代政治文化存在著彼此相容的歷史可能性。在嶄新的21世紀，我們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進行批判與繼承，吸收其合理的思想成分，加快與完善我國當代政治文化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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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又稱儒學、孔孟思想、孔儒思想。由孔子創立，脫胎自周朝禮樂傳統，以仁、恕、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輕徭薄賦，抨擊暴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移風易俗，保國安民，富於入世理想與人文主義精神。
儒家起初僅屬諸子百家之一，在秦代大受迫害，自漢代起卻得到朝廷獨尊，成為官學與國教，掌握文化教育與入仕之途，奠定儒家在中國歷史文化的崇高地位。在兩晉南北朝和唐代，儒家與佛、道二家並稱三教，儒學一度失去在哲理思想領域的領導地位，繼後經宋儒重新闡釋，形成理學，發展心性之學後得以重振聲勢，倫理思想滲透到中國社會各個層面。
孔子主張禮樂必須以“仁”為精神核心，仁與禮互相支援互相制約，從哲學角度重新闡釋禮樂，標誌著儒家精神的開端。
孟子主張仁政和王道，自視為王者之師，指出真君子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者是衛道之士，道德模範。
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能透過自己的努力臻於完美，人人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可以培養成仁、義、禮、智四種美德，稱為“四端”。
戰國時代後期，法家與儒家針鋒相對，法家批評儒家的仁政，譬喻為慈母的溺愛，導致姑息養奸，縱民為患。秦始皇厲行法治，視儒家為敵人，下令焚燬經書，坑殺儒者，即“焚書坑儒”。
漢武帝時，儒家開始廣泛影響官員，漢武帝接受丞相公孫弘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儒家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五經成為學術與教育的核心。前136年，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前124年，挑選50名“博士弟子”，創立太學，到前8年，太學生多達3000人，每年有約100名儒生通過考核成為官員，儒生開始掌管朝廷禮儀。西漢後期，儒家改革宗廟、郊祀等國家祭祀，滲透到公卿階層，使儒教國教化。58年，所有官學都祭祀孔子，175年，官方頒佈五經的正式版本，刻於石碑，在洛陽豎立。東漢後期，全國士人都研習儒家經典，官學定期舉行祭孔大典，孔子受奉若神明，孔廟遍佈全國兩千多個縣。
漢代儒家建立天人感應之說。漢代儒學代表人物是董仲舒，特別著重《春秋》，堅持道德理想主義，主張“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他肯定君主的無比權力，也設法防止君權超越一定的範圍。他提出天人相應的理論，一年4季、12個月、366天，與人的4肢、12節（每肢3節）、366骨是相應的。天人相應的形而上學，引申出天人感應的信念，把儒家倫理與宇宙觀結合。其災異說認為，旱災地震、日蝕彗星，以至婦人生鬚，一切不尋常的自然現象，都是上天對統治者的警告。這種天人感應說成為儒家遏制皇權的手段。董仲舒屬今文經學派，今文經以漢代通行的隸書書寫，熱衷探索經書中的“微言大義”。
魏晉時期政治動亂，外族入侵，佛道二教興起形成三教鼎力，互相抗衡局面。儒家一度失去獨尊地位。但儒家仍是主流的政治與倫理思想。南北朝後期及唐代，朝廷一再下詔辯論三教優劣，儒家被視為“治世”之教，與修心的佛教與養生的道教並列。唐代儒學復興，官方編定《五經正義》，總結漢、魏以來的經學，門第貴族以禮法維繫，儒家三禮之學較為盛行，儒家禮儀貫徹於帝國行政，包括《唐律》的編纂，建立科舉制度，精通經學成為出仕條件，從此士人思想深受儒家體系影響。唐代的哲學思想，卻仍為佛教所壟斷，《中庸》和《易傳》等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儒家經典，也受僧人道士注意。李翱撰有《復性書》，韓愈則提出道統問題，排斥佛教，力求復興儒學。為了回應佛道二教的挑戰，儒家開始重新解釋古典的儒學。
宋代理學受佛學影響而形成，拓展了先秦儒家傳統。宋代許多名臣與士大夫，如胡瑗、孫復、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蘇軾、司馬光、邵雍，都有功於復興儒家。當中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五人，整合個人修身、道德倫理、形而上學與歷史哲學，使儒學恢復生機，傳承了儒家道統，稱為理學。周敦頤詮釋道教的太極圖，建立天地人三才觀，人要贊育天地之化；他認為天道寂然不動，聖人亦常處寂靜，又感通萬物，洞察入微。程顥強調天人相感相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天理普遍存在於萬物與人性之中，人心誠敬，即可得淨化。程頤進一步提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在修身之道強調“格物”，並不獨尊“心”的重要性。
南宋朱熹追隨程頤的理學，確立了身後數百年儒學的面貌，影響不限於中國，擴及朝鮮與日本。朱熹定出《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次序，稱之為四書，置於五經之上，綜合加以註釋。他追尊北宋諸子為孔孟道統的繼承人，主張格物，以心去探知事物根本之理，以實現“仁”；人要涵養誠敬之心，也要求致廣博之知。他在江西重建白鹿洞書院，教學內容包括讀書、靜坐、禮儀、書法、算術等等。
元朝首創以四書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
明代首位大儒是薛瑄，他緊隨朱子學，又格外重視修心養性；吳與弼和陳獻章都有功於儒學，指出學習不單為科舉考試，而是為明心見性，為王陽明學說奠基。王陽明是朱熹以後影響最大的儒者，發展了陸九淵的心學，批評朱子後學過分著重文字細節。他主張知行合一，道德教育植根於“心之本體”，又叫“良知”，即人人皆有的良心，胸懷天地的人，不忘惻隱之心。王陽明主張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把決定是非之權暗中從朝廷還給每一個人，有抵抗專制的意義。自明朝開始，科舉的四書五經皆採用朱熹的註解，禁錮了思想。
儒學的傳承主要是歷朝歷代皇帝需要一個統治的工具。當然儒學所提倡的理念還是很好的，但自明後採用朱注，理學限制了人們的思想。所以到了滿清，就只會閉關鎖國了。現在我們的儒學，要拋棄封建主義糟粕，探索孔孟的本義和初心，而不能用理學禁錮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