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清史研究概况”座谈会纪要
2017年10月30日下午4:30，在题为“早期全球化语境中的清朝大一统话语的四个维度”的讲座之后，美国阿克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赵刚老师又就美国清史研究概况举行了一次简单的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鸿宾教授主持，与会的还有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剑老师，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蒋爱花、胡晔老师等。
首先，赵老师对清史研究中的汉化说和新清史提出了几点看法。他认为近年来新清史虽然对汉化说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仍然忽略了汉化说的两个问题，一是非汉统治者并不只是汉文化的消极接受者，他们会随时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释汉人文化。另一方面，汉人在经历了非汉政权统治后，其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也会经历相应的改变。对于当下时兴的新清史，赵老师认为，新清史对于汉化的批判，其积极作用值得肯定，但新清史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首先，它将历史上的汉人想象成一个统一的实体；其二，它用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下的民族冲突来想象17、18世纪的历史。
赵老师认为造成汉化说和新清史出现这些问题的症结，就是双方都不加分析地使用二十世纪初叶新出现的汉族概念去解释在此之前汉人的认同问题，从而忽略了二者的区别。汉族的概念，是在1900年以后才流传开来的，由于反满运动的崛起，一些汉人知识份子出于反对清朝统治的政治需要，借鉴从西方引入的民族主义思潮，从而提出了以语言文化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汉族认同观念。汉化论者用此汉族概念解释清代历史，强调汉人文化的中心地位，而新清史的观点，表面上与汉化说争锋相对，但实质上是接受了汉化说对汉人社会的观点，将清代的汉人看作一个界限分明的同质排他性实体。
不管是汉化论还是新清史的观点，都将清代的汉人代入了现代民族主义观念。然而，事实上，“汉族”人群在清末之前未有后人想象的汉族认同。宋元和明清之际的原始文献记载表明，当时的汉人士大夫（如宋末和明末）因外族入侵或征服而需要强调自身的认同感是极少像清末革命党人一样，明确而直接了当地高举“汉”认同的旗帜。他们在使用“汉人”一词的心态是平和中立的，相反，当谈及王朝认同时，其语态情绪则是激烈热情的，这种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样体现于他们对已故王朝的眷恋和忠诚上。
大量的历史事实都可以反应当时人们的这种族群观念。例如，作为抗元名臣的文天祥，在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中说道：我是为大宋而死，我死得其所；你是为大元做官，你也做得堂堂正正。我们俩没有冲突，因为我是食宋朝的俸禄，所以我应该死；你是食元朝的俸禄，所以你应该升。这种观念在明清之际表现得更为明显。如黄宗羲允许义子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入朝为官，其临死前要求家人将他着清朝的衣冠入葬。在明遗民当中，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如果按照现代民族主义的观点，黄宗羲等人的这种做法是无法理解的，但从儒家的礼乐制度来看，黄宗羲的这种变化再正常不过了。他早年忠于明朝，当然只认同明朝的衣冠制度，晚年接受了清朝的统治，自然会认可清朝的衣冠制度。
赵老师认为这种传统是出自于儒家文化。儒家特别强调伦理纲常的普世性，认为纲纪伦理才是人类的本质，所以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所以普世主义倾向任何君主，不论地域、种族背景，只要按照宗法伦理的原则统治中国，就是合法的统治者。孟子的某些著名论断，就清楚地阐发了这一思想。《孟子·梁惠王》记载，邹国与鲁国交战，邹穆公问孟子：我跟敌国打仗的时候，身旁的官员都奋不顾身，但老百姓却都围观看热闹，你说该怎么办？孟子回答说：饥荒的时候，百姓饿死的饿死，逃难的逃难，您守着满仓的粮食不赈济，官员也不把真实情况给您报告，老百姓凭什么要为你而死？孟子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君主必须能给百姓带来安宁的生活，否则，老百姓就可以站起来推翻他的统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的民族主义观念是十分薄弱的，他们更倾向于王朝认同，而非种族认同。
这种现象在作为民族主义起源之地的欧洲同样普遍存在。十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国家的荣誉是取决于国王的个人荣誉，英法百年战争几乎完全从英国国王的角度上考虑的。甚至直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农民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法国意识”。18世纪法国进攻德国的时候，当时的德国人也没有所谓的“德国意识”，甚至还有一部分德国人帮着法国攻打另外一部分德国人。因此，汉化论和新清史所存在的两个问题，即怎么来理解清朝政权的非汉特性，和如何认识清代汉人能够接受非汉特征。如果用现代民族主义观念，是无法解释这一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反省在20世纪初叶民族主义进入中国以后造成的一些错误认识，应当从儒家王朝认同出发，以王朝认同变与不变的二重性和互补性来思考和分析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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