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兵之首的禁军，明明如此强大，却为何出现逃逸的现象？

摘要：宋代官员多借用自身的职权私役各类人员，士兵是他们私役的重要对象之一。足额的士兵数量在冷兵器时代是军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引言

南宋时期，屯驻在各州郡的禁军地位转变，随着战斗力的下降，成为地方之兵。接受地方守臣的直接管理，但是地方上很难坚持对禁军进行日常上的训练和教阅，州郡驻扎的大部分禁军逐渐沦为杂役之兵，与厢军一起被地方长官随意役使。伴随着管理的松懈，禁军阙额的问题逐渐严重，甚至出现士兵逃亡的现象。

一、私役禁军

宋代官员多借用自身的职权私役各类人员，士兵是他们私役的重要对象之一。北宋禁军的职责多为征伐、戍守，厢军的职责多为服役，一般认为厢军“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如同厢军士兵需要参与征战，禁军同样需要参与劳役，宋代皇帝、官员在选择劳役对象时，有时并不加以区分，禁军士兵有时同样被用于各种各样的劳役，服役的范围十分广泛。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就已经出现了针对私役禁军设置的法律，“如有私役，并论如《私役禁军敕》”。北宋后期徽宗、钦宗朝，官员们公然违法使用禁军作杂役的事例屡见不鲜，影响到禁军的日常训练，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南宋私占禁军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大臣上言说：“诸州往往冗占，大抵以将迎为急务，以教习为虚文。”各地多私役禁军，将迎送官员作为首要任务，忽略了本职的训练教习工作。

绍兴五年（1135），大臣李邴指出：“今诸郡厢禁军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数百人。”地方上占役禁军的情况十分严重。绍兴末杜莘老上奏说，地方上的厢军、禁军、土军，都成为了地方长官、将领私自役使的对象，“而诸路将、副，或以给使吏职富势居之，咸不适于用。”是他们获得私利的工具。绍兴三十一年（1161）因为“诸路州厢、禁军、土军，有司擅私役，妨教阅”，因为官府擅自私役，妨碍到了军队的教阅。周必大说：普通的禁军将领往往没有经过军事经验，没有通过严格的选拔，根本不懂军法，“但知诌辞媚色，以奉守帅，勇夫壮士，专充工匠杂役之用。”只知道谄媚辞色，利用所管禁军充当工匠杂工讨好上司。乾道六年（1170），起居舍人范成大说：“伏见诸州禁军占役偷堕之弊，”因为禁军被占役，临安府余杭县在捕捉私盐贩子时，兵力不足导致屡次失败。淳佑十一年（1251），“按旧制，禁兵毋私役。

比岁凡州军屯营驻紥之处，多循旧习”，按照规定，禁军不得私自役使，但南宋时禁军已经沦为了将领们争权夺利的一种工具，已成了一种风气。南宋时期的禁军被非法侵占非常普遍，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南宋时禁军虽然不再是战争的主力军队，但仍旧是各州郡常设的以维持地方治安、捕捉盗贼的重要力量。官员将领私役禁军引起了部分有识之士的担忧。南宋初年已经有官员针对随意占用禁军的现象上书：

这些禁军士兵平时不参加日常训练，专门用于为官员从事生产，官员借机中饱私囊。被占用的这部分士兵从事的是各种跟军事无关的工作，虽然人在兵籍，但是不进行军事训练，不懂攻守之道。不仅虚耗军饷给士兵带来了沉重负担，而且对国家财政和军队战斗力均造成了严重损坏。有识之士对随意私役禁军的危害认识深刻，要求采取措施进行控制、禁止私役禁军的上书不断。宝庆二年（1226）莫泽上言：州郡禁军平时则以防寇盗，有事则以备戎行，实录于朝廷，非州郡可得私役。比年州郡军政隳废，吝于廪给，阙额恒多。郡官、主兵官有窠占，寓公有借事，存留着不什一，当教阅时，钤、总、路分虽号主兵，仅守虚籍，莫敢号召。入教之次，坐作进退殆同儿戏。

守臣利虚券不招填，主兵受厚赂改年甲。且一兵请给，岁不下百缗，以小计之，一郡占三百人，是虚费三万缗也。私役禁军，素有常宪。守帅辟园池，建第宅，不给餐钱；寓公去城辽绝，类得借兵，扰害乡闾。近而辅郡至有寓公占四五百兵者。良由兵官之权轻，而私占之禁弛也。南宋州郡中设置禁军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盗贼，战争时则用于战斗，按规定州郡不得私自占用。但是因为州郡的军政废弛，地方上不舍得军费开销，出现阙额不及时招填，导致阙额极多。

州郡长官和将领又常常以公事为由私自占用禁军，士兵在军营的极少。每逢教阅的时候，因为多是虚籍，检阅只是走个形式而已。地方为了吃空饷不招填空缺，将领为了得到利益私自篡改士兵军籍。按照一名士兵一年的花费不少于百缗，一郡被占用300人计算，每年会虚耗国家军饷万缗。虽然有借役禁军的规定，但官员都不按规矩行事。这些被私自占用的禁军士兵工作繁重辛苦，被用来给官员们修建花园宅邸，甚至不给饭钱，无节制的被私役，造成部分禁军不堪忍受被迫逃逸，加重了军队阙额，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还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南宋朝廷一直下诏禁止私役禁军。

建炎三年（1129）苗刘之变中，3宋高宗为缓和矛盾其中安抚禁军的措施就是禁止“借役禁军”。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高宗因为诸路州郡官员私自役使厢军、禁军，妨碍平时的军事训练，要求“帅府其严责守兵归营，训练精熟，以备点阅。”帅府长官要落实自己的责任，将外调的士兵调回营地，严加训练以等待检阅。还下令调回两浙路的禁军等被占用的军队，“见在人各籍定人数、姓名，不得乱有差使窠占”，命令官员核定军籍，不得随意占用。

宋孝宗在乾道二年（1165）七月下诏“不得辄差禁军充镇厢军窠役及过数差破”，不得随意差遣禁军充任厢军的杂役工作，差遣的禁军不得超过法律的规定。私役妨碍了禁军的日常训练，虚耗了国家军饷，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加重了官员的腐败，给被役使私占的士兵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南宋私役禁军的情况非常严重，禁止私役诏令的相关记载不绝于史书，但是私役的情况情况一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二、阙额

足额的士兵数量在冷兵器时代是军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宋神宗开始三衙出现虚籍问题，“至于靖康，禁卫弱矣。”虚籍就是兵员实际人员与兵籍记载不符合，就是所谓的“有其名而无其人”，“有其人而非其真”，意思就是存在士兵阙额的问题，这个一直伴随了整个两宋。南宋建立至灭亡关于阙额的记载不绝于史书。绍兴五年（1135年）李纲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时，“其中系将兵一十指挥，计五千一百人，已有三千九百三十三人，见阙一千一百六十七人。……不系将兵共二十一指挥，计七千五百四十一人，已有三千三百三十五人，见阙四千二百六人。”

所统领系将、不系将禁军阙额数多。绍兴十二年（1141）各路系将禁兵多阙额，“诸路将兵尚多缺额”，仅存的禁军又不训练武备，多充当杂役，不符合当初置将练兵的本意。宋高宗认为但是武备不可放松，下令督促各路招填禁军，选拔有能力的人充当将、副。刘才邵曾上言说“近年以来诸州禁军例多阙额”。宋孝宗时期，军队阙额现象依旧严重。隆兴元年（1163），步军司“在京日军额三万九千五百，今行在仅千二百一十九人”，可见步军司兵额所缺之数的庞大。乾道七年（1171），马军司“见管战马二千七百余，止有傔马六百余人”；步军司“额二万五千，见阙千六百”。

宝庆二年（1226年）“钤、总、路分虽号主兵，仅守虚籍”。“惟三衙之兵与诸州禁军，皆额缺不补”。嘉熙年间，淮西安抚使李寿朋察访军籍，“禁军元额计二千三百三十人，前后阙额，因循不补，在籍者一千七百五人而已。”阙额达总数的一半。禁军阙额引起了政府和官员的重视。按照每人每年一百缗钱计算，每州阙额三百人，“一郡占三百人，是虚费三万缗也。”每年虚耗军费可以达到三万缗，阙额的存在使宋军空有兵额庞大的虚名，实际上可用的士兵不足，只是虚耗军饷。宋高宗时刘才邵认为诸州郡虚耗军饷，多存虚籍，“而无应用之实，虽小盗窃发不能擒制。”

甚至不能平定小规模的盗贼。南宋一般处理阙额的方式就是下令招填。从宋高宗开始下令招填禁军阙额的命令不断。绍兴六年（1136）冬，宋高宗下令：“招西北流寓人补阙额禁军”。绍兴十九年（1149年）下令：“诸州禁军阙额，可令招填。”绍兴十二年（1141）正月，与金达成和议之后，宋高宗因为各路系将禁军多阙额，在军者有不常训练，或者充当杂役，不符合祖宗置将招兵的本意，下令督促“诸路招填将兵”。“凡军有阙额即招填”。绍兴二十一年（1151），因三衙阙额，高宗下令“诸州拣选补填”。绍兴二十一年（1151），诸州招填禁军阙额，高宗下令“凡阙额须令补足”。绍兴三十一年（1161）从江浙、福建各军中选调士兵发赴三衙，“其阙额自行招填”填禁军阙额。淳祐元年（1241），“诏马军司拣选子弟强壮者一百人，补龙卫、云卫、武卫三指挥阙额”，南宋朝廷招填阙额的诏令从未间断，这种有阙即补的方式对填补阙额有一定的作用。

第二种填补禁军阙额的方式是抽调其他军种士兵来补充。嘉定二年（1209）宋理宗命京湖制置司招募逃兵和

建炎元年（1127）宋廷颁布军法“二十一条”，其中针对禁军的规定是：禁军出战遇贼敌，进前用命者，赏；辄退不用命者，斩。贼众我寡，力不能胜，因致溃散，不归本部、本寨聚集者，斩。因而逃归住营去处及作过者，家族并诛；全军胜，则全军推赏；全队胜，则全队推赏。同退走者尽斩。制定了同赏同罚的逃亡法，在一定情况下阻止了禁军的逃亡，减少了阙额，但是毕竟是一种战时制度不能长久。在招填禁军的过程之中，沿袭了北宋一贯的招募游民饥民入伍的政策。两宋之交，战火造成百姓流离失所，“东北流移之人，布满江西，其间多少壮可用者，无业可归，迫于饥寒，类多失所”，朝廷遂令“招充阙额禁军”。绍兴六年（1136）又下诏各州郡中，将流民中的西北人中，“情愿充军堪披带少壮人，招填禁军阙额”，愿意投军的招填补充禁军阙额。

招募饥民、游民补充禁军和其他军种，有利于禁军阙额的填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另外为了解决军队的阙额问题，出现过三衙过强迫平民百姓为兵的例子，绍兴二十八年（1158）朝廷“申禁三衙强刺平民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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