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揭秘真实的李建成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一手开创了名垂后世的“贞观之治”

“胜者王侯败者寇”，对胜利者美化、对失败者诋毁已成为历史的惯例，尤其是唐太宗这样的千古圣君。然而，最近我在读史书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些端倪：也许玄武门之变另有隐情。

一 太宗三次看实录，究竟有哪些隐情？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即位后曾先后于贞观九年（635）十月、十六年（642）四月和十七年（643）七月三次要求亲自观看他本人及高祖李渊的实录。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皇帝是不能看记载他本人言行的起居注、实录的，所以前两次要求均被史官言拒绝。

到第三次，他向监修国史的当朝宰相房玄龄表白自己观史的用心：

“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君主不一样。帝王亲自观看国史，可以了解自己以前言行的错误，作为以后的警戒，你可以接顺序写成了呈给我看。）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这个理由当然很是冠冕堂皇，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删改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20卷呈上御览。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过隐？宜即改削，直书其事。”

（太宗看到其中记载的六月四日之事，有多处写得很隐讳，便对房玄龄说:“当年周公诛管叔、蔡叔而使周室安定，季友鸩叔牙才使鲁国太平。我所做的是为了安定社，造福万民。史官执笔时何必要有隐讳呢？应该修改、删除浮夸不实的地方，直截了当地把事情记下来。”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杂录上》）

原来，太宗再三要求观看实录的原因即在于此。那么，让唐太宗如此放心不下的“六月四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综合《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突厥进犯，太子李建成建议其四弟李元吉率军北征，并征调秦王（李世民）府的大将尉迟敬德、程咬金和秦叔宝等人，得到高祖李渊的同意。

建成一向嫉妒世民的军功和威望，必欲除之而后快，企图利用与秦王在昆明池饯行的机会，埋伏下甲士行刺，成功后即上奏称其暴卒，而尉迟敬德等秦王府骁将则一律坑害。

李世民很快从他收买的太子下属、东宫率更丞王晊处得到了这一消息，连夜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商议对策。众人都动秦王先发制人，而李世民不忍骨肉相残，尚犹豫不决，幕僚们以历史上舜躲避受其恶兄象唆使的父亲瞽叟迫害的故事，终于说服了他采取行动。

偏巧五六月间，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六月初一、初三又再次出现，傅奕向高祖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闻奏大怒，认为这预示世民将谋反篡位，立即召世民责问。世民申辩说这是建成、元吉二人想谋害他，并且“密奏建成、元吉祸乱后宫”。李渊当即大吃一惊，决定第二天将兄弟三人一起召来当面“鞫问”（审讯的意思）。

六月初四一大早，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埋伏于玄武门建成、元吉二人行至临湖殿时，忽然发觉情况异常，当即掉转马头想逃回东宫。世民率人冲出，在后面追赶，元吉“张弓射世民”，因为惊慌失措，弓弦都未拉开，连射三箭不中。世民张弓还击，一箭射建成。

此时尉迟敬德率70余名骑兵赶到，射中元吉坐骑，元吉坠马。世民的马也受了惊逃入树林，被树枝绊倒。元吉赶到，夺下弓箭勒住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叱之”，一箭射元吉。这时东宫和齐王府2000余精兵闻讯赶到，猛攻玄武门，情势十分危急，尉迟敬德急持两人首级出示，

02 太宗示意史官修改实录，疑点重重

《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是根据已被房玄龄等人删改过的实录、国史修撰而成的，是公认的权威史书，试问这是历史的真相吗？如果唐太宗真的要大臣不受控制和干扰，秉笔直书历史真相，他又何必接二连三地要求观看呢？

看了以后又觉得不满意，说自己是为了“安社稷，利万人”，自比是周公诛管蔡，实际上就是为“玄武门之变”定下了调子，史官怎敢不遵照这一调子来写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据《唐会要》卷六三，太宗第一次要求观看国史是在贞观九年（635）十月十六，而玄武门之变后退位、已当了九年太上皇的李渊逝世这年的五月庚子（初六），葬于同年十月庚寅（二十七），在李渊刚去世不久、尚未安葬时，太宗何以竟然就急着要看实录？

此前，谏议大夫朱子奢曾进谏劝阻，说：

“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

（陛下您有圣德在身，言行没有任何过失的地方，史官所记述的，全是您的优点。

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太宗仍放心不下，这不正反映出他的心虚吗？章太炎曾指出：

“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书唐隐太子传后》，见《太炎文录续编》卷二上，《章太炎全集》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经过唐太宗钦定的《高祖、太宗实录》中的建成、元吉形象，简直一无是处：

“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帷海不修、禽犬之行，闻于远迩”；

“巢王（即李元吉）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资治通鉴）巻一九O司马光《考异》所附《高祖、太宗实录》）

总之，两人味酒好色、庸劣无能，嫉贤妒能、凶残暴戾，把传统社会所能想到的恶名都加到两人头上了，完全衙内型人物的典型。而李世民则大智大勇，深谋远虑、功勋显赫，“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资治通鉴》卷九一），如此贬抑建成、元吉，溢美世民，连囿于传统史观、奉太宗为正统的司马光都有所怀疑，“史臣不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司马光《考异》）。

唐太宗毕竟“稍逊风骚”，对文治的一套还不内行，

所以尽管有唐一代，所有的皇帝都是太宗的子孙，没有人敢给“玄武门之变”翻案，但从宋朝开始，就不时有人揭露史料中的矛盾，质疑唐朝的官方记载了。

二 还原真实的李渊和李建成

时至今日，我们只要对史料稍作分析，也不难看出事件的前因后果和真相：

01 李渊才是起义的核心

隋大业十三年（617），时为太原留守、袭爵唐国公的李渊以尊立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的名义，自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据两《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这次起兵的策划和部署全出自李世民一人之手。

“世民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资治通鉴》卷八三）直到李世民将自己的谋划告知李渊时“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经过李世民和众人的反复劝说，李渊才被迫同意，“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

将李渊描绘为胆小怕事、胸无大志的猥琐小人，而李世民则成了大唐帝国的缔造者和开创者。

大业十二年（616），好友夏候端曾以天象劝时任河东讨捕使的李渊：

“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参墟得岁，必有真人起于实沉之次。大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高祖深然其言。”（《旧唐书・夏侯端传》）

可见李渊早有叛隋起兵之心，只是感到时机还未成熟，隐忍未发而已。

大业末晋阳长姜謩曾私下对其亲信说：“隋祚将亡，必有命世大オ，以应图箓，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观之，必为拨乱之主。”（《旧唐书・姜謩传》）李靖“查高祖，知有四方之志”，想去向隋炀帝告发，只是由于“道塞不通而止”（《旧唐书・李靖传》）。显然他们是觉察到了李渊的秘密筹备才会如此断言，可知晋阳起兵的中心人物应该是李渊。

李世民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大业九年（613）年仅15周岁，李渊正式起兵的大业十三年（617）也オ19周岁，不论后世史官将李世民吹得如何才略盖世，也很难想象李渊会选择年龄幼小、政治上尚不成熟的李世民，而其长子李建成《旧唐书》《新唐书》均不载其出生年月，但记玄武门之变时为38岁，可知起兵时年已29岁，显然更应该成为李渊的得力助手。

《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多数催促李渊起兵，李渊却迟迟不动，原因即在于“时建成、元吉尚在河东，故渊迁延未发”（《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即便在击突厥失利，要被解捕到江都治罪的情况下，李渊仍不愿起兵，这不正透露出李渊要等待建成、元吉二人到晋阳后谋划起兵大事吗？

而且，如果催促李渊起兵之说属实，那么，在建成、元吉等人尚在河东时便起兵叛乱，完全不顾及兄弟安危，岂非借刀杀人之举？高祖与庶妻万氏所生儿子智云在起兵后尚留河东，被隋吏捕去送至长安处决（《旧唐书・楚王智云传》），不就正是明证吗！

由此看来，世民与建成矛盾由来已久，早就欲置其于地，这也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理下了伏笔。

对于建唐前李建成、李元吉的作为，《旧唐书》说是“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已来，又无功德，常自怀忧，相济为恶”（《隐太子建成传》），不过是个纨绔子弟罢了，但所幸关于唐朝初创过程，还有《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存世，记载隋大业十三年（617）五月晋阳起兵至翌年五月长安称帝的史实。

作者温大雅在李渊起兵时任“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旧唐书・温大雅传》），该书撰成于“义宁、武德间”（《史通・正史》），在玄武门之变前，有关记载就与《旧唐书》《新唐书》大相径庭。

隋大业十二年（616），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因私喜此行，以为天授。所经之处，示以宽仁，贤智归心，有如影响”（《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至十三年（617），建成尚在河东，李渊对留在身边的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可见晋阳起兵确为李渊本人蓄谋已久之事，且对建成的倚重也溢于言表。

河东是军事要地，处在太原和关中之间，李渊“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而建成亦不负李渊期望，“倾财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攻克霍邑后，《旧唐书》说“河东水滨居人进舟，不谋而至，前后数百人”。想必与建成二人在河东的工作密不可分。

历史上的李建成其实文韬武略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李渊起兵后第二月，建成、元吉从河东赶回太原，随即与世民共同指挥了关系帝业成败的首次大战，一举政克西河城，往返仅用九天时间，从此奠定了进军关中、直取长安的基础。而《旧唐书》《新唐书》涉及这一至关重要的战役时，

西河之役后，建成因功封为陇西公，统率左军，世民封为敦煌公，统率右军，可以说建唐以前的全部军事活动，定西河、取霍邑、围河东、屯永丰、守潼关、克长安等，建成都是直接参与者和指挥者。考虑到该书作者温大雅属于李世民一党，绝不会故意贬低世民、抬高建成，应该比《高祖实录》《太祖实录》真实可信得多。

武德元年（618）李渊定都长安之后，随即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作为储君，建成的主要职责是帮助高祖处理日常政务，“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并委派德高望重的老臣李纲、郑善果辅佐。

而领军作战、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的任务基本上都由秦王李世民承担，客观上为其建立显赫的战功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秦王勋业克降，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的局面。如果这一点便认定建成的政治、军事才能远远不如世民是很偏颇的。黑闼事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窦建德为唐击败后，其部将刘黑闼于武德四年（621）起兵，很快占领故地。李世民奉命围，采取“其魁党皆悬名处决，妻子系虏，欲降无繇”（《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的高压政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勉强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但仅隔数月，武德五年（622），刘黑闼因又再度起兵，“句日间悉复故城”（《旧唐书・刘黑阅传》），定都洺州，称汉东王。李建成接受王珪、魏征的建议，主动请令征讨，一改李世民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的怀柔政策，“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于是“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擒黑闼”。

这足以说明，李建成的军事才能绝对不亚于世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资治通鉴》为了贬抑建成，借王珪之口说“今刘黑因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建成正可借此而轻易博得勋名云云，完全是诬蔑之辞。

因为《旧唐书・刘黑闼传》明确记载武德五年（622）刘黑闼再度起兵，凭借突厥力量进攻山东，瀛州刺史马匡武城陷被害，贝州刺史许善护全军覆没，准阳王李道玄战亡，原国公史万宝大败逃回，沧州刺史程大买、庐江王李瑗弃城逃走，齐王李元吉“畏黑闼兵强，不敢进”（《资治通鉴》卷一九O）。可见当时刘黑因的声势是非常浩大的。

旧时史家的记载，均众口一辞称建成、元吉嫉贤妒能，两人狼狈为奸，多次阴谋加害世民，玄武门之变实在是太宗不得已之举。史载玄武门之变发生前三天，即六月初一晚，建成召世民到东官饮酒在酒中下了毒药，世民当即“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被叔父淮安王李神通扶回西宫。

此事的真实性就颜为可疑。建成既然要置世民于绝地，必然下的是剧毒的毒药，何以世民喝了毒酒仅仅吐了数升血而未当场身亡呢？莫非用了假冒伪劣产品？而且建成居然没有预伏甲士，听任世民逃脱，以建成的政治经验应当明悉行毒酒之计未能成功的严重后果。看来此事多半出于贞观史臣的虚构。

李建成系李渊与窦皇后所生嫡长子，立为太子符合惯例，他也曾为大唐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掌握着东宫独立的武装力量——长林兵，并且获得手握兵权的四弟齐王元吉的支持，李渊最为信任的宰相裴寂，也是建成的坚定支持者。

高祖宠爱的张婕好、尹德妃等人经常在高祖面前说建成的好话：“至尊万岁后，秦王得志，母子定无子遗。”“东宫慈厚，必能养育妾母子。”（《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显然，建成的“接班人”地位十分稳固，看不出他有搞阴谋诡计的必要。

清人王夫之云:

“太原之起，虽由秦王，而建成分将以向长安，功虽不逮，固协谋而戮力与谐矣。同事而年抑长，且建成亦铮铮自立，非若隋太子勇之失德章闻也，高祖又恶得而废之！”

（《读通鉴论》）。

只有李世民身为次子，根据名分绝无做皇帝的可能，

三 玄武门之变真相：李世民久有夺位野心

事实上，李世民确实早有夺取皇位的野心。

据《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李世民平定长安后，秦王府很多文武官员被调往外地为官，使得李世民颇感不安。谋士房玄龄告诉世民，这些人调走得再多，也用不着可惜。但是杜如晦就不同了，此人是辅佐帝王之オ，如果秦王只想当一个藩王，杜如晦这样的人没什么用，但是如果要“经营四方”，则非此人莫属。李世民闻言大惊，“尔不言，几失此人矣”。急忙将已外调为陕州总管府长史的杜如晦调回。

这些对话不可能出自《旧唐书》编者的杜撰，想必是本自贞观史臣的实录。当年记录此事无非是为了突出太宗重视人方却无意中暴露了早在建唐之初，李世民就在积极等备，蓄谋夺取皇位了。

在这场储位斗争中，高祖李渊的态度颇为关键，《资治通鉴》记载早在晋阳起兵之初，李渊就许诺要立世民为太子，只是被世民坚决推辞了。到了武德四年（621），高祖再次私下许诺立世民为太子。言之凿凿，似乎确有其事，但却与同一来源的另外几条材料相抵牾。

东都之役后，李世民逐渐以洛阳为基地，扩充自己的势力，于武德四年（621）设立文学馆，招徕了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等所谓“秦府十八学士”，武将则有所谓的“八百勇士”，引起了高祖的严重不满。

武德五年（622）他对宰相裴寂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此后就对李世民的军政权力加以限制，于该年四月将其兵权转归齐王元吉，不久又罢免了他的陕东道大行台、都督山东河南河北诸军事的职务，由太子建成取代。

接着又驱逐了世民心房玄龄、杜如晦，以致六月初三夜秦王召二人密谋时，他们都是身穿道服化装潜回的。高祖还曾经当面斥责世民：“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由此可见，李渊在立储一事上，态度基本上是倾向于建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皇位合法继承者的太子建成要除掉意欲篡夺的世民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建成的谋士魏征就“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尽管建成采取了不少维护自己地位、打击秦王势力的行动，但始终没有采纳直接刺秦王的建议。

武德七年（624），齐王元吉自告奋勇要为建成除掉世民，“元吉伏护军字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史籍中充斥的建成等人“日夜谮诉世民于上”的记载，看来是建成一直希望能够通过高祖，按正常渠道解决争端，而不愿骨肉相残。

直到玄武门之变的当天，李建成接张婕好的密报，得知世民在高祖面前密奏自己淫乱后宫，高祖将召兄弟三人入宫“鞫问”，李元吉主张

而李世民在种种情势均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要夺取皇位，唯有孤注一掷，发动政变对自己的同胞兄弟下手了。陈寅恪曾据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P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考定，玄武门之变太宗取胜的关键在于收买了原建成的亲信、玄武门守将常何（《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可见玄武门伏兵绝非仓促之计。

史载玄武门的激战结束时，高祖正“泛舟海池”，李世民立即派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去宿卫。须知李渊身为帝王，平时身边都有至少二三百人的禁卫保护，而尉迟敬德竟然能够一身我装，手持武器直闯，且高祖原拟此日一早“鞠问”兄弟三人，此时却有闲情泛舟，也是颇令人奇怪之事。看来，在玄武门之变发生时，高祖已被世民武力挟持，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高祖见到尉迟敬德后大惊，敬德称太子、齐王作乱，已被秦王诛灭，诸大臣纷纷劝“委之国务”于秦王，李渊说：“善！此吾之夙心也。”并写下手敕，让诸军都听秦王号令，随后父子二人相见，抱头痛哭，似乎是父子情深。高祖随即颁布诏令，以世民为太子，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均以谋反罪名处决，两个月后，又宜布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登基。

清人赵翼指出：

“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

（《廿二史劄记》卷一九）谓洞见。

足见这个情节属于后人虚构或者李渊迫于形势而为。

尾声 身后名难掩生前“夺位”之行

就在22年前的隋仁寿四年（604），文帝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其父杨坚和其兄杨勇自立，留在史书上的隋炀帝形象，是个灭绝人伦的暴君，而导演了一场类似宫廷政变的李世民，却是大唐帝国的缔造者，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

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就在于杨广上台后横征暴敛、穷兵黩武不久即身死国灭，被后世视为亡国之君的典型，而李世民则能吸取历史的教训，任用包括原建成亲信魏征在内的一大批名臣，开创盛唐的“贞观之治”，自然可以从容地修改国史。

尽管我们承认唐太宗李世民确实是历史上少见的杰出政治家，但其夺取皇位之举却是不能讳言的。太宗晚年因其诸子争夺储位而极其苦恼，甚至当着大臣的面“抽佩刀欲自刺”（《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就是他自己种下的恶果。

尽管唐太宗要求史官修改实录，但并未否定其杀死兄弟的事实，否则，他尽可以宣称建成、元吉是暴病而亡，修改一切记录，所以让千余年后的我们还能从有限的史料中窥出当时的些许真相。

参考书籍：

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1年版。

2.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

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电子版书籍：

1. 《唐会要》

2. 《史通》

3. 《旧唐书》

4. 《新唐书》

5. 《读通鉴论》

6. 《太炎文录续编》

7. 《大唐创业起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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