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爭鳴：寫作是文學的修行 陳嘉俊稱天變道亦變

這些年，我們的文化氛圍濃了起來，比改革開放初期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變化，既是十年文化浩劫後的補償性恢復，也是改革開放促使生產力發展後的釋放，是溫飽解決之後思想進一步解放的結果。我們這些普羅大眾，在吃飽之後，受傳統儒家文化復興的影響，自覺推動了對下一代文化普及的潮流。這也是中國大學近二十年瘋狂擴招的前因。不像我們那個年代，由於偏科，預選都很難過關，連進入高考的機會都極少。當然，比起那些在文化革命中的大哥大姐們，我最起碼可以讀喜歡的書了。更重要的是，我在學校寫些文章，雖然於高考並不一定有用，但至少不會被批鬥了。這些話聽起來匪夷所思，卻是當年的真實寫照。

今天，我們的寫作，如果不太刻意去涉及政治因素，作家以筆為馬、奔騰馳騁的草原還是很廣闊的。但你真要參照西方的最理想標準，認為我們的寫作還受到禁錮，那麼，我無可辯駁。但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政府必須明確先保障吃飯穿衣的基本人權。這從國家治理的階段性策略來講，是目前能夠找到的最切實可行的辦法。何況，我們並不能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只能參考他們的部分經驗。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口超十億的國家作為現代化樣板供我們模仿。從元朝之後中國就開始患病衰弱，而我們的文化和科技也基本是停滯的。這除了帶來了明清兩朝的閉關鎖國之外，還間接產生了一切服從政權穩定的制度設計（好多人可能會用課本上津津樂道的鄭和下西洋來反駁，但其實這是一個政治行為，而不是商業自由貿易的結果）。映射到文學層面，可以大致斷定，這幾百年來，寫作是談不上自由的。即便有，也無非是對北宋以來文化的總結。而恰是這幾百年，歐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作家的寫作，成為革命或者文藝復興的導火索，進而形成了現代化國家的文學寫作體系。

陳嘉俊（90後作家、演員、歌手），中國政法大學新聞評論員、中國國際報告文學研究會，國學文化傳承工作委員會常務理事，CCTV央視決策中國欄目；中國智庫聯盟專家委員。

因此，我們需要認識到，在世界文化進程中，我們仍在路上。我們的寫作體系是發展中國家的體系，但並非處於一個停滯的階段。所以你用西方的高標準，去要求我們現在的文化和文學體系，不太現實。好多在以前看來天大的事件，若干年後再看，就會明白那只是個過程。哪有那麼多歷史時刻啊？

這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是對中國文化在當代遭到破壞後的修復，同樣也是屬於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革命的一部分，是信息認知、寫作方式、讀者互動等、傳統架構被顛覆後的涅槃期。這個階段矛盾衝突之劇烈是前所未有的。文化、文學的行者們，如果參透了其中的大道，就會對目前社會中的急劇變革有一份清醒的認識，對目前文學的一些怪象，也會有幾分疑惑後的寬容。

由於工作關係，這些年我對席捲中國的城市化對文化的影響有些感受。在西方和港澳臺資本、先富資本、政治尋租資本、寡頭資本等各種因素的摻和下，中國底層多達幾億、渴望改變生活的人民，都投入了這個身不由己的慾望永動機裡。於是有了傳銷，有了賭博，有了炒房，有了打工妹，有了富士康，有了海外移民，以及各類一夜暴富的種種神話。從社會經濟學層面說，這個過程就是城市化。而我和我的家庭也在這個年代身不由己地捲入到這一歷史進程中，到城裡找工作，進而搬進城裡居住。在大趨勢面前，我們只是浮萍。除非真正做到思想超脫，否則除了適應，沒有其他選擇。

目前，城市化的進程仍未停歇，社會仍然在經歷著複雜變革。這個時候，作家們的寫作，就是要感知這個時代的主題，要明白變革的根本是城市化。比如說，現在好多農村女孩結婚必須要對方買房子，很多人認為這是拜金主義。我想如果你的左鄰右舍在城市或縣城都有了一席之地，而且到城裡生活是大勢所趨，你會怎麼辦？當然有的人會說，我就喜歡田園，我是自然主義者。但這一般是那些城市裡想尋求更高質量生活的人的選擇。黃山一帶的山水好不好？那些白牆灰瓦的皖南民居好不好？確實好，凡是有些情懷的，都會在那裡流連忘返。但當我們深入瞭解後會發現一個事實：那裡的年輕人基本上都去江浙了。如果有能力，他們首選上海、杭州定居。因為那意味著更好的生活，而這在山清水秀的黃山卻不能實現。近年雖然有一部分人從大城市迴流了，但很多是在高房價、高工作壓力下的無奈選擇。這就是俗世，是有些庸俗，但又有直言不諱的真實。而這一個一個庸俗的故事，漸漸成為文化現象，成為文學創作豐厚的土壤，成為我們文學寫作中的具象研究。

我們要看透這個時代的實質，要清楚這是一個有故事的時代，但更是一個精神、物質矛盾衝突變化的時期。它給了我們很多眼花繚亂的素材——近7億農耕文明體系裡的農民，要面對城市文明的反差和誘惑，離開故鄉到異鄉打工、求生活。每一個逃離鄉村的人，都在期望生活的改變。這給了我們的寫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芬蘭有一個第一次來中國的記者感慨：我們的國家只有幾百萬人，新聞很少上全球的報刊網絡，因為熱點少。但每天瀏覽網絡，關於中國的新聞卻有一大堆，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這是我們文化研究者和文學創作者的幸運，因為我們有機會見證中國這個世界超大型國家的現代化演進過程，也在目睹著一個世界前所未見的7億農民的城市化進程，以及一幕幕由遷徙導致身份改變而產生的人生悲喜劇。

我們農耕文明的先哲們說：“天變，道亦變。”面對波瀾壯闊的社會變化，我們的作家，應該以悲天憫人的胸懷再次吟詠：“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人生是無法計較的定數，寫作是文學身不由己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