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好莱坞著名导演伍迪·艾伦拍摄了一部不怎么叫座的“穿越”文艺片——《午夜巴黎》。影片中，男主人公是一位极具怀旧情感的当代小说家，带着对1920年代文坛巨匠汇聚的巴黎的无限憧憬，他来到巴黎度假，寻找写作灵感。当他在午夜的巴黎街道漫步，抒发怀古之情时，男主人公奇迹般穿越至1920年代的巴黎，遇到了海明威、费茨杰拉德、毕加索等他做梦都想见到的名人。当男主人公向这些名人倾诉他对这一时代的倾慕之时，他却被告知19世纪末的欧洲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美好时代，“一战”后欧洲走向衰败。不同时代的人对“美好年代”的“想象”各异，但是皆习惯去追溯旧时（英文有谚goodoldtimes）。
近十年来，“民国热”现象实则与影片男主人公的心态有部分相通之处。“怀旧心理”（nostalgicsentiment）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怀旧之情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在对历史过往的回忆或“想象”中，怀旧心理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而且，在不经意间——主观或潜意识中——过滤掉一些信息。记忆褪去底色后，当下展现的又或多或少带有现实的滤镜，其结果往往会导致不全面的历史认知。
但是，民国能“热”起来，也不全是怀旧心理使然，心理因素往往只是许多社会现象的诱因。而“民国热”的背后实际是由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多重交织，分别体现在学术界的小环境与社会大众的大环境。新中国成立后，相关机构进行了旧政权资料整理的工作，在档案资料的编排上也鲜明地体现了揭露、批判“反动派”的立场。1980年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初步建立起了民国史学科。研究者从史料出发，对民国时期进行分析与讨论，展现出作为民国历史的多重面相。民国形象更为客观、全面、饱满。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民国政要日记、文书的开放与近代政治史料的加速出版，大量研究论著问世，带动了出版业的民国选题热，民国史研究产生了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直接对象便是接受历史普及的社会公众。然而，知识“流量”从学术文字走向消遣文字与网络信息时，民国逐渐变为少部分人借由抒发特殊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的道具。秉持客观公正信念的史学工作者将民国时代的过渡性、矛盾性、复杂性努力呈现时，那些并非基于客观研究的少数大众文学或是网络论坛帖子却打着“客观”“公正”的旗号将历史的复杂多面抹去，造成“片面的真实”，再借以之抒发对现实不满。近年来，随着网络环境的全面普及，使得网络生态发生了跨越式巨变：信息的传播手段更加多样，速度也成倍提升。人人都能发声的公众号、短视频等以吸引眼球、快速消费为目标的信息源，以“短小精悍”的内容，有意无意间推动了历史知识传播的单一化、空洞化与娱乐化。
当然，精心包装、别有用心地吹捧民国，凡是民国的皆无条件地“粉”，引导受众与少数现实问题进行比较的毕竟仍是少数。而绝大多数则仍是缺乏整体关怀和简单化叙述的“民国故事”，并与社会公众中间的怀旧情绪产生共鸣。这当中，属民国知识分子与民国军事逸闻最引得广大民众口耳相传的兴趣。
近十年来，民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陈寅恪、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早已从学界研究走入了大众视野。只要稍作留意，相关出版品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通俗读物，只要与民国大师沾边，出版商往往使书籍在各大书店与网购平台热卖。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北洋政府治下还是在蒋介石掌控的国民政府时期，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是近代中国以来各学科名副其实的奠基人，以及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者；他们社会地位崇高，受到当局相当之礼遇与包容。然而，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这种片面的拔高不仅忽视了民国时期科研成果总体较低的水准，而且更漠视了当时的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的精英教育体制下，绝大多数民众仍不能受到最基本教育的事实。忽略民国时期文化界、教育界的根本短板，仅仅去追捧大师、名人的轶事趣闻恐怕是脱离实事求是的精神的。这非但不能起到在广大民众中普及正确历史知识的作用，而且间接意义上还抹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教育与文化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民国时期，文化界人士不断叩问国货何时能真正取代洋货，而现如今，中国制造已遍及全世界，而且高精尖领域如航天技术、深海探测、5G通信技术等皆已挤入世界领先的行列，单就这一点便能说明问题。
事实上，民国作为中国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历史时期，各个领域都处于筚路蓝缕的阶段，不少民国知识分子有开拓之功，自然应予铭记，没有民国时期近代知识体系的初建，学术积累的起步，也很难有今日的突破。然而，正因其草创之时，今人也不必过分夸大之，更不必因过去而否定今日的成绩。
民国军事史实也同样受到并非从事专业史学、军事学研究的民众的关注。一些民间军事爱好者论坛上，对民国军事问题的热烈讨论层出不穷；而一些“抗战神剧”的粗制滥造与热播，虽在影视艺术与历史普及上并无多大价值，但却也从侧面反映出大众对民国军事题材的青睐。
民国时期的军队与军事也带有过渡时代的明显烙印。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政府不断试图努力打造一支近代化的国防军队。从军队的编制、武器，到军事人才的培养与党义的灌输，再到兵员的征集补充，乃至整个国防体系的构建，一系列举措深刻地反映了军事近代化的宏图。相较于晚清军队的积弱与不堪一战，南京国民政府头十年的军事建设实则为抗战御侮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这才有后来淞沪一役打破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但是，国民政府的军事近代化又是不彻底的。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地盘仍属有限，许多部队虽名义效忠中央，实则还保留了相当地方色彩。社会上广为流传甚至已有些过度吹捧的中央精锐“德械师”其实不过是当时现役部队中极少数的一批“试验品”，现有留存的人人钢盔、步枪，精神饱满的德械师“定妆照”决不能反映国民党军的普遍面貌，仍有不少军队是杂枪杂炮，衣着不统一，战力低下的地方杂牌部队。当时的中国在面对日军的残暴侵略时，实际上是以前近代农业国的薄弱基础，支援着仍未近代化的并未真正统一的武装力量，去抵御军事现代化的敌人。
就军事的其中一个面相——兵员的征集而言，抗战前几年，南京国民政府才正式颁布了近代意义上的征兵法，改长久以来的募兵制度为征兵制度，试图学习西欧国家与日本高效的动员机制。从制度改辙言之，这在当时是一大进步。但在制度实践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低下的资源整合与汲取力量，决定了征兵实施的巨大困境，没有庞大的动员机器辅助征召令在基层社会的落实，征兵对政府而言实心有余而力不足。抗战时期，征兵制度尽管为国民党军提供了相当兵员，但也演成了一幕幕胡乱拉壮丁的悲剧。这是前近代国家在移植近代制度时所必经的阵痛。现如今，不少演义文学与网络段子过度夸大的国军党军队战力，吹捧德械、美械的意义，显然又是不切合实际的片面文字。
片面化、简单化民国时期，选择性地呈现某个面相，无论积极与负面，都会造成错误的历史认识。近言之，会影响社会大众之舆论，远言之，则恐怕会影响一代乃至更久的民族记忆。真正专业严肃的历史研究者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不会扭曲史实，去认可片面呈现的民国，甚至是所谓别有深意的“民国范儿”。在主流学界认知中，民国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进程，与任何客观事物一样有其短处和长处，需要辩证地去思考历史遗留的问题。但是，专业学者又多身处象牙塔，与社会舆论存在一定的脱离，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去澄清与矫正网络空间中的只言片语。我们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承担起历史普及的责任，特别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与专业史学研究团队的倾力合力，使客观专业的最新研究成果较快地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普及文章，迎合广大民众的兴趣与口味。另一方面，对青少年的历史与民族记忆的教育，更应结合现如今的技术手段，包括大型公益史料数据库，题材多样内容活泼的短视频等，使客观全面的历史知识更亲近年轻人，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民族认同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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