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城外，一群閒人正在圍著"官示榜"議論紛紛，人群中不時傳來一兩聲驚歎。剛剛在長安城打探完消息的我，站在人群中，望著官示榜上的幾張通緝令，伸手將帽沿壓到最低，默默的退出了人群。
您猜得沒錯，我就是官府通緝令上的"盜賊"，眼下我的畫像就赫然貼在城門口。
一、我的情況
我並不是生來就是盜賊。雖然我沒有什麼文化，家境也很普通，但我也知道當盜賊是玷汙祖宗的事情，要不是沒辦法，誰願意走這條路啊！
我是河北邢臺人，這裡在春秋時期屬於趙國，趙國的武靈王就是在我的家鄉大朝五日，發佈胡服騎射的國策，在全國開始了影響深遠的"胡服騎射"。當時趙國與北方少數民族長期作戰，民風尚武，少數民族那種彪悍之氣漸漸帶入到我們燕趙大地。
我們燕趙大地，也是中國"俠"文化的發源地。俠是一種行為，也是一種理想，一種飽含著夢幻與榮光的意志，無論於理是合是悖，無論於法是反是違，俠永遠固執著心中不變的追求。而這追求，是在呼天不靈時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應時的代地執法，有所不為，有所必為，在執法不公正時，在合情不合理時，俠者驀然回首、橫空出世，代行著公平執法、救難救急的使命。
"俠"文化經過魏晉至隋這數百年亂世的發展，到我們大唐時再次迎來一個高峰。我的家鄉就湧現過"車中女子"、潘戾、皇甫將軍等俠客，他們劫富濟貧，揚善懲惡，使得很多鄉里子弟以他們為偶像，以成為"俠盜"為榮。我也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所以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加入了盜賊的行列。
二、我為什麼要當盜賊
我大唐在歷史上佔有最為輝煌燦爛的一頁。我朝定鼎之初，頒佈《唐律令》，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法，在均田制的基 礎上建立了完善的稅收制度，賦役比較輕，人口不斷增長，政府倉稟庫藏充實，社會和諧融樂。
我朝太宗皇帝用"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的方略治國，提倡重農務本，務使"家給人足"，採取了一系列"勸課農桑"、"不奪農時"、"撫民以靜"發展社會經濟的政策，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使得國家繁榮富強，我們老百姓的日子也蒸蒸日上。尤其是在當今明皇登基之初，賦稅均平，採輕徭省賦，放寬庸調的完稅期限，注重興修水利，發展農業，使得"
四方豐稔，百姓殷富"，國力空前強盛，創造了"開元盛世"的鼎盛局面。我朝詩人杜甫有"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之詩，說的就是這一黃金時期。
我們普通的均田農戶，是唐王朝賦稅徭役的主要承擔者,所謂"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但自永徽以來，均田制日趨廢壞，王公貴族們強佔良田之風越演越烈，許多均田農戶失去了他們的土地，開始破產，成為破產流亡的"逃戶"。中書舍人韋嗣立曾向皇帝上疏說:"
今天下戶 口 ,亡逃過半 ,租調既減, 國用不足 "，均田農戶經濟的破產流亡及其僱農化 、佃農化已相當嚴重 ,威脅到了國家財政收入和社會穩定,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我朝均田農戶作為均田制下的個體小生產農戶，授田普遍不足。連位於關中平原的三輔之地，也是"萌庶孔殷，丁壯受田，罕能充足。所以水旱之歲，家室未豐"，更不要提我們這些飽受戰火的燕趙百姓了。這種情況在我朝初年，吏治清明的情況下，還並不突出；然自天寶以來，政治腐敗和吏治貪殘越來越嚴重，均田農戶只得被腐敗黑手宰割 ，"剝奪既 深, 人不勘命, 百姓失業 ,因即逃亡 "。
高宗以後，我朝開疆拓土，邊事增多，賦役更加繁重。最為嚴重的是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造反，戰火連結，我大唐"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人煙斷絕 ，千里蕭條 "。我們邢臺原來有四萬餘戶， 賊來之後燒殺搶掠，活命者不滿四千，更是無力負擔賦稅，不得不成為逃亡的流民。正如我朝監察御史韓琬說的那樣："流離之人 ，顧不得已也。然以軍機屢興 ，賦斂重數，上下逼促，因為流民"。
成為流民的鄉親，要麼潛藏山澤，逃入深山大澤地區 ，到王朝控制力較弱的地區從事艱辛的墾荒生產；要麼成為社會上層貴富集團田莊的僱農或佃農，任由他們剝削壓迫。其中的青壯年也有不少和我一樣，逃亡山林，成為"盜賊"，進行武裝反抗。就目前來說，東都洛陽至淮、泗，"多有盜賊 "。這裡面的大部分人原來都是良民，只是生活所迫，"無所控訴，只得相聚為盜"。
三、長安地區的治安管理
我所在的盜夥，活躍在長安附近地區。這裡原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聚集了無數達官貴人、官僚地主。
長安城裡主管治安的最高長官原為雍州牧，後改為京兆尹。緝捕盜賊是京兆尹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所以他們鎮壓我們的手段也極為嚴厲。
自神龍年間起，京兆尹府便規定在府界內捕捉到的強盜，只要查獲的贓物達到絹三匹的標準，便可以處以極刑。如果不滿三匹，可按情節處以杖刑或者徒刑。重要的是，從天寶五年起，這種判決就不需要上報朝廷，也不需要皇帝的批覆。因為玄宗皇帝認為京兆尹
"京邑浩穰，庶務煩劇，若一罪一刑，動須覆奏，不惟懼於留獄，實亦煩於聖覽"。而且三輔之地，肅清盜賊尤其重要，所以給了京兆尹極大的自主權。長安城除了京兆尹府外，還有禁衛軍系統也負責抓捕我們。宿衛京師的禁衛軍是左、右金吾衛，有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宮中及京師晝夜巡警之法"。相對於京兆尹，金吾衛的權力更大。他們只要證據確鑿，便可當街處死盜賊，連審問都免了。前些年京中有惡少橫行，不把京兆尹盧立徇放在眼裡，被金吾衛大將軍杜中立抓了個現行。杜將軍二話不說，"立錘死"，嚇得再也無人敢在長安橫行。
金吾衛是皇帝的近宿，也是皇帝的親信，非皇帝信任者不足以擔任金吾將軍一職。所以杜中立才有底氣不經審理，當街處死犯法之人，想借此震懾我們這種人。
長安城中除了上述的兩個衙門之外，還有巡街使衙門，分察六街徼巡。抓捕盜賊也是他們的工作職責之一，而且後來漸漸取代了金吾衛的維護長安穩定的工作，使金吾衛能專心負責保衛皇帝。安史之亂後，街使的治安管理權力又漸漸移交給了神策軍，神策軍有自己的監獄，專門關押盜賊和不法人員，只要落入神策軍手中，必然會受盡拷打，有錢人還能用錢贖命，沒錢的絕對的九死一生。
長安之外的各個地方州縣，由刺史主管全面治安，法曹和司法參軍負責具體的緝捕盜賊工作；縣裡則由縣令和縣尉主管治安。由於法曹和司法參軍的工作性質很重要，他們的任免權在中央政府，地方長官無權對他們自行闢除。
我有個夥伴長期在京城邊的萬年縣為盜，有一次失手被萬年縣令李令質抓住了。我這個夥伴的姐姐是個妓女，認識駙馬韋氛，便求駙馬爺搭救弟弟。但李令質根本不買駙馬的面子，而且在皇帝面前還告了駙馬一狀，說"臣不懼勢，但申陛下法，死無所恨"，還是處死了我的夥伴，將其首級懸掛在長安鬧市，嚇得我們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去長安做案。
四、唐朝對盜賊的處罰規定
我朝有一部《唐律疏議》，其中有七篇《賊盜律》，就是針對我們所設。上面規定："諸強盜，不得財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十匹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匹，絞；傷人者，斬"。
我朝對強盜的處罰比偷盜者要重得多。對強盜的處罰依據盜取財物的價值定罪，價值越高，處罰越重。上述《賊盜律》便詳細列舉了盜取不同物品的量刑標準。如果手拿兇器進行盜搶，那性質就比較惡劣，處罰最為嚴厲。
對於我們這種團伙的盜賊，政府認為人多多，危害大，甚至威脅到他們的統治，所以處罰尤重。只要是達到五人以上，持械盜搶者，就比照謀逆罪進行處罰，所有被捕者都會被斬首，家裡的財產也要沒收，父親和兒子也要流三千里，妻子女兒沒官入樂籍，可以說是"一人犯罪，全家遭殃"。
雖然太宗時期法律比較寬鬆，一年處決的犯人不超過百人；但到了我們天寶年間，社會動盪，矛盾尖銳，統治者認為"禁嚴則盜賊屏息，閭里皆安。政緩則攘竊盜行，平人受弊"，所以用嚴刑峻法來對待我們，動不動就是殺頭絞首。
就在前不久，魏州有一夥盜賊被當地的刺史抓獲。這夥人中有幾個武藝高強，能引弓二百四十斤，刺史愛惜人才，想把他們招入軍營效力，但司法參軍劉頗堅決反對。劉頗說"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意思是這些人就算有韓信和彭越（二人都是西漢名將）的本領，也不能法外施恩，不顧法律的嚴肅性，因此這幾位兄弟還是被殺掉了，真的非常可惜。
五、唐朝的止盜措施
官府也知道，光靠殺是殺不絕盜賊的，還得要疏和堵。為了不讓我們到處流竄，政府制定了嚴格的戶籍制度，將戶籍分成團貌、手實、計賬和戶籍四個程序，詳細登記每戶人數和人員的年齡、相貌，嚴格管控百姓遷移，加強對百姓的人身控制。
大唐律法規定，民眾的遷徙，只能從人多地少的地區遷往人少地多的地區，從役輕的地區遷往役重的地區，從無軍府的地區遷往有軍府的地區，從邊遠地區遷往內地，絕不允許逆向遷徙。
前些年，玄宗皇帝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括戶工作，檢括出了數十萬流動人口。政府對這些人大多數遣送回原籍，少部分就地落籍。但這個行動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老百姓的生計問題，所以檢括之後不久，流民又漸漸蟻聚，戶口流散現象又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為了控制人口流散，我朝還通過給外出的百姓發放"過所憑證"，在重要的關隘和路口進行檢查，想控制民眾的流動。城市中還設置了夜禁制度，天黑便關閉城門，早上再打開，也是想防範和限制我們的活動。
對於盜賊中的大團夥，政府不惜運用軍隊進行圍剿。像我經常活動的長安附近地區，金吾衛也會時常出動，對我們進行抓捕和圍剿。但天不滅曹，由於金吾衛每次出去，都要京兆府向其支付費用，不給錢就上京兆府衙門鬧事，所以雙方經常鬧矛盾；加上金吾衛也不願意將我們全部剿光，這樣以後就沒有財源了，大家心照不宣之下，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間。
其實我們不怕官軍圍剿，因為我們目標小，靈活性強，官軍來我們就轉移，加上官軍內部不團結，所以圍剿對我們的影響不是很大。對我們隊伍影響最大的東西您猜是什麼？是佛教！
佛教東傳後，與本土文化相結合，至我朝已大盛，在百姓中信徒眾多。就是我們盜賊裡面，信佛的人也佔了很大比例。朝廷多次說過："釋教懲惡勸善，以齊死生，美利天下"，特別是社會秩序混亂的亂世，佛教在感化民眾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佛教中的因果報應和生死輪迴的思想，讓不少我的同行們發生了轉變，讓他們接受了現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去"修來生"。這一點我是很反對的，但是佛教真的改變了許多盜賊的人生，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六、我的未來在哪裡
未來何去何從，我也很迷惘。我做盜賊也是生活所迫，並不是天生的壞人。我也想棄暗投明，棄惡從善，做一個良民。但是我位於家鄉的田地已被那些節度使和官老爺所佔，我如果回鄉，何以為生？
在我生活的這個時代，民有八苦: 官吏苛刻，一苦也； 私債徵奪，二苦也； 賦稅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伸，六苦也； 凍無衣，飢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 死不得葬，八苦也。暴政、重稅、苛捐加速了社會貧富懸殊，分配不公；社會缺乏公平與正義，激化了社會矛盾。
雖然政府號召我們回原籍做個安分守己的良民，但是王公、富豪之家等對土地"恣行吞併, 莫懼章程 "的惡性侵奪，勳親貴戚、豪強巨紳更是目無王法綱紀，橫行不法，大施聚斂，公開掠奪貧民的田地資產，致使均田制下的小農大批大批失去土地，造成了大批像我這樣的均田農戶經濟破產，也使得政府挽救均田農戶經濟政策措施最終難以成功。
親愛的讀者朋友，你們說，我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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