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一結束，吐槽滿天飛，這似乎已成了每年必定按時出演的一場大戲。
學霸崩潰？
十分鐘宣佈棄考？
被一朵雲虐到哭？
被斷臂維納斯逼瘋？
............
哈！似乎只差尋梁覓井了，真乃洋洋一大觀也！
仔細想想，也難怪哈，高考必竟是人生一件大事，若非身在其中，否則其間曲折坎坷斷難體會，辛酸苦辣也絕非虛言。
不過，看這場堪稱經典又不斷翻新的吐槽大會，一代代曾經經歷過此番“戰火”洗禮的師叔師孃師兄師姐們，多半也只能會心一笑、不過爾爾罷了。
倘若再往前追溯八十年，去看看在那個真槍實彈戰火瀰漫的年代，和我們今天一樣的高考學子們是否也曾這樣被虐哭過？也曾這樣被逼瘋過？
1938年，西南聯大在昆明成立，從1938至1940年，西南聯大組織了第一、第二、第三屆統一招生考試。
考慮到戰時學生交通和地域便利，當時是把全國劃分為12——15個考區，全國統一命題考試，國家權威教育和招考機構根據學生考試成績和預先填報的志願錄取，這與今天已無太大差別。
“招生委員會”由蔣夢麟（北大校長）負責，聯合梅貽琦（清華校長）、張伯苓（南開校長）、熊慶來、潘光旦、胡適、 馮友蘭等18位著名教授組成。
按當時“大綱”規定，“統考”分三組，每組分別考《公民》、《國文》、《英文》、《數學》，史地生化等7門，如同“X+1”的模式，報考師範類也必須加考口試。
“招生委員”聘請的命題及閱卷人員也均為當時著名教授，如：朱自清（國文）、華羅庚（數學）、吳大猷（物理）、錢穆（歷史）等等，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從西南聯大畢業出來的大師數不勝數，在此不一一贅述。
統一考試從出題到印刷、試卷押送、簽收啟封等每個環節，雖然沒有今天這些高科技，但其保密措施和各級的重視程度如同今天一模一樣毫不含糊，舉個例子：
1939年的第二屆統考，就因為一條“昆明考區疑似部分考題洩露”的傳聞，“招生委員會”就緊急啟用了第二套備用的試卷。
當時由於戰時條件，時間倉促來不及一一核實傳聞，但為了慎重起見，蔣夢麟當機立斷決定撤換試卷，啟用另一套“預擬試題”，並在之後致電重慶教育部，把詳細經過一一報備：
“......為慎重起見，所有各科考試，一律改用本區預擬試題，即在西南聯合大學內於各科考試之前一晚，漏夜油印.....”（蔣夢麟電文語）
也正因為有了這次特別的經驗，在後來的招考中，教育部著重要求各考區必須加強保密措施，一定要有一套備用試卷，並就一些特殊情形做了詳盡的預備處置計劃，例如：“如遇空襲或發生其他意外，得采用該區預擬試題，但事後應及時上報統招委”等等。
不但如此，為確保萬無一失，不但重新換了另一套試卷，那一屆的考試還異常嚴格。
考場在雲南大學及昆中北院兩處，有羅常培、張奚若、金嶽霖、雷海宗等著名教授參加監考，監考人員一律佩戴統一的徽章才能進場，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這次考試結束後，昆明考區試卷於８月20日上午９時在雲南大學評閱，26日上午９時又評閱香港分區送交過來的試卷。
那一屆全國報考總數為20606人，當時全國國立大專院校錄取新生總計5371人。
昆明考區報考人數為1849人，香港分區報考1645人，合計3494人，這兩地一共錄取新生335人，其中雲南籍報考446人，錄取34人，錄取率僅為7.62％。
雲南省主席龍雲看到這個情況後十分詫異，特意找教育部談這個事情，說這錄取人數也太少了嘛，說過去每年也有150人左右考入大學，怎麼今年才34人，就求情，希望可以略為增加一點名額。
後經教育部協商，回電同意讓滇籍落榜學生再加試一場，雲南大學新增加100個錄取名額。
不過最終，雲大還是隻錄取了48人，還不到教育部限定名額的一半！足見當時考試和錄取之嚴！
從僅存的一些考試題，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那些大師們在教育上已有十分開闊的眼界和先進的理念，考試命題的一些重要原則如“各科命題，不宜空泛或偏重記憶”等已經明確寫入“大綱”。
僅舉一例，西南聯大1939年招生考試歷史試卷由雷海宗、錢穆等人命題，比如有這樣的題目：
名詞解釋（原注：答案務求正確明晰，簡明扼要）
（１）大化革新；（２）華盛頓會議；（３）查斯丁尼法典；
（４）美國南北戰爭；（５）白裡克里時代；（６） 鄂託曼帝國；
（７）三級會議；（８）啟明時代；（９）百年戰爭；（10）凡爾賽條約。
又如：1943年《公民》題（文法組）有這樣的題目：
解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語的意義？
沒有更多硬性的要求，但閱卷自然是要求知識點及不同角度的闡釋發揮，考驗的同樣是個人綜合能力和人文素養，這些與我們今天的高考要求並沒有區別。
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評選出全部81位院士，有27人出自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校友中，174人是“兩院”院士（中國科學院163人，中國工程院13人）。
閱讀更多 朵雲流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