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一结束，吐槽满天飞，这似乎已成了每年必定按时出演的一场大戏。
学霸崩溃？
十分钟宣布弃考？
被一朵云虐到哭？
被断臂维纳斯逼疯？
............
哈！似乎只差寻梁觅井了，真乃洋洋一大观也！
仔细想想，也难怪哈，高考必竟是人生一件大事，若非身在其中，否则其间曲折坎坷断难体会，辛酸苦辣也绝非虚言。
不过，看这场堪称经典又不断翻新的吐槽大会，一代代曾经经历过此番“战火”洗礼的师叔师娘师兄师姐们，多半也只能会心一笑、不过尔尔罢了。
倘若再往前追溯八十年，去看看在那个真枪实弹战火弥漫的年代，和我们今天一样的高考学子们是否也曾这样被虐哭过？也曾这样被逼疯过？
1938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从1938至1940年，西南联大组织了第一、第二、第三届统一招生考试。
考虑到战时学生交通和地域便利，当时是把全国划分为12——15个考区，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国家权威教育和招考机构根据学生考试成绩和预先填报的志愿录取，这与今天已无太大差别。
“招生委员会”由蒋梦麟（北大校长）负责，联合梅贻琦（清华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熊庆来、潘光旦、胡适、 冯友兰等18位著名教授组成。
按当时“大纲”规定，“统考”分三组，每组分别考《公民》、《国文》、《英文》、《数学》，史地生化等7门，如同“X+1”的模式，报考师范类也必须加考口试。
“招生委员”聘请的命题及阅卷人员也均为当时著名教授，如：朱自清（国文）、华罗庚（数学）、吴大猷（物理）、钱穆（历史）等等，西南联大的教授和从西南联大毕业出来的大师数不胜数，在此不一一赘述。
统一考试从出题到印刷、试卷押送、签收启封等每个环节，虽然没有今天这些高科技，但其保密措施和各级的重视程度如同今天一模一样毫不含糊，举个例子：
1939年的第二届统考，就因为一条“昆明考区疑似部分考题泄露”的传闻，“招生委员会”就紧急启用了第二套备用的试卷。
当时由于战时条件，时间仓促来不及一一核实传闻，但为了慎重起见，蒋梦麟当机立断决定撤换试卷，启用另一套“预拟试题”，并在之后致电重庆教育部，把详细经过一一报备：
“......为慎重起见，所有各科考试，一律改用本区预拟试题，即在西南联合大学内于各科考试之前一晚，漏夜油印.....”（蒋梦麟电文语）
也正因为有了这次特别的经验，在后来的招考中，教育部着重要求各考区必须加强保密措施，一定要有一套备用试卷，并就一些特殊情形做了详尽的预备处置计划，例如：“如遇空袭或发生其他意外，得采用该区预拟试题，但事后应及时上报统招委”等等。
不但如此，为确保万无一失，不但重新换了另一套试卷，那一届的考试还异常严格。
考场在云南大学及昆中北院两处，有罗常培、张奚若、金岳霖、雷海宗等著名教授参加监考，监考人员一律佩戴统一的徽章才能进场，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这次考试结束后，昆明考区试卷于８月20日上午９时在云南大学评阅，26日上午９时又评阅香港分区送交过来的试卷。
那一届全国报考总数为20606人，当时全国国立大专院校录取新生总计5371人。
昆明考区报考人数为1849人，香港分区报考1645人，合计3494人，这两地一共录取新生335人，其中云南籍报考446人，录取34人，录取率仅为7.62％。
云南省主席龙云看到这个情况后十分诧异，特意找教育部谈这个事情，说这录取人数也太少了嘛，说过去每年也有150人左右考入大学，怎么今年才34人，就求情，希望可以略为增加一点名额。
后经教育部协商，回电同意让滇籍落榜学生再加试一场，云南大学新增加100个录取名额。
不过最终，云大还是只录取了48人，还不到教育部限定名额的一半！足见当时考试和录取之严！
从仅存的一些考试题，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那些大师们在教育上已有十分开阔的眼界和先进的理念，考试命题的一些重要原则如“各科命题，不宜空泛或偏重记忆”等已经明确写入“大纲”。
仅举一例，西南联大1939年招生考试历史试卷由雷海宗、钱穆等人命题，比如有这样的题目：
名词解释（原注：答案务求正确明晰，简明扼要）
（１）大化革新；（２）华盛顿会议；（３）查斯丁尼法典；
（４）美国南北战争；（５）白里克里时代；（６） 鄂托曼帝国；
（７）三级会议；（８）启明时代；（９）百年战争；（10）凡尔赛条约。
又如：1943年《公民》题（文法组）有这样的题目：
解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的意义？
没有更多硬性的要求，但阅卷自然是要求知识点及不同角度的阐释发挥，考验的同样是个人综合能力和人文素养，这些与我们今天的高考要求并没有区别。
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出全部81位院士，有27人出自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校友中，174人是“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163人，中国工程院13人）。
閱讀更多 朵雲流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