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巴勒斯坦，你的第一反應是？
戰亂，分裂，壓迫，腦子裡蹦出的總沒好詞兒。
史家不幸詩家幸。巴勒斯坦的悲慘境遇，也確實催生了一系列優秀的紀錄片和現實主義題材電影。
說到巴勒斯坦電影，註定繞不開這個導演——伊利亞·蘇雷曼。他改變了近年來巴勒斯坦電影在國際上的面貌。
伊利亞·蘇雷曼
他的[消失文明的編年史][神的介入][時光依舊]被稱為“巴勒斯坦三部曲”，將鏡頭對準個人而非意識形態，展現了巴勒斯坦在以色列治理下的荒誕亂象。沒有苦大仇深，相反卻充滿幽默。
[神的介入]曾獲得2002年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評審團獎
[時光依舊]過後整整10年時間，伊利亞·蘇雷曼沒有新的作品問世。
直到2019年，這位60歲的導演，帶著自編自導自演的新作[必是天堂]再度殺進了戛納的主競賽單元，收穫了評審團特別獎和費比西獎競賽單元獎。
[必是天堂] 豆瓣 7.6，IMDb 7.1，爛番茄新鮮度94%
十年沉澱，蘇雷曼帶著對巴勒斯坦國籍和身份的另一種探索迴歸。這次他跳出巴勒斯坦，站在全球維度來審視這個國家和這個世界。
▼
[必是天堂]的敘事被一個元概念所框定，導演蘇雷曼在電影中飾演自己，他帶著自己所寫的名為《天堂可以等待》的劇本四處尋找投資人。最後拍出來的就是這部電影本身。
劇本名致敬劉別謙1943年的電影[天堂可以等待]
蘇雷曼的作品承襲了默片喜劇時代的電影風格：儘量少的對白，弱化戲劇性，依靠個人表演撐起電影，製造喜劇效果。
只是在[必是天堂]中，蘇雷曼的表演有別於卓別林、巴斯特·基頓、哈羅德·勞埃德誇張的肢體動作，僅保留面部表情來演繹，尤其是他那對搶戲的眉毛。
《The Wrap》對此的評價是：“蘇雷曼以一個安靜的觀察者的身份，來看待這個世界的荒謬，並以一種誇張的表情來回應。這種表情的力量勝過言語十倍。”
作為一部政治喜劇，搞笑自然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諷刺。
從家鄉拿撒勒到巴黎再到紐約，最終回到拿撒勒。日常生活中的荒蠻故事被串聯起來，看似隨意，毫不相關，但多少帶有一點政治隱喻。
蘇雷曼戴著他標誌性的帽子，用一種略帶困惑的眼神看世界，而我們藉由他的視角，觀看著他眼中怪奇的光景。
最後兜兜轉轉一大圈回到原點，才發現他鄉即故鄉，故鄉即自我。
▼
▷ 拿撒勒
電影的第一站是在拿撒勒。
蘇雷曼走在街上，回身看見一群抄傢伙的混混在跟著自己，其實只是剛好同路；他點了一杯啤酒坐在餐館，對面有兩個壯漢惡狠狠盯著自己，其實不是要找他麻煩，只是覺得菜不好吃。
蘇雷曼的生活充滿了假想敵，時刻覺得有人在暗處密謀加害自己。
蘇雷曼站在家中的陽臺，看著一個鄰居闖進他的花園，大搖大擺地修建檸檬樹的枝杈，給檸檬樹澆水，再摘走幾個檸檬。
被發現了也毫不慌張，對蘇雷曼說：“別以為我在偷東西。我敲了門，但沒人應。”
發生在拿撒勒的事情，都有著很明顯的隱喻。蘇雷曼就是巴勒斯坦，鄰居對其花園理直氣壯的使用，就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土地的侵佔——每天奪走一點點土地，到後來完全搞不清它真正的主人是誰。
蘇雷曼不願繼續提心吊膽過日子。他做出了許多巴勒斯坦人面對威脅做過的事，離開這個國家。
隨著電影的配樂從傳統的阿拉伯音樂轉變為歡快的爵士樂，蘇萊曼上路了。
▷ 巴黎
蘇雷曼先去了法國巴黎。
在巴黎的咖啡館前，他目不轉睛地盯著街上來來往往的漂亮女孩，持續了很長時間。他回到公寓，也能看到對面大樓裡播放的T臺秀。
時髦，年輕，浪漫，這就是蘇雷曼對巴黎的第一印象。
隨著蘇萊曼待的時間越長，他也看到了巴黎的另一面。
早晨的街道空空如也，裸露出巴黎的骨架，令人毛骨悚然。然後那些受壓迫的人，無家可歸的人，被警察追捕的阿拉伯人，逐一被填充進來。不過是以超現實主義的風格，當作一種視覺笑料來呈現。
噴氣式戰鬥機從頭頂掠過，坦克從法蘭西銀行門前駛過，閱兵式在巴士底日(法國國慶)突然舉行，哪怕沒有任何旁觀者。
蘇雷曼在巴黎看到了軍國主義，它不僅限於中東。
若要嘗試解讀每個場景下的中東政治寓言，那麼這隻麻雀或許就代表著忠誠和衝突。它被蘇雷曼收留，卻嚴重擾亂了工作。
這個片段很有代表性，它告訴我們政治喜劇原來也可以拍得如此輕盈而不輕佻，看上去毫無冒犯性。
當然蘇萊曼到巴黎還有一件要緊事，就是給自己的電影拉投資。
然後巴黎的製片人告訴蘇雷曼：“這部片子是關於巴勒斯坦衝突問題，我們對巴勒斯坦的狀況是懷有同情的。但肯定不是要做一部充滿說教，或者是渲染異國情調的影片。你這個項目的‘巴勒斯坦意味’不太夠。”
這個裡外呼應是電影中的有趣時刻，就好像打破了第四堵牆，抑或說，第四堵牆壓根就不存在過。
▷ 紐約
從巴黎出發，蘇雷曼來到了美國紐約。
蘇萊曼依舊先帶著驚奇的眼光審視這座城市的迷人特質，然後，那些美好印象接著被打破。
在紐約的超市裡，蘇萊曼發現人們正在購買自動武器，從超市出來時，他看到每個人都帶著步槍，甚至火箭筒等各種武器。
這是一個高度“美化”的時刻，既說明巴勒斯坦人如何看待美國人持有武器的熱情，也暗指身處更自由的西方，眼前仍是槍火遍佈。這等威權壓迫的景況，與巴勒斯坦境內的遭遇何其相似。
然後在紐約的出租車上，蘇雷曼說出了自己在電影中僅有的兩句臺詞。
-“你從哪裡來？”
-“拿撒勒。”
-“拿撒勒？有這個國家嗎？”
-“我是巴勒斯坦人。”
出租車司機踩下剎車，突然興奮了起來。他為自己的車上有一名真正的巴勒斯坦人感到激動，甚至還打電話給妻子彙報了這件事情。
“拿撒勒”和“我是巴勒斯坦人”，這是蘇雷曼在整部電影裡的所有臺詞。似乎是在說，國家身份只是一個形容詞，而不是一個專有名詞。
離開美國前，蘇雷曼找到了一位塔羅牌大師。他只想問一個問題：“會有一個巴勒斯坦嗎？”
這個塔羅牌大師算了兩遍，然後支支吾吾地對蘇雷曼說：“會有的，肯定會有的，一定會有的，絕對會有的，會有巴勒斯坦的，但不會在你我的有生之年。”
這是整部電影中難得顯露的悲觀情緒。
▷ 拿撒勒
最後，蘇雷曼還是又回到了拿撒勒。
在拿撒勒的一個俱樂部裡，蘇雷曼面無表情地看著一屋子的青年男女高舉手臂，在嘈雜的電子樂中，歡快地舞蹈。
他們就像世界上大多數城市的年輕人那樣，沉溺在自我幻覺中，不知道這個國家曾經或將要遭受什麼，而他們又恰是這個國家最後的希望。
蘇萊曼接受了巴勒斯坦的年輕人，他說過，“拿撒勒雖然是個充滿絕望的地方，但是在充滿活力的年輕人身上，可以看到沮喪和悲傷的情緒都被釋放了，並在這裡轉化為某種希望。”
雖然[必是天堂]這部電影並未找到解決巴勒斯坦人身份危機的方法，但它確實比導演之前的作品更有希望。
蘇雷曼堅信的是，巴勒斯坦人民是堅韌的，最終也將獲得自由。再也不需要去世界別處尋找天堂，這裡才是天堂。
▼
蘇雷曼在[必是天堂]的導演筆記中寫道：“如果我之前的電影試圖把巴勒斯坦作為世界的一個縮影，那麼[必是天堂]則試圖向觀眾展示，世界已經成了巴勒斯坦的一個縮影。”
在巴黎和紐約所創造的種種滑稽誇張的景象，都是為了論證這個觀點。
整個世界變成一個巨大的警察國家，全副武裝的世界公民，相互猜疑地打量著對方。這一切都在巴勒斯坦發生過。
而蘇雷曼的天賦就在於，他用了最溫和的方式，來傳遞這種巨大的不安。即使是一隻性情乖戾的麻雀，也足以承擔整個國家的象徵。
“你在你的國度，過著一種次要的生活。”
蘇雷曼拍攝了一部關於巴勒斯坦的電影，卻足以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鳴。那是一種無聲的震耳欲聾，因為無聲，所以能夠接納各種聲音。
我們都生活在一個類似巴勒斯坦的地方，那裡有著暴力威脅、權力炫耀、貧富差距、青年人的焦慮和迷茫成了新常態。無論逃到哪裡，也無法擺脫。
蘇雷曼說過：“喜劇沒有國界。它不認任何國籍，它包容我們所有人。所以你去哪裡並不重要，因為你就在那裡。在某種程度上，當你的國籍如此難以量化時，這是你唯一可以生存的方式。”
在全球疫情爆發的輿論場之下，這部電影的諷刺意味變得愈發明顯。沒有哪個國家是被病毒隨機選到的，全世界都一樣。世界其他國家別說什麼抄作業了，能先做到不甩鍋就不錯了。
每個個體之間，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各不相同。
弔詭的是，不同的個體，組成一個個不同的國家後，看上去又是那麼相似。
閱讀更多 看電影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