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大公報》樣張
《大公報》是一份百年老報，1902年創刊於天津，至今仍在香港發行，是迄今為止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創辦之初，近代中國社會積貧積弱、飽受列強欺侮，這樣劇烈的社會變遷，賦予了《大公報》報人關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危難感、焦慮感和使命感，使《大公報》形成了愛國傳統、“大”“公”特色和創新精神。在抗日戰爭中，《大公報》秉承了這一傳統和原則，走在新聞界抗戰的最前線。
《大公報》創辦人英斂之
1931 年 9 月 18 號晚上，日本關東軍埋設炸彈，炸燬瀋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並誣陷是中國軍隊所為，隨後日軍以此為藉口炮擊沈陽北大營。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隨後，日本關東軍全軍出動，對東北發起全面入侵。
最早報道九一八日軍進攻的消息
在 9 月 18 日下午，遠在天津的《大公報》記者汪松年注意到了日軍的不尋常動向。他從鐵路局獲悉“日軍調動頻繁，景象異常”，便直接守候在鐵路局。《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指示報社的王芸生、徐鑄成守候在編輯部，隨時接聽汪的電話。
《大公報》的重要人物——張季鸞和王芸生
19日凌晨一時，鐵路局接到瀋陽電話，說日軍在柳條湖（距瀋陽城三十公里）開火了。汪馬上給編輯部打電話，口述了一條簡短的消息。這時，《大公報》19 日的要聞版已經截稿、拍好版面，張季鸞立刻決定抽掉一小段，補進這條消息，併為這條消息寫了標題——《最後消息》。
《最後消息》的版面位置和具體內容
《最後消息》這樣寫道：
今晨四時消息，據交通方面得到報告，昨夜十一時許，有某國兵在瀋陽演習夜戰，城內炮聲突起，居民頗不安。鐵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國兵甚多，因此夜半應行通過該處之平吉火車，當時為慎重起見，亦未能開行雲。
事發突然，日軍進攻瀋陽和長春在19日凌晨。由於日軍事前做好了周密的進攻計劃，因而進攻開始後，馬上切斷了關內和關外的一切交通線。當時通訊條件落後，其他報刊均沒能在第一時間得到這條消息，國內各大報紙對“九一八”事變的報道，一般都發表在20日的報紙上。因此《大公報》搶到了最具時效的新聞，成為報道“九一八事變”最早的報刊。
日軍進攻，加劇了中華民族的危機，也令有識之士認識到發動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抗擊侵略者的重要性。《大公報》的編輯們拿起了手中的紙筆和油印機，開始走上新聞界抗戰的最前線。
組織記者團，赴事變前線報道戰況
《大公報》對於日軍犯下的種種暴行，一一如實報道。在事變發生的第一時間，《大公報》聯合平津各大報館，牽頭組建了專門趕赴東北前線報道的“
赴遼記者團”，除中國各漢語報紙之外，還有英文的《京津時報》《華北明星報》等編輯記者一同前往，《京津時報》報系主編奈爾氏親自沿途報道情況，更同時號召報界同仁施加輿論壓力，停止內戰一致對外。9月22日，中外記者團回到天津陸續刊發了幾十篇報道。如《記者團歸津，在沈半日目觀慘淡光景》，詳細敘述了在日軍瀋陽等地由出行記者團親眼所見的日軍累累暴行。《安東快信》一文則詳細敘述了東北安東（今遼寧延邊、丹東）被日本侵略者佔領的經過。
記者團報道
“明恥教戰”，向民眾普及日軍侵略史和軍事知識
《大公報》編輯們深感事關重大，中日之間大規模的戰爭，遲早要發生。因此，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商議了一段時間內的報道策略，即“明恥教戰”。所謂“明恥”，就是要王芸生編寫自1871年至1931年間的中日兩國關係史，取名《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在《大公報》上連載，讓讀者瞭解日本侵略中國的由來。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
所謂“教戰”，就是請汪松年協助軍事教育家蔣百里在《大公報》上主編《軍事週刊》。蔣百里當時正在上海，對於在天津編輯的《大公報》，在編務往來方面確實存在不少實際困難。這個困難的解決，主要靠記者汪松年從中串聯、聯絡和協調。從辦《軍事週刊》的大致思路到作者的確定，從篇目內容的取捨到稿件的審閱，從稿件的寄送到編輯、校對，都是汪松年的事。1932年1月8日，《軍事週刊》如期出現在《大公報》上。
蔣百里
《軍事週刊》的文章大致可分為4類，有軍事裝備介紹、戰略戰法探討、國防動員、軍事歷史與制度。涉及面很廣，有戰略方面的，戰術方面的，有兵器研究方面的，有戰時病疫防治、戰地食料、防化防空知識等；另外還有一些文章介紹國外的軍事情況，主要是美國、蘇聯和西歐主要強國的軍事、國防情況和經驗。
軍備知識類、技術類以及國防動員等內容為主要題材的文章，體現出“文以致用”的鮮明特徵；讓民眾具備軍事常識，對於己方和彼方的情況有更真實的瞭解，從而增強己方抗戰必勝的信心，成為辦刊者的初衷。
刊發社評文章，做反擊日軍的輿論陣地
《大公報》刊發了大量社評，反駁日本侵略者的反誣中國的行徑。試舉兩例。第一份是9月30日，《大公報》刊載社評《願日本國民反省》，“吾人今願日本國民清夜一思”。
從損失的角度，《大公報》認為雖然日軍入侵東北的行動在造成中國巨大損失，但是日本因此自身遭受的損失也不可計量，日本以為此番要根本解決滿蒙，要長期保障佔領，只能是一意孤行、一錯到底。
從外交的角度，《大公報》認為將會增進中國與歐美蘇聯等國的外交感情“代歐美各國在華增長多少感情信用？代蘇聯鞏固多少利益？苟於此點，深思熟考，當可吾其精神上損失之如何巨大。”同時，也將會使自己在國際上完全被孤立。“夫事發以來，世界輿論，無有以日本舉動為是者，國聯之勸告，美國之覺書，蘇聯之異詞，雖無不 X 和立言，要無一同情日本。”並且指出“政治外交家多年努力所造成之國際良好空氣，使世界人士漸信日本已脫離極端的軍國主義者，經此數日之橫衝直撞，已將過去成績，破壞不少，既失同情，復招嫉忌，此已為以一種損失矣，然猶不止此”。
這樣的宣傳方式，表面上是對於日本民眾的勸告，實際上是對內向全國軍民展示我方的正義性，堅定民眾抗戰的決心，對外是針對在華的第三國民眾，客觀講述到底誰是始作俑者，爭取他們的支持，以此來影響他們的國家。
刊登圖片新聞欄目，創新報道形式
圖片的傳播效果之一就是直觀。在“九一八”期間，《大公報》 在其第四版開闢出新欄目圖片新聞，將在淪陷區拍攝到的圖片毫無保留的刊出，並且附帶簡要的介紹文字。這些照片，不需要任何的文字解釋與旁白，就能馬上給予受眾強烈的視覺上的感官刺激，能讓受眾更加直觀的瞭解真實的環境，在控訴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不抵抗政策的同時，更能使得讀者、民眾的抗戰意識得到覺醒，真正做到了“此時無聲勝有聲”，更是進一步從精神層面動員民眾的重要一環。
抗戰勝利後大公報刊發“日本投降矣”
《大公報》是一份歷史悠久的報紙，它伴隨著中國近代史上的深重苦難一路走來，在許多重要關頭承擔了傳遞消息的重要任務，也成為動員民眾抗擊侵略者，宣傳鼓舞愛國精神的一面旗幟。今日，在香港的《大公報》仍然承擔著這樣的任務，憑藉遍及全球幾十個地區的發行範圍，它向廣大的外國人和華人華僑介紹著今日中國大陸的高速發展；近日以來，更是成為反擊香港暴亂分子的重要輿論陣地。這些都是《大公報》“無私之為大，忘己之為公”精神的最好傳承。
今日香港軒尼詩道上的《大公報》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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