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長文章是1987年刊於《成都體院學報》，後在收入《說劍叢稿》時進行了修訂。全文長接近兩萬字，三個部分，在考證基礎上對明代武藝的脈絡從槍法的發展上入手進行了剖析。這是我最喜歡的一篇之一，該文結合手搏問題的研究，以及中日韓刀劍研究的長文，以及對匾囤的研究，與最近的武術文獻學的研究，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為是我們古典武藝研究的框架性結點，故再發上來，一方面是給沒有讀過的朋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更多的人參與到古典武藝的研究中來，嚴謹、深沉的對待我們的武藝文化。
武藝是學問，是基於歷史事實的傳承，他不玄虛，更不神怪，只有腳踏實地，中國武術才有可能為世人所接受，從而沉澱，而非如浮土般，隨風四散，在最不起眼的地方積聚成堆。
馬廉禎
明代是中國武術發生重要變化的時代，也是武術家輩出的時代，人物之盛，影響之深遠，是前代所不及的。
明代武術家，除了唐順之、俞大猷、戚繼光、許國威、茅元儀等這樣一些功業顯赫、事蹟昭然的軍旅武術家之外，還有一大批名不載經傳的民間武術家。民間武術家中的一小部分，因為自己有著述傳世，所以一直為後世所尊崇，隨著時間的推移，名聲也就越來越大了。如明末徽州休寧的程宗猷、程子頤等便是如此。還有一部分，我們從文獻史料中得知其姓名，有的還能稍稍考知其武藝梗概，如李良欽、李通、邊澄、綿張、洪轉、洪記、張松溪等，大致都屬於此類。雖然這些人物大都無從詳知其生平，但他們還算是幸運者，因為絕大多數明代民間武術家已經被歷史的長河所淹沒，以至連一點痕跡也無從尋覓了。
明代末年的情況似乎稍有不同。明自萬曆以降，朝政昏暗，國事日非。不久，後金國勃興於遼水，農民軍崛起於秦隴，大明王朝面臨喪亂的局勢基本形成。面對這種形勢，使一些深懷憂國之情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東南地區的一些年輕士人，拋棄重文輕武的傳統陋見，把一部分精力用之於研習韜略和武技上來。於是，他們便接觸到一些原本屬於社會下層、士大夫不屑一顧的民間武術家，並且與之建立起密切的關係。這些本來也可能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民間武人，正由於結識幾個文人或教了幾個文人徒弟，他們的名字和武藝被弟子記載下來，便在武術史上佔據了一席之地，其中有些人還成了後世拳家頂禮膜拜的偶像。
在明末這類民間武術人物中，最具代表的是兩個人，一個是王徵南；另一個便是本文的研究對象石敬巖。
大家都知道，王徵南及其“內家拳”，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赫赫名聲，關鍵在於他有幸結識了黃宗羲父子，又曾經教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習武。經黃氏父子為之揄揚，真所謂“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今天竟成了許多人景仰不止、攀附不迭的古代武術奇人。
石敬巖大略與王徵南同時，都是明末東南人文薈萃地區的武術家。據我的粗淺認探研，石敬巖的武術成就絕不比王徵南低，他留給後世的武術遺產和有關他本人事蹟的史料，也比王徵南要多。然而，石敬巖身後卻相當蕭索，遠不及王徵南聲名顯赫。在晚近以來的武術界，王徵南的大名近於無人不知；“內家拳”儘管在王徵南歿後就已成了“廣陵絕響”，然而今天以“內家拳”自命的拳種拳家不勝其多。相比之下，知道石敬巖的人就很少，迄今為止，我還沒有見到過以石氏為宗的任何拳械流派。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以為原因比較多，但主要不外乎以下兩個：
其一，作《王徵南墓誌銘》的黃宗羲，是明末東南士人中的翹楚人物，又是開創清代學術風氣的大師之一。
黃宗羲為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民間拳師寫了洋洋數千言的墓誌，乃子百家又筆錄了王氏《內家拳法》，由是，凡讀二黃文集者，莫不從二黃的道德文章出發，對王徵南肅然起敬。與之相比，記述過石敬巖的幾個歷史人物，如錢謙益（牧齋）、陸世儀（桴亭）、吳殳（修齡）等，固然也都是明清之際的知名人士，但總的來看，影響都不及黃宗羲大。錢氏是明末文壇盟主，是黃宗羲十分尊敬的老師，然而當明清革代之際，他的出處大節有虧，一頂“兩朝領袖”的帽子使之黯然失色。終生為弘揚石氏武藝而孜孜不倦的吳殳，乃是一位“一生困厄”又遭受世俗鄙薄的失意者，他雖在詩、史、武三方面都有了不起的成就，然而身後十分寂寥，名字近於泯沒。所以，不能否認，王徵南的名聲的確與黃氏父子的揄揚有關；石敬巖的冷落，則與錢、吳等人自身的冷落不無關係。
其二，更重要的一點是，石敬巖的武藝以槍法為核心，兼及刀法，要之，都是臨陣實用的軍旅武藝。
他出入於部伍而死於沙場，雖然也曾經是以傳授武藝為餬口之計的民間拳師，但他的武藝基本上屬於軍旅武藝範疇。王徵南則偏擅拳法，據載，他所傳習的拳法不同於“主搏於人，人也得以乘之”的少林拳之類，而是北宋末年武當丹士張三峰所傳的“內家拳”。在古代武術領域裡，如果以臨陣實戰之效來講，拳是“無預於大戰之技”，是“初學入門之藝”，所以拳的位置遠遠低於實用的兵器，特別是在軍旅武藝系統裡。因此，即使到了拳術已蔚為大宗的明代，它也基本屬於民間武藝範疇，而且此時已經出現了許多花拳繡腿之類“套子武藝”。
由此推之，王徵南本人雖然有過一些奇異的戰鬥經歷，但他基本上是一個民間武術家，只是他所傳習的“內家拳”較之流行拳術稍有不同而已。清代中期以後，傳統的軍旅武術更趨衰落，近代武器的發展，使古老的弓矢刀槍之類喪失了當年的威風，只能悄然退出軍旅而另闢蹊徑。與此同時，早就具有更多一些體育因素的民間武藝卻勃然興起了，並逐步發展成為幾乎是包羅萬象的近代武術體系。近代武術與古代武藝之間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但又存在著巨大差別，存在著從形式到內容的多方面的不同。
其中一個最顯著的不同，就是古代武藝以軍陣實用的兵器技術為主體，近代武術則以“無預於大戰之技”的拳術為主體。從形式上看，前者以若干可分可合的單個實用方法（吳殳稱“行著”）為主，而排斥“套子武藝”；後者則以套子為主要演練形式。武術的近代化是武術自身適應歷史變化的結果，是武術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武術能夠生存下來並繼續發展的重要原因。瞭解了這一歷史背景，石敬巖的消沉和王徵南的顯赫就更容易理解了。這也許就是古人常說的“人之顯晦，固有時也”。
當然，我們不必對石、王二位古人強作高下軒輊之論。這二位古代武術家各有千秋，都應當深入研究，並給予客觀而公允的評價。歷史是曲折的，其現象往往錯綜複雜、撲朔迷離。石敬巖的大名直到清康熙年間，江南故老猶能言之，後來便漸漸寂然無聞了。隨著軍旅武藝的衰微，石敬巖及其“石家槍”都成了歷史的陳跡，成了非經仔細摩娑則不辯其年代的沉沙折戟。這一歷史的裁判固然相當嚴酷，但大體符合社會發展的法則，符合武術演變的規律。與之相比，當初名聲遠較石敬巖為小的王徵南，今天可以說是熱鬧極了。
然而，黃百家的一本《內家拳法》，給後世武術界帶來了內家、外家的歧議紛爭，並進而演義出武當、少林等無數光怪陸離的說詞，自然王徵南也就被自稱為內家拳的人們奉為不兆之祖，被蒙上了一層層靈光寶氣。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自然是武藝修養並不很高的黃百家所始料不及的。對王徵南這位歷史人物來說，身後走紅自是幸事，然則紅得到了與他本人並無多少關係，實際上成了某些人的字號和商標時，設使王徵南冥冥中有知，恐怕連他自已也要為之茫然了。
於是，我以為，石敬巖被人們遺忘了三百年，然而當他一旦被人們從記憶中尋索到時，他的形象是清晰的，他的武藝成就也大體上斑斕可辨。相反，百多年來不斷走紅的王徵南，儘管名聲顯赫，“傳人們”不計其數，然而他的形象是模糊的，要搞清楚他的真實面孔和武藝成就反需要下大功夫、花大氣力，因為他已被太多的濃煙迷霧所籠罩。所以，天下之事，幸與不幸真是不好率爾判定，不好輕易地去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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