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孔子相关的事件记载中，对某些豪族的相关论述都是受到了战国时代或汉代的人对孔子的观感所影响。除了「都市里有着豪族」之外的任何讯息，例如明显受到后代观念所影响的个人言论，都不能真的认定为该时代人物的言论。春秋时代虽是城市国家的时代，但是在铁器逐渐普及之后，农地受到整顿且数量大幅增加，许多的都市相应而生。
在这些都市里，有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渐渐形成不同于传统的人际关系。孔子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下。孔子的思想发源于鲁这个都市，随着认同者逐渐增加，而往邻近都市扩张。但是在扩张的过程中，孔子的弟子们所提出的思想不再是以都市为基础。因为这些人已活在领土国家的官吏统治制度之下。
鲁的三桓
晋的豪族大夫虽然与齐的田氏同样是在战国时代崭露头角的大夫，但其抱持的论点却是大相迳庭。这些晋的豪族大夫就跟齐的田氏一样，拥有许多县的统治权，而且最后成为了领土国家的君主。这些取代了晋的君主成为诸侯，最后甚至称王的豪族，就是魏氏、赵氏与韩氏。由于这三股势力将晋瓜分了，因此合称为「三晋」。魏氏、赵氏与韩氏所建立的国家，在战国时代将中原区的东部分成了三块。当时包含中原区西部的秦在内，其他地区主张正统的势力，大多都成功以一整个文化圈的范围建立起领土国家。因此将文化圈一分为三的情况，反而能够建立起其他主张正统的势力所难以仿效的「模式」。对魏氏、赵氏与韩氏而言，强调「三分」已成了其主张正统性所不可或缺的环节。
《公羊传》主张孔子赞颂田氏的论点，当然遭到了推翻。在魏氏、赵氏与韩氏的眼里，孔子对齐的田氏是不屑一顾的。就连与孔子产生关联的鲁国豪族大夫，重点也在于「三」这个数字。例如韩人所作的《左传》，便是由「三」的概念建立起宣扬韩氏正统性的「模式」。
在鲁这个国家里，桓公（公元前七一二年至公元前六九四年）的后代分成了三族，合称为「三桓」。这三族分别为季氏（季孙氏）、孟氏（仲孙氏）及叔孙氏。后来这三族的势力联手流放了鲁哀公，而孔子正是在季氏的底下任官。
「三桓」的数字「三」被当成了重点，但事实上鲁国除了「三桓」之外，还有其他拥有君主后代身分的豪族。例如臧氏（臧孙氏）是鲁孝公（公元前七九五年至七六八年）的后代子孙。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宋的孔氏等等外来氏族。然而在《左传》里，却只把「三桓」提出来论述。
其背后隐含的意图，在《左传》「哀公二十七年」的记载中流露了出来。这个段落相当于《左传》全书的总结，其中提到了魏氏、赵氏与韩氏三家分晋的来龙去脉。
鲁的三桓，流放了鲁的君主哀公。这是一起将孔子也牵扯在内的政治事件。晋的三晋，则是将晋一分为三。在比较鲁与晋这两起类似的政治事件时，孔子成了关键人物。
《左传》中到处记载着孔子的预言，但每一处孔子的预言，肯定都有其他人物的补充预言。而结果总是孔子的预言遭到订正，而其他人物的预言才成了真。换句话说，《左传》里的孔子预言给人一种不可靠的印象。
而孔子所涉及的事件，是三桓流放了鲁君。在这种环节相扣的结构下，形成了「预言不准确（没有先见之明）的孔子参与了三桓事件」这个概念。其背后影射的含意，指的是鲁的三桓虽然也是「三」，却不是真正的「三」。
因此当我们在阅读这个「模式」下的「三桓」事件时，必须慎重思考其背后隐藏的意图。然而历代的《左传》注释，却只将「三桓」事件当成了史实看待。而且就跟前文所述齐的田氏的状况一样，三桓与三晋被当成了地位差不多的一国豪族大夫。事实上三晋是大国豪族，各自拥有许多县的统治权，在战国时代都变成了领土国家。相较之下，鲁的三桓所掌控的县相当少，其拥有的权势与三晋可说是天差地远。倘若只是对《左传》内的「模式」囫囵吞枣地信以为真，也没有察觉孔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将看不清楚上述的历史意义。
任何国家都有豪族
由于鲁的豪族往往会被拿来与孔子的问题一并论述，因此笔者必须特别将上述的观念提出来讨论。但是除此之外，鲁的豪族也给了我们一些眉目，让我们能够将时代往回推，对城市国家时代的人际关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因此「国内有着豪族」这个概念，可以套用在西周或殷商时代的诸侯，甚至是更早期的任何城市国家上。透过春秋时代的鲁国纪录，我们能够反推出这个结论。
在与孔子相关的事件记载中，对某些豪族的相关论述都是受到了战国时代或汉代的人对孔子的观感所影响。除了「都市里有着豪族」之外的任何讯息，例如明显受到后代观念所影响的个人言论，都不能真的认定为该时代人物的言论。这就好比我们看见电视上的水户黄门说了一句话，也不会认为历史上的德川光国真的说出了这样的话。
《春秋》的参考史料
《春秋》的纪录是以「踰年称元法」的方式排列。只要将《春秋》中各国君主去世的纪录筛选出来，就可以算出各国君主的在位年代。后来的《史记》编纂者便是以这样的方式计算年代，并将《春秋》记载的事迹填入。
但是在《史记》的这个改编自《春秋》的事迹年表中，还参杂了许多「并非源自《春秋》的事迹纪录」。由于这些事迹纪录所采用的都是「立年称元法」，因此与「踰年称元法」的事迹纪录之间会产生年分的误差。
而这些「并非源自《春秋》的事迹纪录」，足以成为留下纪录的国家曾经制作编年体史书的佐证。
事实上，《春秋》这部史书应该也是以类似的编年体史书为参考史料。根据推测，其主要的参考史料应为齐与鲁的编年体史书。
诞生于战国时代的《公羊传》中，曾提及诞生于相同时期的经典《春秋》所参考的史料。《不修春秋》中说「星辰像下雨一样坠落，在距离地面大约一尺的时候又回到天上」。君子将这一段修改为「星辰坠落，像下雨一样」。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因为「异」的关系。
在这段叙述的前后，都记载着鲁的夫人姜氏密会齐侯的行径。夫人姜氏是齐侯的妹妹，关于这个人，笔者已在前文提过了。《公羊传》除了记载夫人姜氏密会其兄之外，也在其他段落中暗示夫人姜氏密会其父（也称齐侯），这点笔者也在前面的章节谈过。《公羊传》是齐的田氏政权所编纂的典籍，因此其中经常出现诋毁春秋时代齐的姜姓君主的内容。关于《不修春秋》的记载，被夹在诋毁姜姓君主的词句之间，基于这个缘故，我们不能因为《公羊传》中提到《不修春秋》，就依其字面上的意思认定这是一本诞生于《春秋》之前的史书。不过《公羊传》刻意在这里提到《不修春秋》，还是一条值得深思的线索。
这意味着《春秋》在编纂上确实使用了一些参考史料，而且对《公羊传》作者而言是个基本的前提。
《春秋》的作者并不是孔子。但其参考用的史料，在孔子的年代应该已出现在世上了。我们不能肯定孔子是否涉及这些史料的编纂，但我们相信这些史料是确实存在的。不仅存在于鲁，而且存在于其他各国。《不修春秋》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典籍中被提及。
圣德太子的时代
可以试着拿日本的圣德太子作为比较的对象。圣德太子的时代，若以汉字传播的观点来看，约相当于从春秋时代开始进入律令时代的过渡期。《日本书纪》记载，当时的为政者曾编纂过史书〔推古二十八年（公元六二○年）〕。根据其纪录，圣德太子（皇太子）与苏我马子（嶋大臣）在讨论之后，编纂了「《天皇记》及《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由这书名结构来看，与《史记》极为相似，可说是为《日本书纪》立下了先典。但其中的具体内容，如今已难以考证。
记录内容似乎相当多样化。当时的史书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面貌，实在令人充满了好奇。
结语
相较之下，孔子时代（春秋末期）与诸国有政治接触的国家中，当然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保留了全天下的典籍史料。因此将春秋末期的孔子时代与日本的圣德太子时代互相比较，有其偏颇之处。这一点，我们必须随时谨记在心。但是单以编年体史书的出现时期而言，将孔子时期的中国与圣德太子时期的日本互相比较还是有其意义。这个比较能够提供我们一定程度的线索，让我们找出日本的律令政治没有采行科举制度的理由。中国必须等到唐宋变革之后，经由科举所产生的官吏才变成推动政治的主要力量。即使是中国，从文书行政制度扎根到出现科举官吏，也耗费了超过一千年的酝酿时间。科举制度要普及，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那就是出版事业必须先普及至全天下（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达成的事情）。
参考文献
《史记》《中国历史》《中华上下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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