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在《易经杂说》一书中所说：一种是“有其理无其事”的现象，那是我们的经验还不够，科学的实验还没有出现；一种是“有其事无其理”的，那是我们的智慧不够。也就是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有这样一件事，就一定有它的原理，只是我们的智慧不够、经验不足，找不出它的原理而已。无论如何奥妙的事物，当我们的智慧够了，了解它以后，就变成为平凡，最平凡而且非常简单。
《易经》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的，可是却有一项永远不变的东西存在，就是能变出来万象的那个东西是不变的，那是永恒存在的。因此，从易经的角度来观察宇宙，可知任何一个现象，一定有它的理，同时每个现象，又一定有它的数。因此，象、数、理是能够彼此印证存在的。
人处在世界上，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不停地在变，只要发生了变，便包涵了它的理、象、数。人的智慧如果懂了事物的理、象、数，就会知道这事物的变，每个现象，到了一定的数，一定会变，为什么会变，有它的道理，完全明白了这些，就万事通达了。
我们今天的学习，过于的照本宣科，将祖先的科学理解，象、数、理之间的关系、粗粝的判定为封建迷信，而奉西方的教科书为亘古不变的真理——这种亘古不变，恰恰是最根深蒂固的迷信。
正如《论语》中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虽然公叔文子在当时名气很大，影响力也很大。公明贾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公叔文子讲话能把握时间、要领，不讲废话，恰到好处，而他高兴了、痛快了就笑，笑得还恰到好处，所以时时处处都恰到好处。但夫子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当是有所保留，而原因，想必也是根据象、数、理的相互关联以及“变”在其中的作用，所显露出的蛛丝马迹，因此对公明贾的定论持保留意见。
再说医学，当代的中医基本上很少看《黄帝内经》了，是不是古人的东西就是落后、愚昧的？这个似乎也要“其然，岂其然乎？”医学，首先是身心性命之学，没有道德修养的人是不能做医生的，但是今天每进到一家医院，医生就输液、照片子做全面检查的似乎比比皆是。
而在古代，一切的圣人，东方的西方的，道家的儒家的，都至少是医生。
印度，社会等级十分分明，所以释迦牟尼有“众生平等”的思想。西方的基督教，耶稣看到西方人个人主义思想比较重，所以提出了“博爱”的思想。所以圣人那些思想都是根据民众的实际情况开出的药方。中医治病的方法一砭、二针、三灸、四汤药。最好的药来自人的自身，“上药三品，精与气神”。在佛家，分别对应“识、意、心”。方法上，佛家是养神炼气修精，到家是修心炼性，儒家是澄心养性。
所以虽然说法上不同、方式方法各异，但最为看重的还是根本的那个因——世人分别心太重还顽固僵硬，若不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恐怕到头来还是医身不医心，顽疾不除，迟早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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