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朝三國之間的戰爭,絕不僅限於上世紀中葉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它更是一段綿延了上千年的歷史。
但無論是唐朝的白江口海戰,還是明朝的萬曆倭亂,其過程卻都是千篇一律。
開始於日本人進攻朝鮮半島,半島政權向中國求援。結束於中國軍隊從容不迫的跨海作戰,將日本人驅除出境。
然而唐朝在白江口海戰時,已經無限接近於全盛;而明朝在萬曆倭亂前夕,卻已經積重難返了。
從明世宗“家淨”開始,明朝走向了下坡路;到了明神宗萬曆皇帝的時候,各種社會矛盾更是到了爆發的邊緣。
於是我們在感慨明朝將士驅逐日寇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絲質疑。
這場被朝鮮人稱之為“壬辰”;被日本人稱之為“文祿・慶長の役”的戰爭,中國人真的應該插手嗎?
為了解釋這個質疑,我們來看看以下兩個問題。
明朝有家底跟日本人耗嗎?
萬曆朝初年經歷了“張居正變法”,看似國力有所回升。
然而我們如果仔細的分析這場變法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次大規模的“吏治”。
也就是說,變法的核心目的是為了整治官場,而沒有對社會生產產生太大的貢獻;百姓的生活水平,仍然維持在一個很低的狀態。
到了萬曆皇帝朱翊鈞親政以後,國家則陷入了延綿不斷的黨爭之中。而在此期間,還爆發了其他兩次戰爭。
寧夏回亂開始於朝鮮戰爭之前;而四川叛亂,則爆發於朝鮮戰爭之後。
這三場戰爭大幅度消耗了明朝的國力,讓北方剛剛崛起的女真族部落獲得了千載難逢的機會,順勢奪去了整個大明江山。
口說無憑,我們來拿數據說話。
日本人分別在1592年和1597年兩次入侵朝鮮。
軍事上,根據宋應昌的《報進兵日期疏》中記載,明朝在第一次平壤戰役中投入的兵力總計38,537人,這包括了李如松和楊元的部隊。
而後劉鋌又率領一萬人上下的部隊開赴朝鮮。所以第一次朝鮮戰爭的總人數應該在五萬上下。
考慮到《明史》的編撰者是清朝人,有惡意貶低的可能,所以解毒君又搜索了朝鮮方面的史料。
朝鮮的《宣祖實錄》中記載,攻破平壤時,明軍有43,500人上陣,後來又陸續到達八千人,總數大約五萬人。
這樣兩相對比,數據基本上沒有問題。
而面對豐臣秀吉發起的第二次朝鮮戰爭,根據邢玠的《催發續調兵馬疏》記載,明朝計劃徵調的援朝軍隊有陸兵七萬餘和水兵兩萬餘,共計大概接近十萬人。
而朝鮮方面的史料,也就是《宣祖實錄》記載,明朝第二次援朝軍隊大致在八萬人。
於是計算下來明朝在此次戰爭中投入的總兵力大概在十五萬左右。而當時明朝的實際兵力大概在八十四萬五千人左右,這場戰爭幾乎消耗了明朝總兵力的四分之一。
雖然這些軍隊並不是全軍覆沒,但是經過了常年的征戰,其戰鬥力必然大幅度下降。
這十五萬人中,包括了李成梁打造的遼東鐵騎、戚繼光打造的戚家軍、俞大猷打造的俞家軍。基本上明朝最能打的軍隊,都因為朝鮮戰爭而大量減員。
而一直蟄伏在東北的努爾哈赤此時就在默默的觀察,等待著遼東的空虛。
在財政上,同樣是巨大的消耗。
根據《明史》記載,七年的朝鮮戰爭“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三萬兩千餘金,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費三百餘萬金”;
明朝當時一年的財政收入也差不多隻有四百多萬兩。這就相當於用了兩年的國家收入,來填補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這還只是表面上的數據,隨軍隊出征需要的民夫數量遠遠超過軍隊本身的人數。而這些人本應該投入到日常的生產中去。
最關鍵的是,這場戰爭消耗了大量的糧食儲備。時人稱“頻值四夷之警,連興傾國之師,按丁增調,踐畝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前不啻倍矣。”(《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
一個國家的財富不在於他有多少真金白銀,而是在於土地上能生產多少糧食、織布機上能生產多少布匹,金錢只是代表這些食物、貨物的數字而已。
於是三場戰爭之後,百姓沒有糧食,就要造反。國家又沒有足夠的軍隊消滅民變,這邊打完流民,那邊又要去打皇太極。崇禎皇帝就是這樣被自己的爺爺坑死的。
日本人有能力攻入明朝境內嗎?
那難道就要放任日本人入侵大明境內嗎?絕對不是。只是日本人在進入中國前,必然會掉一層皮。
首先,明朝在朝鮮的所有軍隊補給,都要從國內調來,而日本人為了應對戰爭,同樣需要運送大量的糧草,拉長戰線在並不損害中國本土利益的時候,也大量消耗了日本的資源。
由於朝鮮的緯度高於日本大部分地區,而同中國的遼東處於同一維度上,所以士兵對於氣候的適應程度,也對後方資源產生了影響。(日本戰國時期北海道基本沒人)
來自溫暖地區的日本人,需要更多的取暖資源,這並不是朝鮮土地能夠拿得出來的。
其次,不援助朝鮮的話,戰火或許會燃燒到建州。雖然這種說法有些事後諸葛亮的意味,但是從後來日本人與女真人的行徑來看,無論是作為明朝的附屬國、還是作為想要征服明朝的新興國家,女真人絕不會放任日本人在明朝甚至在朝鮮站穩腳跟的。
第三,日本人的裝備是用來攻擊日本城池的。
日本的城與町(街市)相分離。所以他們所謂的攻城,實際上是隻是攻陷一個看上去大一些的宅子,與中國的城池相比,相去甚遠。
我們這裡就對比一下東北的寧遠城和日本的大坂城。
寧遠城“衛城周長六里八步,城高二丈五尺。護城河深一丈,寬二丈”,史書記載“內拱巖關,南臨大海,居表裡之間,屹為形勝”。
至於號稱日本第一堅城的大坂城,也不過是石頭多一些,稍微高一些的寨子。
由此看來,日本人基本上沒見過什麼大城,更別說攻克明朝的城池了。
如果說解毒君是站在上帝視角看待這個問題的話,那麼對於情報工作晚上、擁有錦衣衛等諸多情報機構的明朝政府來說,更應該是站在上帝視角的那位。
時隔四百多年,我們絕不會去否定那些為國捐軀的戰士們的功勳,他們流的血也絕不是白流的。
只是從宏觀角度來看,作為這場戰爭的決策者,萬曆皇帝和他的政府,對於情報的收集、自身的實力並沒有足夠的認識,最終導致了後來一系列的惡果。
明朝之亡,不在崇禎,而在萬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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