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本“方方日記”走入了公眾視野，引起了巨大爭議。圍繞這這本日記，大家形成了尖銳對立的兩大陣營。其中一方支持方方的“大咖”們，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基本都來自文學界；二是多成名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此後則失語多年，基本靠以前的名聲混日子。而另一方“方方日記”的批評者中，更多的卻是我們這些80後、90後、乃至00後。
年輕一代為什麼討厭方方？
理由可以有很多。包括方方在“日記”中造謠以及謠言被揭穿後的強詞奪理，包括對特權的炫耀、沾沾自喜，包括自欺欺人的“兩個絕對”表態，等等。
但在我看來，這些都還不是主要原因。
在社交生活中，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一個人對你講話，從內容上說似乎滴水不漏，但她一個細微表情，比如嘴角一絲幸災樂禍的微笑，很可能就令你立即感到厭惡。方方的“日記”也是這樣。 年輕一代之所以厭惡方方，就是因為她在行文中下意識地流露出來的以外在於中國的他者自居和無法掩飾的鄙夷中國的情緒。
方方的支持者們的心態和由來
方方和那些支持她的、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學”大咖，共同分享了這樣一個話語框架，即“傳統/現代”、“落後/先進”、“愚昧/文明”=“中國/西方”。
多少年來，他們就憑藉這套框架，以啟蒙者自居。這套話語框架滲透到他們的血液裡，併成為他們的潛意識。一方面，他們用這套話語框架解釋一切，另一方面，離開了這套框架，他們就完全喪失了話語能力。
從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國門徐徐打開，西方世界令人眼花繚亂的消費社會，與中國處於早期工業化階段清貧簡樸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這使得當時的知識精英階層產生了嚴重的挫敗主義情緒，反傳統、反體制、逐漸成為潮流。這一思潮在國外得到西方世界的加持，一時蔚為大觀，遺禍至今。
多少文化精英受益於這套話語，已經很難精確統計。
張藝謀、陳凱歌、顧長衛等靠在銀幕上詮釋這套話語拿到金熊獎、金棕櫚獎，莫言靠用小說闡釋這套話語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更多的人靠這一套話語成為總編輯、作協 、代表、委員，等等，風光無限。
方方的“日記”一出，之所以聲勢浩大，得到了那麼多文學“大咖”和主流媒體老總的追捧，原因就在於，他們都從“日記”中嗅出了那種令他們感到熟悉的味道，這種味道伴隨著他們度過了風頭無兩的巔峰時刻；他們本能地意識到，保衛方方“日記”，就是保衛自己的光環、話語權和地位。
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套話語框架從一開始就是對歷史的錯誤解讀，揆諸今天的現實，就更顯得荒誕不經。
在熟悉西方世界的年輕一代看來，這套框架根本就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歪曲，世界是平的，美國並不在山巔，中國也不是窪地。這套框架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釋力，而其間散發的鄙夷自己祖國、鄙夷中華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氣息，簡直令人作嘔，大咖們嗅之慾仙欲死的神情，也令我們年輕一代大為驚訝。
年輕一代要奪取話語權，儘快建立中國抗疫的核心敘事
隨著新冠病毒在西方逐漸失控，西方對新冠病毒危機的主流敘事正在發生突變。其新冠危機敘事開始從對中國的無端誹謗和惡意攻擊，轉變為對自身制度的防禦——通過誘發全球對中國的追責，達到國內的政治卸責。然而就在這鬥爭的關鍵時刻，方方們獻上了一本日記。
我們年輕一代，當務之急就是要從方方們手中搶奪話語權，儘快形成以中國事實為核心的抗疫敘事 ，向外界展示一個自信，光明，偉大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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