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你也知道，疫苗總是被人詬病說效果滯後。你可能以為這是因為疫苗的研發週期長。的確，疫苗研發有一套嚴謹的流程。為了確保疫苗的安全性，通常要經過三期臨床試驗，有時候一期試驗動輒好幾年，這就讓疫苗研發特別漫長。
但疫苗效果滯後的關鍵問題，還不是研發時間久，而是疫苗產業是一個完全靠需求主導的市場。尤其這類大流行病疫苗的研發和生產，特別依賴於疫情暴發帶來的推動。如果沒有疫情，那疫苗研發就會慢下來，甚至停滯。
埃博拉病毒疫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你可能還記得，2013年在非洲西部暴發的埃博拉疫情非常嚴重，是全世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三年時間裡，它在幾內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等國家就殺死了1萬多人。
實際上，上世紀90年代末，加拿大科學家通過實驗讓老鼠對埃博拉病毒產生了免疫力，到2005年，已經發展成可以用於人類的疫苗了。雖然技術是有了，可當時並沒有暴發埃博拉疫情，所以沒有大型製藥公司願意繼續研發，疫苗也就沒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所以2013年，埃博拉疫情再次出現大暴發，到2014年呈現了加速蔓延的趨勢。英國醫學研究資助機構惠康信託基金會（Wellcome Trust）這才投入大筆資金，讓埃博拉疫苗快馬加鞭地進入了第一期臨床試驗。
到2015年年中，三期臨床試驗都成功了。埃博拉疫苗正式面世，被批准在全世界範圍內使用。不過這個時候，西非埃博拉疫情已經開始緩解，到2016年初就宣告結束了。疫苗雖然研發出來了，卻沒量產。
所以你看，要是沒有疫情出現，疫苗的研發和生產就很容易陷入停滯。
SARS疫苗的情況也是這樣，當時已經從實驗室研製出來了，但還沒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SARS就銷聲匿跡了。因此，SARS過去了這麼多年，也沒有疫苗上市。
這個特點，影響了疫苗產業從研發、生產，到接種的整條產業鏈。《經濟學人》指出，這次新冠肺炎疫苗雖然在研發上已經快馬加鞭，但就算問世了，要實現大規模接種也並不容易。主要原因，就是會受到來自整條產業鏈的限制：
第一個限制，來自於產能。以新冠肺炎疫情當前的蔓延態勢，疫苗要形成保護作用，需要巨大的量產規模，而疫苗產業的產能卻相當有限。
這是因為，疫苗研發需要鉅額資金投入，但利潤卻很微薄。而且製造疫苗比製造普通藥品複雜得多，病毒必須用高度標準化的方式培養和提純，每一步都要進行幾十次質量檢查，可以說技術要求十分苛刻，這就讓疫苗產業的玩家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有實力的大企業中。
以美國為例，幾乎所有的疫苗生產技術都掌握在葛蘭素史克、強生、輝瑞和賽諾菲四家公司手中。而且這四家公司對研製流行病疫苗一向態度十分謹慎，因為利潤不高，風險又很大，一旦搞不好，大筆資金投入就打了水漂。
在這方面，這些美國企業是吃過虧的。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美國大面積暴發並蔓延到214個國家和地區，導致近20萬人死亡。當時美國政府向葛蘭素史克、賽諾菲等幾家公司下了2.5億劑甲型流感疫苗的採購訂單。可是，到2010年疫情緩解，美國政府立即宣佈削減訂單。法國和西班牙為了節省開支，也退訂了數千萬劑甲型H1N1流感疫苗訂單。結果是，製藥公司投入了數億美元的疫苗開發成本，卻沒賺到錢。
有了這些前車之鑑，疫苗生產企業就很難有動力擴大產能。而如果從當前的產能中想辦法，就勢必會擠壓其他常規疫苗的生產。世衛組織的報告說，黃熱病和麻疹疫苗已經出現了短缺，疫苗產業沒有多餘的產能了。還有一個問題是，季節性流感疫苗目前佔了全球疫苗產能的一大塊，新冠疫苗就算研發成功了，如果恰好趕上流感季，也很可能要為流感疫苗的生產讓路。
打個比方，蛋糕就這麼大，現在又新加入了一個大胃王來分，要想大家都吃飽，實在不太容易。
這是來自產能上的限制。第二個限制，來自於分配。
我們都知道，疫苗要發揮作用，一個理想的路徑是：易感人群優先接種，最終在居民中達到90%左右的覆蓋，這樣就能形成群體免疫，保護剩下沒接種疫苗的人。這就不光需要疫苗能大規模量產，還需要疫苗在分配上也要合理。可是，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暴發，這背後就會出現國家利益的博弈。
當首批疫苗被生產出來，立即會出現一個問題：誰應該優先接種疫苗。按理來說，新冠疫苗應該優先滿足的是全球疫情嚴重地區的易感人群，這對吧？但《經濟學人》擔心，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會爭先提出自己應該優先接種。而有能力生產疫苗的國家，又很可能會出於自身利益考量，選擇先滿足本國的全民覆蓋，這就會對疫苗真正起效果產生不利影響，畢竟病毒無國界。疫苗的背後，是國家利益的博弈。
這就是分配上會帶來的限制。
不過，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態勢畢竟不同尋常。在抗擊疫情的巨大壓力面前，疫苗產業的傳統模式很可能會發生改變，甚至會有新的模式形成。
在開頭我們就說了，這次新冠疫苗的研發進展特別快，原因就是因為各國都在審批上為疫苗研發開了綠燈，讓研發大大提速了。目前全球有100多個實驗室全力投入了這場新冠疫苗研發“競賽”，這個規模也是前所未有的。其中，中國投入了相當大的人力物力，目前也處於領跑位置。
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幾個新趨勢。比如對於困擾疫苗產業的產能問題，強生和賽諾菲最近表示，會“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情況下，擴大疫苗生產規模。你也知道，製藥企業一向注重利潤，對它們來說，這是一個勇敢的決定。
同時，公益機構等第三方力量也參與了進來。比如，蓋茨基金會就投入上百億美元資助疫苗研發實驗室，並開始著手為候選疫苗建設製造廠。蓋茨坦言，可能有數十億美元會浪費掉，但對全球公共衛生來說，這個浪費是值得的，這些措施都有助於突破規模化生產的瓶頸。
至於剛才咱們提到的分配的困境，現在也有人在思考解決方案了。《經濟學人》的文章就提到，現在有兩家NGO正在敦促二十國集團出面達成一個疫苗生產和協調的國際合作協議。而二十國集團的回應也很積極，他們正在請世衛組織制定一個科學合理的新冠疫苗全球分配方案。
所以你看，一個圍繞疫苗的新的國際協調機制正在形成。
好了，總結一下，我跟你分享了傳統疫苗產業背後複雜的運行機制。疫苗研發、生產和分配的背後，不僅有企業和政府的博弈，還有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博弈。
之所以會有這種局面，關鍵原因是，流行病疫苗雖然很重要，但從商業的角度看，它卻是一筆並不划算的生意。真正的博弈，其實是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的博弈。
好在，在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們看到了一些新的、好的變化。希望這些變化也能為疫苗產業帶來一個新的開端，讓疫苗在流行病面前不再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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