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12日，一場“熱浪”襲擊芝加哥，整座城市陷入癱瘓：大量用電用水導致城市斷水斷電，繼而引發人體高溫生病；救護車和消防車供不應求導致部分病患得不到及時救援而死亡，病患激增又導致部分醫院拒收新病患，促使病患無處投醫、暴斃身亡；太平間“屍滿為患”，大量屍體無人認領，不得不靠肉食店冷藏車暫時存屍，一張冷藏車、新聞車、靈車和私家車停靠太平間廣場的新聞圖片傳遍世界，引起暫時性的廣泛矚目。
我們不難從上述簡短的現象描述中看出導致大量死亡的些許端疑，比如炎熱的夏天為什麼沒有足夠的能源預備？基本的社會應急系統為什麼會跟不上災難的擴散的進程？為什麼會有許多人在無人關注的情況下死去甚至連屍體都無人認領？可是當時沒有人解答這些疑惑，甚至少有人發出這些質疑，群眾的記憶很短，災難過後所有人都忘記了自己曾也是災難的受害者。
但這一切看似是自然災害，其實是社會問題的催化劑，是“社會系列失誤的生物學上的反應”。法醫只能探究人的生理死因，社會學家克蘭納伯格則旨在運用社會剖析的方法，剖開埋在現象表面之下的真相，探究導致個體死亡的社會動因。藉此，“我們不僅能增進理解生命的能力，也能增進保護生命的能力。”其解剖結果如下：
動因一：年齡與性別因素——城市居民中獨居老人數量增加，尤其是老年男性和窮人本身具備脆弱性。獨居老人是孤獨且易受驚嚇的，經濟收入不穩定使老人比普通人更害怕遭遇損失和傷害；物理距離遠、緊張疏離的親密關係使他們只靠電話和媒體保持外界聯繫，而媒體著力渲染犯罪、老人對年輕人和癮君子的恐懼更使他們不敢外出，同時不安全的居住環境增加了住戶來往屏障，這些都讓獨居老人處於危險的境況之下。
而基於社會觀念和教育模式、勞動分工的差異，老年男性則要更加脆弱，一方面，社會推崇獨立自主的觀念，老年男性要儘量避免成為別人供養的對象，這使他們選擇孤獨拒絕幫助，將獲得救助視為恥辱；另一方面，教育撫養模式鼓勵女孩發展獲得社會支持和家庭關愛的能力，而男孩卻被要求花更少的精力在社會交往；勞動分工要求女性承擔大部分家庭責任和建立友情的責任，男人養家女人持家、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性別歧視反而使男性變成更加脆弱的性別。
動因二：社區因素——居住集中化、富人和窮人的社會隔離使窮人被拋棄，暴力、疾病、犯罪等問題更加惡化。商業經濟、社會交往和人際網絡能夠維持一個社區的活力，商業活動能為社區居民提供社會交往渠道，也是維持社會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重要角色；經濟衰退則會導致社區失去工作機會、商品、資源和社交場所，繼而使中產階級家庭撤離、單身暫住戶入住，行動不便的獨居老人開始自我封閉，毒品交易、街區暴力等問題開始萌生，孤獨的老人又陷入不敢出門的惡性循環，貧富社區間的差異逐步擴大，老人為了自我保護所構築的圍牆反倒成為困住他們的囚牢。
老人們不能寄希望於社會公益組織，因為對於教會來說，提供關鍵性援助需要投入大量財力與人力，而宗教官員往往都是兼職；社區俱樂部則必須要由一部分有奉獻精神的核心團體構成，但高居民流動率沖垮了社區居民的情感歸屬、財產紐帶以及社區網絡，隨之形成的低社區凝聚力增加了社區的脆弱性。
動因三：政府因素——由富人選舉出來的政府官員並不能致力於修正不公平和保護弱者，反而保護了特權、讓窮人自生自滅。關於社會保護的政治方式上有以下幾方面錯誤，一是組織上的錯誤配置。政府沒有意識到危機存在，沒有采取預防措施，整個應急系統各部門機構渙散缺乏配合；警察作為一個準軍事組織難以實現轉型以承擔更多的服務要求，警隊通常被冠以要有陽剛之氣的理念，警察也理所當然認為他們應該身赴危險之地處理犯罪問題，而不是承擔調解鄰里關係、滿足老人需求等人性化的服務工作。
二是對公共服務消費者的錯誤預期。公共資源和公共物品短缺、基金匱乏以及社會援助機構人員短缺使孤獨和無家可歸的老人處於社會援助網絡邊緣，有能力走出家門的老人享受到了服務系統，無能力但最需要幫助的老人恰恰是擁有最少途徑獲得服務的人；政府削減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計劃的資金投入意味著低收入老人的生活成本在增加，他們既無足夠暖氣禦寒，也無足夠冷氣避暑。
三是政府管理市場化，將政府服務外包與市民形成斷層、採用營銷思維塑造偽公關形象擾亂市民判斷。政府將其本該承擔的服務只能外包，將斷電斷水的責任推卸給供電廠，試圖解釋其行為合理性，還將災難中死亡的原因歸結於民眾個人的行為缺陷，失敗的危機公關反而激起了民憤；政府成立委員會研究熱浪造成的影響而非造成熱浪的原因，調查方向完全本末倒置，實際上是掩蓋了事件的真相。
動因四：媒體因素——把悲傷和絕望的經歷從電視和新聞中驅逐出去，使那些困境中的人變得與自己遙遠而不相關。
新聞機構能引導我們關注什麼，我們都生活在媒體構建的擬態環境中。新聞機構能決定這件事要不要被報道，能通過報道的排版和標題來決定事件需要引起人們多大程度的關注。新的傳輸體系利用市場規則區分讀者，使讀者只能得到與其自身相關的信息。新聞是經過篩選重組、有針對性的信息。為了保證新聞的覆蓋率、嚴肅性和世俗化兼容，新聞機構以圖片、標題黨、模稜兩可的議題引導大眾對事件的討論方向，新聞機構壟斷信息，而民眾對信息的全貌知之甚少。
而新聞報道無論如何都無法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客觀。原因在於：新聞報道模式化——長期工作經驗使新聞就報道災難形成標準化的工作流程以及報道框架。
新聞報道主觀化——不同媒體往往依據他們自己的專業標準和興趣組織報道；新聞報道常常帶有記者的觀點或報社的傾向性；報道一則大新聞時需要有多名記者同步進行實地調查，如何協調各記者、是否能親歷調查現場、如何從眾多調查結果中提取有效的關鍵信息、能否避免撰稿人本身先入為主的偏見，這些因素都直接影響了一則報道的“客觀性”。另外，新聞機構需要平衡市場對新奇性、戲劇性、直觀性的需求與製作高質量新聞的關係，幾乎難以避免要取悅讀者，出現娛樂化傾向。
新聞與政治、經濟緊密聯繫——新聞記者與政客、銀行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新聞容易受黨派裹挾，事件的突發性和不可預期性可能導致各黨派為界定事件而相互競爭、製造困惑；政府常常迫使媒體成為其喉舌，使媒體成為政治的附庸；新聞機構要活下去離不開政府以及銀行家的支持；甚至在過去，記者和政治家往往私交深厚，不可避免了影響了記者在報道中的立場。
新聞行業本身的運作規律限制了其探究真相的可能。新聞價值中最重要的一條時效性使新聞工作者難以去深挖埋藏在社會現象背後的社會動因，而更多的關注當下基本的事實，也就是問題的表象；新聞內部存在行業競爭，不同的編輯和記者團隊都在爭奪獨家報道；擁有相似教育背景的記者們看待問題的視角相似，容易陷入製作的思想封閉。
總之，新聞機構其實是用產品思維在製作新聞，新聞課堂教學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新聞價值的重要性，而新聞價值中的時效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新奇性等等要求都使新聞製作不得不迎合受眾的審美趣味，製造受眾喜歡、想看的新聞產品。而受眾是短視的、健忘的、挑剔的，這必然導致職業的新聞記者難以經受住時間的考驗製作出一則優秀的具有社會價值的調查報告，因為受眾比他們更加沒有耐心，人們總是避重就輕，不去關注這個新聞事實本身，卻把焦點落在無關緊要的細節上，眾聲喧譁過後，人們很快就會將一切都忘記。
新聞業作為社會系統的一部分，無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系統部分的影響，甚至受其制約，它的本質正像李普曼的比喻，“它像一道躁動不安的探照燈光束，把一個事件從暗處擺到了明處再去照另一個”，但一束探照燈光線永遠無法照到一件物品的全貌，人們卻總是把光線所照之處誤認為是事物的本來全部全貌，如何結合個人的知識水平與認知經驗進行思考，辯證地看待媒介編織的信息繭房，成為走出洞穴之外的人，才造成了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人所面臨境況的差別，對於新聞業自身陷入的悖論思考最終仍會回到人如何認識自己以及人與外界世界的關係。若社會是黑夜中航行在大海中的巨輪，新聞業只是巨輪上那束照亮前方的哨燈，正如電影《聚焦》中提到，“起初，我們都在黑暗中摸索，忽然燈亮了，我們才開始相互指責”，我們常常大談新聞理想卻又為此失望，正是因為讓新聞擔負起其不能承受之重。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但我們都知道歷史是戰勝者寫的，既然我們無法苛求歷史的客觀公正，自然也無法要求新聞的全面客觀。但無論處於哪個時代，新聞都該重視真實、客觀、中立與平衡。新聞媒體要作為獨立力量服務於公眾利益，首要的是作為事實報導者，並參與社會的干預與推動，捍衛新聞報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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