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天皇是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象征，这种象征作用一旦被掌权者利用，便一发而不可收。维新政府领导人为推行改革大计，凡事便都以天皇的名义加以号召，诸如征兵令、实行义务教育等，事实上效果确实不同凡响，在宣传臣民必须绝对效忠天皇后，维新变革进展顺利，改革举措得到贯彻落实，取得了理想化的成果。
以教育为例，1872年，明治政府出台小学义务教育政策后，雄心勃勃，以为要不了多长时间，便能够实现"在村中无家不入学，在家中无人不读书"的局面，孰料新建学校多遭焚毁，很少家长送孩子上学，到1881年，男女孩童的入学比例还没有超过50%。
但是，在努力宣讲上学接受教育是广大日本人民效忠天皇、爱国尽忠的表现后，局面开始反转，在进入二十世纪前，小学入学率突飞猛进，一度超过90%。
见效果显著，维新政府顺势推出德育课程，加强学校对忠孝道德的教育，1890年10月更是在学校中推广由天皇签名写就的教育敕语："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亦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厥济，此我国体之元素，实教之本源。"
此后，教育敕语便与天皇肖像一起被置于学校的坛席上，供师生朗诵、行礼之用。不仅在小学，中高等学校亦推行教育敕语，以显示皇恩浩荡，臣民感念。
1891年1月，东京第一高等中学的英语老师内村鉴三就是不听校长的指令，向天皇御笔及其肖像行礼，从而遭到社会的广泛批评。那么，内村鉴三为何不像其他人一样行礼？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遵循内心信仰召唤，绝不崇拜偶像
内村鉴三生于幕府末期的江户，受武士家庭影响，自幼对武士道精神及儒家思想有着深厚的情结。1874年，13岁的内村入读东京外国语学校，毕业后考入全是外籍教师的札幌农学校。该校条件优越，但基督教气氛浓厚，内村受此感染，4年后欣然接受洗礼，从此皈依基督徒。
20岁那年，他从农校毕业，开始进入北海道开拓使机关工作，3年后前往美国留学，直至1890年回国，被东京第一高级中学聘请为英语教师。
面对该校严格的教育礼仪，内村不以为然，他反对神化教育敕语，认为公民有权利依照宪法享有"良知自由"，如果对天皇御笔行礼，那将与"崇拜偶像"毫无二致，而这与他信仰的基督教相冲突。
鉴于此，1891年初，在一次教育敕语"安奉大典"上，校长命令在场的所有人向天皇御笔鞠躬礼拜，而内村特立独行，抗拒不从，坚决遵循自己心灵的依归，不让人格受到任何外力的影响而保持纯洁性。
结果此举不仅遭到学校的强烈抗议，称其行为"大不敬"，次年将他开除出校，社会上的口诛笔伐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某些知名哲学家、教育界人士纷纷为行礼辩解，指出学校强制向教育敕语行礼符合国家宪法，是每个公民应履行的公共职责，任何个人都不得以伦理或宗教信仰为由，拒绝遵从天皇这个最基本的世俗义务。
明治政府在维新改革中倡导"四民平等"，然而又在学校强行要求师生向天皇敕语顶礼膜拜，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定然为有着超然人格和信奉信仰自由的人士所抗议，内村鉴三就是这样的人，他敢于直面现实，遵从自己的信仰依归，就是对政府提倡"四民平等"的正确回应，何错之有？
既然没有错，当然可以不遵照执行，然而学校及社会俨然"穿一条裤子"，极力充当封建卫道士，为礼拜教育敕语强词夺理，对内村鉴三的正当行为横加指责，在人言可畏、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内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表明明治维新身着资本主义外衣，而内里的封建残余依然很顽固。
为甲午海战"义战"助威，却在战后讽刺战争为"欲战"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爷处。1892年遭到解雇的内村鉴三来到泰西学馆任教，两年后被著名作家德福芦花之兄德福苏峰邀请，为《国民之友》报执笔。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海战即将爆发的前夜，日本全体上下要求出兵与清朝不惜一战的呼声甚嚣尘上，内村也受到感染，认为这是一场"义战"，之所以如此说， 在其看来，朝鲜不对外开放，近代化发展受阻，完全是清朝所为，而日本助力朝鲜进步，反被清朝侮辱。故而以武力打击清朝，来表示抗议。
早在1873年，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就提出对朝动武的主张，原因只为对方没有答应日本开港通商的要求，属于"野蛮不化"，必须以武力"催化"。
明治政府的这种歪理和武力一途，与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一套，如出一辙，根本就是以文明开化者自居，打着教化的旗号，实施侵夺之实。
果然，1895年4月，日本在甲午海战中获胜后，立即原形毕露，迫使清朝签订《马关条约》，攫取赔款3.6亿日元，还获得了大量领土补偿，其罪恶企图终于天理昭彰。
内村鉴三这才恍然大悟，感觉自己战前的设想遭到了亵渎，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士，他笔锋一转，在报上狠批日本发动的战争实则为强盗在抢劫，还冠冕堂皇地声称是在帮助邻国进步，其实只不过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日本的侵略行径，助推了中国被瓜分的进程，是不折不扣的"欲战"。
人的认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从现象看到本质。内村鉴三也一样，他原以为明治日本以拯救亚洲邻国为己任，通过诉诸武力，来达到催醒的目的，继而在日本的带动下，大家一荣俱荣，共同将西方"蛮夷"赶出亚洲。
孰料，日本打败清朝后，并没有选择干净撤出，反而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根本不顾清朝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经意间日本已经染上帝国主义恶习，其丑陋本质昭然若揭。内村鉴三作为日本屈指可数的正直人士，由此改变了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看法，他的态度的转变，说明日本人并非都是唯利是图的战争贩子，依然有良知者在。
反对日俄战争，宁愿辞职也不愿同流合污
从甲午战争中捞取巨大好处后，已经深陷帝国主义而不拔的明治日本，野心不断膨胀，积极要求在地区称王称霸，而沙俄势力的存在，早已被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03年，日本国内政党组织、媒体记者和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主的知识分子，无不被战争冲昏了头脑，他们态度强硬，不时集会，发表声明，力主对俄宣战，比起十年前的甲午海战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此情形下，内村鉴三忧心忡忡，而他供职的《万朝报》竟也对俄战争表示支持，频频发表社论为战争摇旗呐喊。为与好战分子决裂，内村决定辞职，以表达自己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政治诉求。
他严正指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厌恶战争的，并以抵制战争为己任，而满脑子塞满战争思想的所谓知识分子，与真正的知识分子有着本质的不同。即此而言，对战争持有怎样的态度，实是检验知识分子真假的试金石。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充斥着不少"社会改良主义者"，此时他们也已卷入战争狂潮之中，其虚伪性一览无余，既然这些"慈善家"们都力主战争，则他们"允许流血，不允许奸淫"的论调，何其可笑；"允许造成数万孤儿"，并对孤儿表示"怜悯"，又假惺惺至极。
日本以微弱优势战胜沙俄后，从此跻身"一等国"行列，社会上到处洋溢着帝国胜利的喜悦之情，而愤然隐居的内村却被日本社会投以轻蔑的目光，不过内村坚持自己的主张毫不动摇，对社会盲目的乐观嗤之以鼻。
战争伴随着资本主义始终，不论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发展为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都不可能自我消除战争意识和行为的，这是由其本性决定的。明治日本自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起，就开始东征西讨，以邻为壑，并逐渐将战争的范围无限制扩大，最终让自己走上了不归路。
内村鉴三是一位有责任感和富于国际道义的知识分子，虽然他是基督徒，但并非所有基督教的信仰者都反对战争，爱好和平，而内村能够在日本好战的年代卓尔不凡，坚持反战思想，并身体力行，凸显了日本个别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底线思维，值得后人称道。
结语
在社会大转型时代，推翻幕府封建统治的明治政府，极力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同时保留着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天皇制度，于是帝国民主主义开始在日本发生、发展、壮大。
于是我们看到，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各项措施的落实，都离不开天皇的作用，天皇已被明治政府高度神圣化，从小学到中高等教育，教育敕语和天皇肖像形影不离，成了广大师生必须顶礼膜拜的对象。
然而，内村鉴三以基督徒的身份，坚决不对天皇御笔行礼，认为有违宪法赋予的"良知自由"，其实是想保持独立完整的人格，捍卫人最基本的平等自由权利。尽管最终遭到学校开除以及社会严厉的批判，但内村鉴三的正直、无私及追求自由平等的品质和精神是以一贯制的，这可以通过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看出端倪。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强迫清朝割地赔款，数量惊人，这让内村鉴三终于看清明治政府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不过是赤裸裸的掠夺而已，这一恶行改变了他战前对战争"义战"的看法，其实不过是满足日本私欲的"欲战"而已，鉴于此，他对战争极其厌恶。
日俄战争爆发之前，面对社会上失去理智的一片讨俄声，内村焦虑不安，他愤然辞去待遇不菲的《万朝报》记者职务，以示对战争的抗议，同时也是想唤醒人们放弃战争，让痛苦远离人间。
遗憾的是，日本社会再次取得胜利后，忘乎所以，自我陶醉，还蔑视内村，这让内村扼腕痛惜，只好致力于《圣经》研究，而一个不能对战争有所反思，却总是对战争迷恋的国家，日本除了走向灭亡别无出路，这在1945年得到了明证，而此时内村已经去世15年，他一定在遥远的天国为日本唱着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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