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深圳演繹了一曲曲‘冰與火之歌’”。
2020年,大Y之下,深圳之歌火速升級:
一曲是重金屬搖滾:HAO宅延續去年火爆行情。
招商太子灣、萬科星城等樓盤價格達數千萬一套的豪宅被“秒光”。HAO宅火爆再次催生了幾十萬、上百萬的“喝茶費”。
另一曲是“鄉下人的悲歌”:“逃離深圳”突然席捲社交平臺。
在微信指數中,“逃離深圳”出現三次小高峰,前兩次分別在二月初和四月初,第三次發生在最近幾天(4月15日)。一批深漂正在轉租、清退出租屋離開深圳。
去年,深圳經濟增速下滑過快,樓市泡沫及產業空心化,已經引發市民擔憂。今年,大Y之下,全球經濟加速衰退,中國GDP一季度同比下降6.8%,預計二季度壓力轉向外需,深圳可謂難上加難。
深圳的支柱產業外貿、出口製造及國際物流遭重創,一些企業倒閉、關閉,店鋪停業、退租,寫字樓空置率持續攀升,私人投資大幅下滑,零售業低迷,唯HAO宅獨領風騷。
富人獨舞,深漂逃離,中產傻眼。
深圳,怎麼辦
本文以“土地決定論”找原因,以“人才決定論”找出路。
本文邏輯:
一、深圳挑戰:YQ衝擊,產業結構,樓市泡沫
二、深圳問題:土地供給,騰籠換鳥,產業空心
三、深圳出路:公共用品,中產城市,以人為本
PART.1
深圳挑戰
YQ衝擊,產業結構,樓市泡沫
大Y之下,深圳經濟新舊矛盾凸顯,挑戰比北上廣更嚴峻:經濟增速下滑過快,受YQ衝擊更嚴重、持續時間更長。
近三年,深圳GDP增速下滑加快:2018年破8,2019年上半年破7,2019年前三季度增速為6.6%,2019年全年增速為6.7%。這一增速雖然高於全國的6.1%及廣東省的6.2%,但是下滑速度太快。
今年受YQ衝擊,全國第一季度GDP大幅下滑。國家統計局4月17日公佈數據顯示,全國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206504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下降6.8%。
可以預計,深圳經濟受YQ衝擊可能比北上廣更大,延續性更長。
主要原因:
一、深圳是外向型經濟,YQ世界大流行對深圳的支柱產業——外貿、出口製造及國際物流衝擊巨大。
這場戰役,“中國打上半場,世界打下半場,外貿人打全場”,反映了外貿人的無奈,也凸顯了深圳經濟的壓力。
今年第一季度全國貨物進出口總額65742億元,同比下降6.4%;其中出口下降11.4%。第二季度的外貿形勢可能比第一季度更加嚴峻。
新冠疫情大概在3月中旬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傳播,外貿訂單大面積取消,物流受阻,供應鏈中斷,出口製造工廠停工。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2020年全球GDP預計下降3%,其中美國預計下降5.9%,英國GDP預計下降6.5%,德法意GDP預計下降均超過7%。世界貿易組織預計,2020年全球貿易總額最大降幅可能達到32%。
預計,第二季度經濟復甦的壓力從內需逐漸轉向外需,全球經濟衰退及貿易縮水對深圳的衝擊要超過北上廣等城市。
2019年深圳外貿進出口總額為29773.86億,超過了當年的GDP總量,經濟對外依存度達110.6%,遠高於上海的89.2%、北京的81%和廣州的42.3%。
外貿、出口製造業及國際物流是深圳的支柱產業,是深圳工業立市的重要組成部分,產值規模巨大,就業人口眾多,覆蓋高中低端。
可以預計,YQ對深圳的衝擊要明顯高於北上廣,對經濟影響的延續性會更長,可能嚴重拖累第二季度及下半年深圳經濟的復甦。
另外,當前世界湧現逆全球化、去中國化思潮,歐美國家趁疫情之機正在組建臨時本土供應鏈,試圖推動製造業迴歸本土,及產業鏈向東南亞、新興國家遷移。這對深圳外貿、外資及經濟持續增長構成一定的壓力。
二、房價持續上漲,正在擠壓消費、投資,產業呈空心化趨勢,人口吸引力下降。深圳房價在2015年高位翻倍後持續上漲,成為全國房價最高的城市。
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今年3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中,有38個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上漲。深圳新房和二手房價格增速,不論是同比還是環比,均超過北上廣。
深圳新房價格環比上漲0.5%,同比漲5.2%;廣州環比跌0.5%,同比漲1.7%;上海環比漲0.1%,同比漲2.4%;北京環比持平,同比漲4.1%。
深圳二手房價格環比漲1.6%,同比漲9.7%;廣州環比跌0.2%,同比跌0.9%;上海環比漲0.3%,同比漲1.6%;北京環比漲0.2%,同比跌0.7%。
今年以來,深圳網籤新房、二手房在北上廣深中並不是最多的,但是價格漲勢驚人,尤其是豪宅。
HAO宅被瘋搶,與限價政策形成的價格“倒掛”有很大關係。以招商太子灣·灣璽為例,開盤均價低於11萬元/平方米,而周邊二手房均價部分已達15萬元/平方米。溢價普遍在3-4萬/平方米,吸引FH瘋搶,也催生了“喝茶費”。
深圳HAO宅遭瘋搶,可能存在開發商與媒體合謀營銷,但也反映了深圳房價熱炒勢能。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對此感到焦慮,他判斷:“那些“爆款”項目,其房價已經向上拉昇了30%以上”,“深圳高亢的房價可能把‘樓市三高’——高槓杆、高泡沫、高風險給逼上去”。
持續上漲的房價,對深圳經濟已經造成負面影響。高房價持續推高房租,房租推高居民的生活成本,進一步推高企業用人成本及租賃成本,導致一些企業倒閉或離開深圳。
最近幾年深圳商用辦公樓空置率持續上升,2019年這一數據已經達到22.4%。今年受疫情衝擊,空置率再創新高。根據戴德梁行的最新數據,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商用辦公樓的空置率上升至24.6%。
更值得關注的是,深圳經濟總量最大、最活躍的南山區的寫字樓空置率上升至34.8%。前海寫字樓空置率更是高達66%。
與北上廣相比,今年第一季度北京空置率為13.8%,增長0.4%,租金下降1.3%。上海空置率為21%,增長1.4%,租金下降0.6%。廣州空置率5.2%,下降0.3%,租金下降0.6%。深圳空置率24.6%,增長2.6%,租金下降3%。
深圳辦公樓空置率、空置率增速及租金下降增速均高於北上廣。
高房價推高了深圳的經濟槓桿率、居民負債率,擠壓了消費。
深圳槓桿率明顯高於北上廣。深圳貸款多於存款,住戶存款1.381萬億,貸款近2萬億。按照1302萬常住人口計算,人均負債15萬元;如果考慮到存款因素,深圳人均淨負債4.4萬元。
上海的情況與深圳相反,上海住戶存款多於貸款,上海住戶存款2.857萬億,住戶貸款2.22萬億。
其中,深圳住房貸款佔大頭,深圳住戶貸款約佔貸款99.7%。上海住房貸款為1.33萬億,房貸佔貸款的比重遠低於深圳,只有60%。
深圳高房價對消費的擠出效應也非常明顯。深圳與廣州兩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不大,但是深圳的人均消費總額、零售總額遠低於廣州。
2018年深圳零售總額6168億,與廣州9256億的零售總額差距相當大。深圳的人均年度消費總額占人均GDP的比例僅為27%,低於北京的41%、上海的39%、廣州的44%,也低於蘇州、杭州、武漢、天津、成都、重慶等國內重點城市,甚至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44%。
深圳人的錢花哪裡去了?
深圳人收入的30%都用於供房貸、租房,擠壓了消費支出。2015年,深圳房價大漲,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驟降至2%,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總額均下滑。
大疫之下,出口受阻,投資萎縮,零售低迷,深圳經濟的增長動力在哪裡?企業倒閉,工廠轉移,深漂離開,中產無奈,唯房價獨舞,深圳的問題在哪裡?
PART.2
深圳問題
土地供給,騰籠換鳥,產業空心
深圳經濟所面臨的挑戰,有舊頑疾,也有新問題。
深圳經濟模式可以概括為“輸入型紅利+全球化紅利”。
所謂輸入型紅利,即輸入全國的人才與資本。
近些年深圳新增人口為全國之最:2014年新增15萬,2015年新增60萬,2016年新增53萬,2017年新增55萬,2018年新增56萬,2019年新增41萬。
每年大量大學畢業生來深圳就業,其它城市支付成本培養好人才,深圳則“坐享其成”。
同時,全國各地大量的資金湧向深圳投資及創業。這就是深圳享受的全國人才及資本紅利。
所謂全球化紅利,即吸收全球資本、技術及訂單。
深圳的優勢源自較早的改革開放,大量港商在深圳投資設廠,帶動外資及技術進入,形成由外貿、出口製造及國際物流組成的外向型經濟。
客觀上,深圳吃著全球化的紅利,定然也會面臨全球化的風險。當全球經濟低迷或爆發金融危機時,外貿萎縮,出口受阻,屬於正常現象。
“輸入型紅利+全球化紅利”有利有弊,但近些年輸入型紅利、全球化紅利正在消失,疫情又加劇了深圳這一模式的危機。深圳經濟需要轉型升級,揚長避短,構築新的競爭力。
比如,外向型經濟的風險較大,深圳可以發展內需市場以平衡,提高家庭收入,增加零售產值。
又如,國際技術轉移紅利逐漸消退,深圳需降低企業成本,鼓勵技術創新。
再如,近些年各大城市“搶人”,深圳需放寬戶籍限制,提供大量廉租房,降低市民生活成本,提供更多的學校、醫院及大學等公共用品,以留住人才,提升城市的造血能力。
但是,深圳這些年的轉型並沒有做到揚長避短,相反還放大了問題。
我們可以從“土地決定論”的角度窺視深圳轉型中的問題,文中列舉的各種問題都可以從土地政策中找到根源性的答案。
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曾經在其著名的《商業性質概論》中指出:“土地擁有者決定了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和市場價格。”
2015年,是深圳的轉折點。
這一年,深圳的土地政策,決定了這座城市的產業結構,決定了這座城市的房價,也影響著這座城市的前途及千千萬萬家庭的生活。
2015年,深圳制定了《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這份文件規定:
一、到2020年深圳的基本生態控制線不變,即劃出不少於974平方公里不可開發的土地,大約佔深圳1997平方公里的一半。
二、至2020年全市工業用地佔建設用地比重不宜低於30%,劃定了270平方公里的“工業用地紅線”。
這意味著到2020年,深圳約50%的土地不可開發,剩下可開發的1023平方公里,30%劃撥給了工業,剩餘750多平方公里由農田、居住、商業、交通、公共服務設施共同使用。
深圳的土地面積只有北京的12%,深圳常住人口為1300多萬,加上流動人口應該在2000萬左右。深圳的人口密度原本就遠遠大於北上廣,這一土地規劃其實加劇了深圳的人地矛盾:
以此計算,深圳的實際人口密度可能達到2萬人/平方公里,這已經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大城市之一。
更嚴重的問題還有:
一、在這1023平方公里中,2016年已經建成的面積達到了923.25平方公里。如果不考慮舊改,深圳能夠使用的新增土地面積不超過100平方公里。
二、在已建成的城市面積中,居住用地只佔24%。深圳居住用地佔整個城市面積只有11%。與國際大都市相比,這個數據低得驚人,倫敦、紐約、東京的居住用地佔比都超過50%。這個數據僅比香港的8%高一點。
三、到2020年,釋放土地供應量只有253平方公里。這253平方公里中,保障房用地僅有31萬平米;同時,這份文件沒有明確居住用地的面積。
我們看實際的數據:
從2012年到2017年,深圳新增700多萬平方米商住工業土地供應中,居住用地只有8%。
2017年前8月,北京和上海分別供應了359和322萬平方米的住宅用地,廣州推出了164萬平方米,而深圳在2017年全年純住宅用地零供應(只有一塊“只租不售”性質的住宅土拍,面積僅2萬平方米)。
2018年深圳住宅用地供應(包含人才房)僅15.8萬平方米;2019年上半年,深圳住宅用地也是零供應。直到2019年6月,深圳才推出5宗居住用地,土地面積共17萬平方米。這五宗土地還只是限售三年的人才房。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深圳原本人口密集、居住用地比例少、新增土地極少,為什麼還要劃出974平方公里的生態用地、270平方公里的工業用地?為什麼不增加居住用地?
土地供給失衡,嚴重的扭曲了房價,也扭曲了產業結構,加重了深圳的問題:
一、人地矛盾緊張,居住用地不足,導致2015年開始深圳房價暴漲。
2014年,深圳均價在2.6萬左右,低於的北京的3.7萬、上海的3萬。2015年開始,深圳房價高位翻倍,漲勢兇猛。兩年後的2017年,深圳均價已到5.1萬,超過上海,僅次於北京的5.7萬,幾乎是廣州的兩倍。
“十三五規劃”應該是2015年已經制定,2016年開始實施,但一直沒有對外公佈。這個時間點,與深圳房價暴漲相符。
直到2017年11月,《深圳市城市建設與土地利用十三五規劃(2016-2020)》公佈土地規劃,人們才恍然大悟。
深圳每年新增用地及住房極為有限,很多投資者看到了這一供需矛盾,熱炒深圳新房。如今,深圳豪宅,已經成為了全國的資金出口以及投資“寶石”。
二、工業用地及商業用地嚴重過剩,空置率持續攀升。
與居住用地“一毛不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工業用地及商業用地大量過剩。
深圳商用辦公樓空置率持續飆升,今年還將迎來甲級寫字樓的供應高峰,全年累計共有134萬平方米的新增寫字樓面積交付,且未來五年新增供應總計達507萬平方米。
深圳的零售總額、人均消費總額均低於北上廣,但商業面積數量驚人,且持續推高。截至2017年末,深圳的人均優質零售商業面積達0.481平方米,僅次於北京的0.54平方米,在全國排名第二。如今,深圳的商業中心已經嚴重過剩,大疫之下更是蕭條不堪。
三、高房價、高房租,擠壓了企業、個人及家庭的生存空間,提高了租金成本、用工成本及生活成本,一些企業關閉,一些工廠外遷,一些深漂離開了,還有一些家庭苦苦支撐,不敢消費,不敢創業,沒錢投資。
高房價對深圳創業創新的打擊是明顯的。2018年,深圳新增註冊企業數量為29萬,增長率為-12.3%,北京新增註冊企業增速為2.7%,上海為13.2%,廣州為25.47%,全國為10.3%。
再看註銷企業數據。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佈的《2019年1-6月深圳商事主體登記統計分析報告》顯示,2019年上半年深圳註銷企業及個體戶同比大幅增長,1-6月份註銷企業68427戶,同比增長325.5%。
深圳,貴為創新、創業之城,如此現狀令人擔憂。
PART.3
深圳出路
公共用品,中產城市,以人為本
近些年,深圳的轉型可以概括為“騰籠換鳥+總部經濟”。
為了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深圳將低端製造工廠轉移出去,為新興產業及總部經濟騰地。
深圳,以工業立市,必須為工業留地、騰地。反過來,政府可以“寸土寸金”吸引企業總部、科技型企業入駐深圳。
去年12月,深圳面向全球招商,現場簽約項目128個,項目總額超5600億元。這128個項目不少為總部項目、大灣區總部、科研基地,如西門子能源深圳創新中心、小米集團國際總部、字節跳動大灣區總部、復星康養集團生命科學城等。
為了吸引巨頭入駐,深圳一次性推出30平方公里的工業用地。這是什麼概念?上海面積比深圳大兩倍多,整個十三五期間新增的產業用地也不到30平方公里。
這30平方公里的工業用地,覆蓋35個片區,重點佈局創新載體、新興產業集群和產業鏈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等,如先進製造、生物藥業、人工智能等。
今年,深圳再次大手筆招商,瞄準10億以上重大產業項目、“獨角獸”、世界500強及大型總部項目。同時,深圳下發了《深圳市2020年重大項目計劃》,其中,總部項目37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10個。
這些都是深圳這兩年招商引資的成果,有助於深圳產業轉型,提升城市的國際競爭力。
發展總部經濟和新興產業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過度地為總部經濟、創新產業“騰地”,可能導致城市結構失衡,產業升級受阻,創新活力下降。
為什麼?
過去,城市發展的理念是人口隨產業走。哪裡有產業,哪裡就有就業機會,就能吸引千軍萬馬來投奔。
但是,這是工業經濟的思維。
在工業時代,資本是核心供給。深圳引進資本,蓋好廠房,引進流水線,便能吸引工人過來。工人在深圳打工,在老家安家。
而如今深圳產業轉型升級,發展的是總部經濟、創新產業、先進製造,這些產業不是引進資本、流水線即可發展。這些企業、產業需要人創造出來,如果沒有人,總部進來、科研基地進來,亦是空殼。
在新興產業、總部經濟時代,資本並非核心供給,人才才是核心供給。人口隨產業(資本)走的時代正在遠去,產業(資本)隨人口走是新的趨勢。這是問題關鍵所在。
當前,深圳給工業、企業總部、新興產業、先進製造、“獨角獸”留了大量土地,但是沒有給人留足夠的地,沒有給中產留足夠的地。沒有給人留下充足的用地,創業企業、創新企業、中小微企業生存空間會越來越窄。
刨去約50%的生態用地、30%的工業用地,深圳留給市民的“綜合用地”極為有限。十三五期間,深圳只有253平方公里可開發土地,其中包括2078萬平方米綜合交通用地、225平方米市政設施用地,留給市民的醫療用地、教育用地、住宅用地及保障房用地少之又少。
先看住房資源。
這些年,深圳住房市場出現兩個特點:
一是普通住宅用地下降,但豪宅用地的比重卻在增加。
2011年-2016年,千萬豪宅佔深圳全市新房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同時千萬豪宅成交套數逐漸攀升,2016年千萬豪宅共成交4364套,佔比達到9.5%。
最近三年,深圳關內新房極少,但豪宅、大戶型住宅的比例非常高。如深圳灣1號、新天鵝堡三期、半島城邦三期、華潤萬象府、招商·領璽、天健天驕、深業上城、中心天元、深業中城,這些都是邁入10萬+的熱盤。
去年深圳雙十一取消豪宅稅後,12月豪宅成交套數高漲到9486套。
二是廉租房、安居房不多,但人才房的比重增加。
為了吸引人才,深圳加大了人才房的投放。與廉租房、安居房不同,人才房存在“人才標準”。在騰訊、平安集團等公司,申請人才房相對容易。
可以看出,為了匹配總部經濟、科研基地,深圳將僅有的居住用地向精英階層傾斜,這樣更加擠壓了普通白領及市民的住房空間。
房源如此之少,大批年輕人只能租住在城中村。
深圳全市1071萬套存量住房中,73.5%的房子在出租,其中又有62%為城中村出租屋。現在深圳租房人群達80%,大概有1600萬人租房,其中1100萬人租住在城中村。貝殼找房的數據顯示,深圳合租房平均面積低於北上廣,只有11.6平方米。
再看教育資源。
如今,深圳年輕人正處於結婚及生育的高峰期。從2008年到2018年,小學生在校人數,深圳增長了75.5%,遠遠超過北京增長的38.3%、上海的35.5%、廣州的22.7%。
2018年深圳在校小學生人數達102萬人,超過上海和北京,僅少於廣州3萬人。深圳的中小學生及在園兒童超過200萬,為四大城市之首。深圳各級學位非常緊張,大約一半的初中生無法上高中。
最後看醫療資源。
在全國主要城市醫療資源排名中,深圳處於中下游水平,排在第23位,低於石家莊、合肥、長春。上海、北京、廣州則名列前五。在全國主要城市每千人均床位數的排名中,深圳居然倒數第一。三甲醫院,深圳只有18家,廣州有38家,上海32家,北京55家。
深圳房價高於北上廣,住房資源、教育資源及醫療資源均不如北上廣,那麼這座城市的吸引力便需要打個問號。
我們需要關注一個關鍵指標:城市新增人口。
2019年,深圳的城市新增人口只有41萬,同比下降15萬,少於廣州的43.7萬。這說明,深圳這座依靠輸入型人口紅利的城市,其人口吸引力正在被廣州超越。
深圳的戶籍人口不到500萬,非戶籍人口占比高達63.2%,遠遠高於北上廣。每年春節,深圳返鄉人口為全國之最。
這種人口輸入型城市,存在歸屬感不足、人口流動性大的不確定性。這次疫情明顯暴露了深圳這一風險。
今年春節恰逢YQ,很多人遲遲未能返深,深圳經濟復甦壓力大於本土人口眾多的廣州。一些在老家久居的深漂退掉了深圳的租房;一些返深後又失業的人離開了深圳。社交網絡上湧現了三波“逃離深圳”小高峰。我擔心,疫情成為深圳新增人口的拐點。
我們歸納一下深圳經濟轉型之路:
通過“騰籠換鳥”的方式,用30%的工業用地,吸引企業總部、科研基地、新興產業、“獨角獸”進入深圳。與之配套的是豪宅、大戶型住宅(投資)、人才房,缺乏適量的普通住宅以及大規模的廉租房、安居房。
在這個模式中,中產及普通工人沒有足夠的生存空間,中產承擔高昂住房成本,普通工人租住城中村。
其實,沒有足夠人才支撐的總部經濟,其實是“空殼經濟”。“空殼總部”或許能夠給深圳帶來GDP和稅收,但是不足以支撐這座城市的未來。正如華為,總部依然在深圳,產值和稅收算給深圳,但是公司主體已經轉移到東莞松山湖,就業及產業集群轉移到了東莞。
其實,“騰籠換鳥+總部經濟”依然是過去的“輸入型紅利+全球化紅利”的延伸、升級,即吸引更大規模的企業、更大規模的資本、更高端的技術、更高端的人才。這依然是“人口隨產業走”的思維。
這樣的深圳,其40年累計的優勢正在喪失,風險卻在不斷地放大:
一、高房價擠出人才、消費與投資,推高樓市泡沫,加劇金融風險及產業空心化。
大疫之下,投資萎縮,儲蓄猛增,資金空轉,大量資金正在尋求避風港。深圳樓市,尤其是豪宅,成為全國資金的出口。
房地產是金融的抵押資產,金融城市都有推高房價做大金融資產的傾向。作為金融城市,深圳的高房價正在推高金融風險。如今,信貸利息低於房貸利息,一些投資者藉此加槓桿熱炒深圳樓市。
二、高房價、高成本正在削弱創新創業的市場土壤,殺死大量中小微企業。
深圳最傳統的優勢是,其充分競爭的市場吸引大批創業者,培養了一批本土型民營企業。總部經濟加上本土型企業,固然完美,但不能因吸引總部經濟提高成本,從而抑制本土創業型、創新型經濟。
所以,深圳,這座城市的轉型,應該從過去的“輸血”逐漸轉向“造血”,從“人口隨產業走”轉向“產業隨人口走”,核心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並培養人才。
如何操作?
首先調整土地規劃。
你可能會說,深圳沒有這麼多土地給人居住。關於“深圳沒有土地”的問題,深圳市]多次強調,土地多少是一個相對概念,是一個哲學問題:“如果有符合深圳未來發展定位的產業,我們非常歡迎,用地予以保證,要多少地,滿足多少地”。
深圳能夠滿足產業用地,定然也有能力滿足居住用地。比如,974 平方公里的生態用地紅線和 270平方公里的工業用地紅線,有沒有科學依據。若沒有科學依據,便容易陷入立場爭論。已購房者希望深圳青山綠水,但對未購房者來說,這座城市再美也跟他沒關係。大型企業希望多一些工業用地,而普通市民則希望多一些住宅用地。
為了緩和結構性矛盾,深圳今年又出臺文件,允許“商改租”,即商業用房按規定改建為租賃住房。但這僅是權宜之計。
其次,加大住房、教育及醫療的公用投入。
“總部經濟+人才房+城中村”難以持續。光靠人才房和城中村無法支撐起“總部經濟”,“總部經濟”靠得是由知識白領、工程師、管理者構成的中產。深圳需要大規模地供應住宅用地、廉租房及安居房。
2018年6月,深圳計劃將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公共租賃住房的比重,提升到新增住房供應總量的60%左右,其總量到2035年不少於100萬套。另外,新增商品住房不少於70萬套,佔住房供應總量的40%。
但是,即便如此,也無力緩解深圳住房供需緊張的局面。現今深圳租房人數達1600萬,到2035年假如增至2000萬;而100萬套保障性住房,預計只能夠解決300萬人的居住問題,覆蓋面積只有15%,遠遠低於新加坡的85%,甚至低於香港的50%。
香港的土地開發率僅有23.7%,住宅用地佔比只有6.8%,低於深圳,但香港政府依然為50%的家庭提供了保障性住房。
除此之外,政府還需加大教育、醫療及相關公共用品的投入。少挖一條路,可多建幾所學校。更多的公共用品,吸引更多的人才,更重要是培養自己的人才,提升這座城市的造血能力。
最後,中產興,城市興,以人為本,而非以產業為本。
注:文中數據多來源於網絡公開,雖經過考究與對比,但難免存在一定的不準確性與爭議性;另,本文主張不作為任何投資建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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