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克里米亚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1853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在欧洲爆发,战争表面的起因是由于巴勒斯坦地区两座教堂的归属问题,伯利恒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和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虽然19世纪时巴勒斯坦地区是穆斯林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这两座教堂依然由基督教教士控制的。法国人支持的天主教和由俄罗斯支持的东正教,双方都要求土耳其宫廷承认对圣地教堂拥有保护权。

大清,克里米亚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而此时奥斯曼土耳其从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衰落成了各大列强眼里的肥肉,随着野蛮的俄罗斯不断扩张,给世界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而土耳其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一旦俄罗斯人控制了伊斯坦布尔,随时可以从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南下,就会威胁英国人在地中海的利益和法国人在北非的利益。英、法为确保大国秩序的平衡,放弃了意识形态的争执,站在了土耳其人这边。这是一场俄罗斯为争夺黑海出海口,同英、法等列强发生的一场战争。

大清,克里米亚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在1853年5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借宗教争端入侵多瑙河下游的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瓦(今属罗马尼亚),战争直接爆发。11月,俄军黑海舰队在希诺普海战中,全歼了土耳其舰队,随后立即英法参战。由于战争中,英法装备了爆破弹的大炮和蒸汽动力轮船等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先进的战术,俄国人被英法打败。到1855年9月8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俄国败局已定,只得接受停战,通过与英法等国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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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56年3月,战争双方达成《巴黎和约》。俄国将高加索的一部分领土归还给奥斯曼,并放弃对土耳其境内的东正教的保护权,同时俄罗斯不得在黑海沿岸设立海军兵工厂和海军要塞,俄罗斯的南部出海口梦想被黑海通道被迫停止推进。克里米亚战争让俄国感到自己被基督教世界的背叛,欧洲各国居然站到穆斯林的土耳其一边,对自己进行被群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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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奠定了世界的新秩序,为了不让一方独大,列强承诺必须保证土耳其的独立与完整。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但俄国的星辰大海是美洲梦,希望以阿拉斯加为跳板,从陆地往南渗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国人按在地上被摩擦了一次后,最终决定放弃阿拉斯加。俄国人意识到,在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统治海洋的情况下,新大陆计划暂时走不通,甚至阿拉斯加能否保得住都很成问题。没有太平洋舰队和出海口的条件下,阿拉斯加迟早可能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为了防止英国人通过阿拉斯加进攻东西伯利亚, 1867年俄罗斯将阿拉斯加卖给了和英国有矛盾的美国,实现美洲北部的战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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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卖掉后,俄国人开始了对黑龙江流域扩张的步伐。1850年俄国人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涅韦利斯科伊(Геннадий Иванович Невельскoй)船长考察黑龙江入海口,8月13日在庙街附近建立了两个哨所,并升起了俄国国旗,将其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并且向清朝的"理藩院"建议,由于英美舰船时常在东北亚出没,中俄应联合起来共同防卫黑龙江口,不久俄国军队和移民们遂纷纷涌入。1853年太平天国攻克江宁后,清政府不得不把黑龙江的部队调往内地,留在黑龙江清军非常少,根本无法控制黑龙江流域大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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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约》签订后,战争给各交战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了转移矛盾,各国都把目标瞄向了东亚,大清此时的情况如何呢?1856年,大清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候,天朝上国命悬一线。1851年太平天国之乱爆发,不到两年,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1853年3月攻克江宁,不久洪秀全宣布定都天京。不到两年事件,军费高达两千万两,与此同时,大清最重要的税源,江南富庶之地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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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按照《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英国人在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设置领事,四地均允许英人自由出入,唯独广州坚决不许英人入城,贸易只能在城外进行。英国人找两广总督耆英交涉,耆英与英方签订了缓期二年的入城条约,未能解决问题就调到北京去了。随后新任两广总督徐广缙与英国领事文翰交涉了四年,依然没有结果。到1852年,徐广缙调任湖广总督镇压太平天国, 由叶名琛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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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入城问题被耆英和徐广缙来来回回拖了十年,英国人非常愤怒,迫于欧洲和印度的问题一直腾不出手来解决,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机会来了。"亚罗号"是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船主是华人苏亚明,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只有船长是他雇佣的英国人肯尼迪(Thomas Kennedy)。该船利用国际法中船舶管辖权的惯例,将商船在英属香港登记,以规避中国官方的检查,偶尔做做违法的勾当。


1856年10月,该船停靠广州黄埔码头,因此前该船被一位葡萄牙水手罗萨利奥(Josedo Rosario)密报有海盗,而澳门当局未来得及检查就逃脱,中国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在船靠岸后立刻上船检查。登船后果然发现了一名叫梁明太的海盗,水师缉拿了全部14名水手。经过船长肯尼迪(Thomas Kennedy)的斡旋,梁国定带走12名华人水手继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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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师走后,船长肯尼迪立刻升起了米字旗并发信号通知英国人,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立刻赶往码头。巴夏礼拿出南京条约中的《五口通商章程》,称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要求广东水师立即放人。广东水师认为"亚罗号"并非英国船,抓的也不是英国人,不适用《虎门条约》。因为巴夏礼态度强横,双方起了争执,一个水勇打了巴夏礼一巴掌。巴夏礼向当时的两广总督提出抗议,称广东水师在行动中侮辱了英国国旗,并不经英国领事的许可拘捕船员。


叶名琛立刻照会英国领馆,第一,12名水手中藏有粱明太、粱建富2名海盗,另一人吴亚作为证人,他们三人将继续审讯,其余9人可以送还。第二,水师官兵在船上时,该船并未悬挂任何英国国旗,不存在侮辱国旗的行为。第三,亚罗号并非是英国船,其港英执照系船主花1000 洋银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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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时英国人已经查明,广东水师登船时,该船的香港登记证已经过期两个星期。但巴夏礼不理这些,发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24小时内释放全部12名水手,并向英国方面赔礼道歉。叶名琛答应放了除海盗外的10人,但是不道歉。次日,当叶名琛派南海县丞许文深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国领馆时,此时英国人不想再谈,并拒绝接受人员,派出军舰沿着珠江内河,向广州城开炮。


另一边法国人没有英国人那么刻板,很快就找到一个"马神甫事件"作为借口。1844年,清政府和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允许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但规定只限于在通商口岸,不可进入内地。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马赖,1852年私自潜入广西省西林县进行传教活动,由于当时广西正在闹 太平天国运动,西林县衙立即把马赖抓起来,关了十几天后,驱逐出境,1855年马赖再次回到西林县传教,1856年2月,被信众的亲戚告发,知县抓捕马赖施以重刑,马赖死亡,并将马赖教徒共26人逮捕归案,依法处决。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以保护天主教为由,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与英国联合侵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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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神甫

1856年12月,英法集结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再次来到珠江口,大举进攻广州。此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既没有钱也没有兵来支援广州。而叶名琛因为情报错误,误以为是英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根本没有真正设防。不久英法联军登陆攻城。抵御一天后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英法"联军委员会"对广州进行军管。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一年后绝食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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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总督叶名琛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由于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很快失陷,英法联军沿白河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此时主力部队都在跟太平军作战,只得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前往大沽交涉,并希望俄、美公使的调停下和平解决。


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知道天津的情况后,亲率两艘炮舰来到瑷珲城下,主动找到黑龙江大将军奕山谈判,希望能调停大清与英法之间的战争。穆拉维约夫表示,"为了双方的利益,清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由于清政府在外交上的无知与怯弱,奕山被迫于28日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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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国领土划归俄国,瑷珲对岸精奇里江(今俄罗斯结雅河)上游东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保留大清国方面的永久居住权和管辖权;

2.乌苏里江以东的大清国领土划为清俄共管;

3.原属大清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只准大清国和俄国船只航行。


清政府"以夷制夷"之策,企图俄国的势力来限制英法的做法,最后自食其果,沦为被瓜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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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6月13日,在俄罗斯和美国公使调停无效后,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清政府增开11个城市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清政府给英国赔款银四百万两;清政府给法国赔款银二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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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抢劫并烧毁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后,清政府派奕訢为全权大臣议和,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清朝承认1858年的《瑷珲条约》的有效性,并将原先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至海之地(包括库页岛以及不冻港海参崴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归俄国所属,从此中国失去了东北地区对日本海的出海口。规定中俄西段疆界,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斋桑卓尔、特穆尔图卓尔(今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开放张家口、库伦、喀什噶尔为商埠。俄国在库伦、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

根据条约,清朝确认中英《天津条约》有效性;清朝割让广东新安县(今香港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给英国;清朝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中英《天津条约》的赔款至800万两;增加中法《天津条约》的赔款至800万两;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租买土地及兴建教堂;容许外国商人招聘汉人出洋工作,充当廉价劳工(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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