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20年，劉裕代晉稱帝，開啟了南朝歷史的按鈕。從晉到隋，100多年間，南朝連續經歷了5次朝代更迭，而27位皇帝中，竟然有大約10人是“精神變態”。雄才大略的劉裕肯定難以想象，為何自己身後的南朝歷史會如此畸形？
01 變態的南朝皇帝們
從420年到589年，南朝的歷史大約有169年，經歷了宋齊梁陳四朝，一共約有27人稱帝。而縱觀四朝，有兩個共同現象十分普遍。
第一現象就是變態皇帝多。雖是九五之尊，但這些27位皇帝之中，大約有10-12人在史書的記載中，或是荒淫無度，或是殘忍嗜殺，或是精神病態。總之，他們都表現出十分不正常的變態人格。
南朝的荒淫史從宋孝武帝劉駿開始。到了劉駿之子劉子業，不僅荒淫無道，還暴虐嗜殺，即位兩年就被近侍殺死。而之後的宋明帝劉彧及其子劉昱（都念yu，與其祖劉裕名同音），比之劉駿父子有過之而無不及。劉宋被折騰亡了，而蕭齊也好不到哪去，短短23年的王朝竟然出了蕭昭業、蕭鸞、蕭寶卷等三位荒淫暴虐的皇帝。蕭梁之中，梁武帝蕭衍怠政溺佛、蕭繹狡詐殘暴。陳朝相對竟然是最正常的。
雖然不排除當時帝位更迭頻繁，有抹黑前帝的嫌疑，但史書常常為尊者諱，史書中都有著這樣的劣跡斑斑，可見很多情況或許相差無幾。
169年出了10個變態皇帝，這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是一個十分罕見的現象，難道是有家族遺傳嗎？
但如果我們仔細審視這一段歷史，就會發現，除了皇帝，四朝皇族並未大量出現變態人格。也就是說，四朝皇族並沒有遺傳的精神病。
這說明，皇帝們的殘忍和變態，不是先天的，而是來自於皇位。普通人有這樣的變態行為，大多是因為受到了長期的刺激或者精神壓力（要醫學解釋的話去找醫生），難道這些皇帝們也是嗎？
而另一個共同點是，四朝都是通過禪位而來。
宋武帝劉裕的皇位來自於晉恭帝司馬德文。雖然司馬德文表現的十分恭順，但劉裕還是將司馬皇室幾乎屠戮殆盡。
齊梁陳也同樣依葫蘆畫瓢。即使禪位的末帝劉準、蕭方智、蕭寶融對他們已經毫無威脅，但得位的齊高帝蕭道成、梁武帝蕭衍、陳武帝陳霸先，也都沒有因此而饒恕他們的生命，反而急切的將他們殺死。
按說，新朝初立，為了安穩人心，急切的殺死已經沒有威脅的末帝毫無必要。那麼他們為何要這樣做呢？
如果是個別現象還不能說明什麼，但他們統一的行為或許也說明，他們感受到了一種隱隱的不安。
這兩個共同現象，都指向了一個可能，那就是南朝皇帝們，坐在皇位上，卻長期感受到一種不安或者威脅。這或許是他們精神變態的原因所在。
那麼，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能夠威脅到高高在上的皇帝們呢？
02 頑強的南朝士族政治
在《南史》中，記載了這樣兩則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南朝劉宋。劉宋時，有個人叫王球，乃是王謐之子，出自士族翹楚琅琊王氏。王謐曾有恩於劉裕，文帝劉義隆上位時王氏又出了力，因此宋文帝一朝，王氏的權勢仍舊十分可觀。
文帝有一個出身寒門的寵臣，名叫徐爰。文帝想提一提他的身份，便下令王球及殷景仁與之結交。結果王球竟然拒絕說：“士族和庶族的區別，是國家的章法。我不敢奉行您的詔令！（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
另一個故事“稱旨就席”則發生在稍後的南齊武帝蕭賾時。武帝的寵臣紀僧真出身小吏，掌權後便向武帝請求做“士大夫”，即加入士族的行列。蕭賾告訴他，我不能這樣做，得看江斅、謝淪（大約是當時士族領袖）的意思，你自己去拜訪他們吧。
於是，紀僧真便稱皇帝的旨意去拜訪江斅，結果剛一坐下，江斅就對自己的侍從說：“把我的座位挪開（移吾床讓客）”。紀僧真無奈，回報蕭賾說，“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拋開故事背後的政治目的不談，這兩個故事背後有個問題十分不尋常：作為帝國的權貴、皇帝的寵臣，他們為什麼還要冒著被歧視的風險，去爭取這個士族身份？
因為南朝的士族身份是“限量版的貴族”。南齊高帝和武帝時，政府曾進行過一項被稱為“檢籍”的工作，簡單的說就是清查戶口，防止有人冒充士族。而這項工作竟然引起了武裝反抗，導致齊武帝不得不終止檢籍。可見，士族身份有多麼吃得開了。
那麼，士族身份為何會被如此看重呢？這源於士族體系背後的特權。
從上面的故事和檢籍來看，這個士族體系是被官方認證的，具有經濟特權、社會地位特權的貴族體系，但又半獨立於帝國行政系統之外。而從江斅和王球的反應來看，這個士族體系十分封閉而強大，強大到敢於當面反駁皇帝的命令。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幾乎意味著士族體系足以並敢於威脅皇權！
是不是這樣呢？上面兩個故事還有一個點睛之筆的結局，足以說明這個問題。王球拒絕宋文帝以後，文帝的反應是“改容謝焉（正色並且道歉）”；而江斅冷落紀僧真後，當時社會風氣認為江斅有風格，“不為權幸降意”。
高高在上的皇帝竟然要因此事向士族“改容謝焉”，而社會輿論竟然也支持士族。從這裡，我們或許可以找出這個讓皇帝們感到不安的源泉了：士族政治。
而且，另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他們明明足以威脅皇權，可皇帝還不得不重用他們，或者說用一批士族，打壓另一批士族。比如剛剛提到的王球家族在文帝時，有王弘、王曇首、王華三人同時為相。
這就很值得探討了，為何士族政治如此頑強，連皇帝都要如此忌憚？
03 士族的憑藉：禪讓政治和九品中正
我國2000多年的中央集權政治下，皇權是整個帝國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南朝的皇權竟然難以壓制士族，這隻能有一個原因：士族足以威脅皇權，而皇權卻難以動搖士族。
而發生這種以下抗上的唯一可能，就是士族有不受皇權控制的世襲制度或人才選拔制度，而且皇權因為某種原因不願意或做不到根除士族代言人。
恰恰，南朝是唯一一個能實現這兩種可能的時代。
首先，南朝四朝都源於禪讓而不是起義。在原來皇族存在的情況下進行禪讓，那麼新的皇權就必須贏得帝國官僚們的支持。而四朝存在的時間都只有數十年。這也就意味著，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皇權要合法根除前朝留下的士族官僚，合法培養一批新的帝國中堅力量，幾乎是做不到的。因此，南朝的禪讓政治決定了士族們不會缺乏代言人。而同時，早在東晉時期就相互聯姻，形成錯綜複雜的關係，導致了士族們早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
其次，九品中正制度，決定了士族上升通道的穩定和對皇權的相對獨立性。九品中正制度起源於曹魏，兩晉時期，士族們相互靠攏形成利益聯合，逐漸掌握了這個人才上升的通道，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便是這種士族政治形態的最佳體現了。不管國號是宋或是齊，只要這種人才選拔制度仍然存在，士族們就有死灰復燃的合法機會。
因此，禪讓政治和九品中正制，聯合構成了士族政治的穩定性。因為他們對皇權的依賴性很低，所以相比於王朝的更迭，他們更加在意自身的權利是否受到影響和降低。
皇權的擴大會影響他們的地位和利益，而讓很多寒門加入士族則會稀釋他們的特權。因此他們一邊封閉大門，用文化和禮儀將寒門與士族隔離開來；一邊聯合抵制皇權，不讓皇權過多的影響到他們的權益。
那些成熟的皇帝們都明白，缺乏有效的制衡，擅自去動士族的奶酪，是要遭殃的。當然也有不信邪的皇帝，如劉昱、蕭寶卷等都曾想依靠皇權，強力破壞這種平衡來加強皇權。但結局是，他們本人被史書記載為變態皇帝，而他們的王朝也被士族聯合顛覆了。
因此，看起來高高在上的皇權，雖然十個不情願，但為了不被他們拋棄而另立王朝，也不敢輕易的去破壞這個平衡，過多的切割士族們的蛋糕。而長期處於這樣的威脅之下，皇帝們自然會感到不安。
即便如此，士族政治並不是南朝開創，而是兩晉以來的老問題，南朝的梟雄皇帝們竟然束手無策嗎？
04 皇族掌權帶來新的血腥挑戰
實際上，南朝劉宋的建立者劉裕本人就是準寒門（或低階士族）出身。依靠軍功起家的他，十分清楚士族對皇權的威脅。因此，劉裕從掌權開始，就已經著手嘗試，如何妥善的解決這個問題。
劉裕的措施主要有兩個方面：
其一，大力提拔寒族將領，打擊士族經濟基礎。劉裕首先採取了一升一降的辦法。他一方面利用各種理由打擊、屠殺了一批士族，然後實行了著名的“義熙土斷”，削弱破壞士族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他大力提拔了一批寒門將領，拔擢寒門之士掌握機要部門，形成“寒門掌機要”的局面。比如上文提到的徐爰、紀僧真所擔任的中書舍人就屬於這種職位不高，但實權甚大的機要官職。
其二，加強中央集權，並外派皇子出為地方州牧，形成“皇子鎮地方”的局面。劉裕一方面強化中央集權，防範權臣；另一方面，劉裕多以皇子為地方州牧，皇子年幼就派心腹大臣為輔掌握實權。比如，滅後秦得關中後，劉裕以年僅10歲的次子劉義真為雍州牧，以心腹沈田子等輔佐，雖然這讓劉裕丟失關中、痛失臂膀，但4年後，劉義真依舊出鎮歷陽，都督六州諸軍事。這說明，即便幼子明顯不具備這個能力，劉裕還是要強行這樣做。
隨著士族力量的恢復和時勢所限，第一個措施難以施行，因此，皇子鎮地方政策就被南朝皇帝們奉為對抗士族政治的良策了。
然而，這項被奉為圭臬的政策，很快就為南朝帶來了新的問題：皇族內訌。
一旦中央有變，有了地方實權的皇子們便逆向奪權，成為新的合法皇帝，比如宋孝武帝劉駿、梁元帝蕭繹。
這還不算，為了防止其他皇族效仿，新上位的皇帝往往對其他皇族成員有所忌憚，而展開皇族大屠殺。前文提到的變態皇帝劉駿、劉子業、劉彧、蕭鸞都是著名的皇族殺手，而劉宋和蕭齊的皇族幾乎被他們屠殺殆盡。而到了蕭梁，蕭衍的皇子們甚至置叛亂於不顧，等待著老皇帝嚥氣，然後入主中央。
雖然皇族政治無法根除士族政治，還帶來了新的挑戰，但在士族政治的威脅下，皇帝們依舊不得不採取這樣的措施，才能增加內心一絲絲的安全感。
05 南朝困境：雙重壓力下的畸形政治
做一個形象的比喻，皇帝就像是一個生存在黃河岸邊的人，士族們就好比那條黃河。
士族代言人就是黃河的水，禪讓得來的南朝皇權要生存就不得不依賴他們，而他們憑藉九品中正制裹挾帶進來大量的泥沙，將整個黃河河道佔的滿滿的，河床逐漸高過地面，直接威脅到了皇權。
為了解除這種威脅，皇帝不得不利用皇子和皇族們築成堤壩，來防止被淹死。而隨著河床的增高，他們不得不將堤壩也越修越高，很快，皇族們築成的堤壩也成為了威脅皇權的另一個風險。
心裡高壓持續威脅著南朝皇帝們的生理和心裡，導致他們一方面難以承受精神重壓，行事瘋狂；一方面又不得不這樣做。在這雙重威脅下的南朝皇帝們，日子過得如履薄冰。
上文提到的南朝變態皇帝們，要麼殺戮皇族和功臣，要麼沉溺宗教和文化消極避世。這是因為在雙重壓力下的他們，有些是真的承受不了壓力，變成了真變態（如劉子業和劉彧）；有些是想通過殺戮來破解這個死循環，卻因此被士族們將暴虐作為推翻他們的理由（如劉昱和蕭寶卷）；有些既不願意瘋也不願意死，只好消極避世（比如蕭衍和陳叔寶）。
在這樣的畸形政治形態下，形成獨有的“南朝困境”：士族們在安樂中逐漸墮落，而皇帝們在無法破解的死循環中走向變態。人們生活水深火熱無法自拔，帝國領土日蹩但內耗仍在不斷加大，莫論開疆拓土，連守成也越來越難。
而要破解“南朝困境”唯一的辦法就是，徹底根除士族政治和九品中正制，重新建立合理的帝國統治架構。而這一點，直到楊隋和李唐發明了科舉制度，才真正找到解決的法門。
南朝困境的終結
實際上，南朝的最後一個王朝陳，相對來說是政治最為清明、變態皇帝最少的朝代。這是因為太清之難中，侯景用他的血腥和暴戾，徹底摧毀了腐朽的士族和分化的蕭梁皇族。而廢墟上重建的陳朝，終於得以稍稍擺脫士族制衡的重壓，好好的喘一口氣了。然而，外患的增強、狹小的地盤和未能根除的九品中正制，導致未能徹底擺脫南朝困境的陳朝之路也只能越走越窄。
而“南朝困境”也隨著南朝的沒落和滅亡，終於走向了末路。如果那些“變態”的南朝皇帝們投胎轉世，他們或許更多的是感受到解脫吧。就像劉宋末帝劉準的那句臨終遺言一般：“願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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