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90年代,清统治者中一部分中央和地方的官僚倡导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从军事、政治、经济、文教乃至外交各个领域
开启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旧时称这段史事为“同光新政”,后被历史学家命名为“洋务运动”。
与胡雪岩关系密切的左宗棠在道光末年就读过魏源所著,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宗教和科技的《海国图志,对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推崇备至。在以后的仕宦生涯中,他了解到泰西弃虚务实、制作精妙,就更加迫切地希望把魏源的主张付诸实践,他曾呼吁:“中土智慧岂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意十年以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透露出学习西方、自强御侮的热望。
早在率所部与“常捷军”在浙江配合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左宗棠就已深深体会到“轮舟为海战利器”,1864年(同治三年),他引法国将领德克碑-日意格考求西方机器制造,仿造小火轮,在西湖试行,这是他办洋务的前奏。然而,他正式办洋务是在担任闽浙总督以后以及陕甘总督任内。
虽然,那时的左宗棠为了对付太平军余部和捻军,解除西北边患,还是横戈立马、忙于征战,受客观条件限制,其洋务事业的影响没有李鸿章那么大,但因为有着自己的特色,还是具有代表性。 李鸿章（1823--1901,安徽人）
办洋务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之举,急需通华洋事务的人才,左宗棠少不得又要借重以帮助他镇压太平军起家、与洋人有来往而又办事精干的胡雪岩了。
胡雪岩襄助左宗棠创办的洋务事业,主要有以下几端:
第一,福州船政局
1864年11月(同治三年十月),左宗棠从闽浙总督离浙赴闽。到了福建,见军政、吏治、民生因循粉饰,凋敝已久,就于第二年正月上了一个奏章,说:“今欲修明政事,必先求治事之才”,要求把在浙江的胡雪岩(当时已有“福建候补道”头衔)与新授浙江督粮道周锡、记名道吴大廷、刑部员外郎张树汭4人调入福建,以资差委,获得同治皇帝的应允。
1866年(同治五年),在胡雪岩的献议下,左宗棠上奏朝廷,要求在福州创办一个船政局,他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大轮船不可。”并提出造船的五年计划,预算300万两。
他指出:虽然创办之初可能会出现花费多、成船少的现象,但从长远看,“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而且,还可通过造船实践摸索出经验,由钝而巧,由粗而精,提高中国的制造能力。
左宗棠的建议获得清政府的批准。这年月,他亲至福州海口罗星塔购买马尾山下200多亩农田作为厂址,由于选址马尾,福州船政局又叫马尾船政局。左以胡雪岩为“不可多得之员”,派他与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共同商定《船政事宜十条》,制定了最初的规章制度,“凡局务及出入款项,责胡光墉一手经理”。
该局第二年6月（同治八年五月）建造的第一艘木壳轮船“万年青”号（排水量1450吨）下水。到1874年，这个造船局共出船15艘，而且已遣散外国匠师，自行制造。
福州船政局比1867年(同治六年)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南造船所还早一年,是中国第一家新式造船企业,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船舶修造厂。虽然,与外国相比,在造船技术上还存在很大的距离,但它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第二,甘肃织呢总局
还在筹建福州船政局时,左宗棠就开始考虑发展民用工业。他在1866年6月25日(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的奏折中指出:要以制造轮船为起点,“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做了陕甘总督以后,左宗棠在西北地区除了先后办过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兰州火药局等军工企业外,还把创办民用企业的决心付诸行动,创办了与福州船政局齐名的甘肃织呢总局。
甘肃织呢总局比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还要早,是我国第个机制国货工厂,也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的一家官办轻工企业。
第三,开凿泾河
西北地区缺雨干旱,蔬菜、棉花等庄稼专赖渠水,地亩收成多寡取决于渠水多少。所以,左宗棠到了西北,在水利上着实花了一番工夫。泾河在西北是令人伤脑筋的一条河,长期以来,只有郑、百、利民三渠引泾灌田,左宗棠不以此为满足。平凉西北数十里为涔泾水发源处,平南数十里为菼水发源处,两水到泾州合流,水势才渐渐变大左宗棠认为:若在上源引渠,就可得数百万顷膏腴之壤,节节做闸蓄水,还可通水筏,这样方能为关陇创万世之利。
此外,左宗棠还曾聘用德国技师未海厘在距肃州城不远的文殊山尝试开采金矿,采金的一副小机器就是胡雪岩捐购的,于1879年(光绪五年)
附在掘井机器一起批解鄂台转运到此;左宗棠在新疆引进蚕桑,发展农业生产,胡雪岩在浙江代募熟悉养蚕、种桑的人以及种田能手,送往新疆,向当地百姓传授生产技艺。
左宗棠的洋务事业中都有胡雪岩的一份功劳。左在给胡雪岩的一封信中谈到船政局事宜时称赞胡“阁下创议之功伟矣”。由于在举办洋务新政上态度一致,两人还鸿雁频传,交流思想,如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一封信中说过:“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
但是（作为一个商人,胡雪岩在办公事的时候,自然不会忘了角逐营利。）
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在奏设福州船政局时就曾说过:引进外国机器,开办造船厂,是破天荒的事,机器好坏也难以辨识,所以托人购觅时,要“宽给其值,但求其良”。这个“宽给其值”就给经手采办的人留下价格上的“虚头”。胡雪岩在经办洋务中到底得了多少“回扣”,虽然无从推算,但他公私兼营,使自己的私囊在这个时候急剧膨胀起来却是事实。（这不就是现在拿回扣，报高价吃两头的意思么）
不过话说回来,他协助左宗棠举办洋务这个行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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