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以智慧去籠罩學問、透視學問、運用學問。
羅家倫
（1897—1969）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和命名者，我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早年求學於復旦公學和北京大學，是蔡元培的學生，民國年間，擔任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之職。代表作品《新人生觀》、《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觀》。
學問（Learning）與智慧（Wisdom），有顯然的區別。學問是知識的聚集（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是一種滋養人生的原料，而智慧卻是陶冶原料的熔爐。學問好比是鐵，而智慧是鍊鋼的電火。學問是寸積銖累而來的，常是各有疆域獨自為政的。它可吸收人生的興趣，但是它本身卻是人生的工具。智慧是一種透視，一種反想，一種遠瞻；它是人生含蘊的一種放射性；它是從人生深處發出來的，同時它可以燭照人生的前途。
羅家倫家族（1935年）
有人以為學問就是智慧，其實有學問的人，何曾都有智慧？世界上有不少學問淵博的人，可是食古不化，食今亦不化，不知融會貫通，舉一不能反三，終身都跳不出書本的圈子，實在說不上智慧二字。這種人西洋便叫做“有學問的笨伯”（A learned fool），在中國便可稱為“兩腳書櫥”或“冬烘先生”。反過來說，有智慧的人也不見得都有很好的學問。有一種人，讀書雖然不多，但他對於人情事理，都很通達，憑藉經驗，運用心得，這樣的人，你能說他沒有智慧嗎？ 學問是不能離開智慧的；沒有智慧的學問，便是死的學問。有許多人從事研究工作，蒐集了很多材料，但往往窮年，找不到問題的中心，得不到任何的結果，縱有結果，亦復無關宏旨——這便是由於沒有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則不然，他縱然研究一個極小的問題，也能探驪得珠，找到核心所在；其問題雖小，而其映射的範圍，卻往往甚大。譬如孟德爾（Mendel）研究豆子的交配，居然悟出遺傳的定律，奠下了遺傳學和優生學的基礎，就是一個例子。再說進化論的創立者達爾文。在達爾文以前，何曾沒有富於學問的生物學家，看見過海邊的蚌殼、山中的化石、類人的猩猿、初民的種族？何以不能發現物競天擇、最適者存的天演公例？等達爾文發現以後，赫胥黎慨然嘆曰：“這個道理，傻子都應該知道，為什麼我以前不知道？”於是他奮身而為達爾文的“牛頭狗”（Bulldog），為他張目。當代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有人稱他為牛頓後第一人，他的相對論是科學上一個稀有的創穫，但是他自己卻對人說：“我的發明其實很簡單，只是你們看不見罷了！”他能看見別人所看不見的，便是他的智慧過人之處。
羅家倫
世間不但有缺乏智慧的人，而且也有缺少智慧的書。我們可以把書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智慧的，一類是無智慧的。有智慧的書，是每字每句，都如珠玉似的晶瑩，斧鑿般的犀銳，可以啟發人的心靈，開闢人的思想，有時可以引申成一篇論文，或成一本專書。這就是英文中所謂“燦爛的書”（“Brilliant book”）。
無智慧的書，往往材料堆積得和蟻丘一樣，議論雖多，見解毫無。縱然可以從他得報導，卻不可以從他得啟示，在著者是“博而寡約”，在讀者是“勞而無功”。這就是英文中所謂“晦塞的書”（“Dull book”）。然而這類的書多極了，讀者要不浪費時間，就不能不精為選擇。須知著書固要智慧，讀書也要智慧。“讀書得聞”就是智慧的表現。“鞭辟入裡”，“豁然貫通”，都不是容易的事。若是像諷誦高頭講章的讀法，則雖“讀破五車”，有何用處？ 學問固然不能離開智慧，同時智慧也不能離開學問。有學問的人，雖然不一定就有智慧，正和有智慧的人不一定有很深的學問一樣，但是智慧卻必須以學問做基礎，才靠得住。無學問的智慧，只是浮光掠影，瞬起瞬滅的。他好像肥皂泡一樣，儘管可以五光十色，但是一觸即破。惟有從學問中產生出來的智慧，才不是浮光，而是探照燈，可以透過雲層，照射到青空的境地。惟有從學問中鍛煉出來的智慧，才不是瞬息幻滅的肥皂泡；他永遠像珍珠泉的泉水一般，一串串不斷地從水底上湧。也唯有這種有根底的智慧，才最靠得住，最為精澈，最可寶貴。 若把學問譬做建築材料，那智慧便是建築師的匠心。有木、有石，甚至有水泥鋼骨，決不能成為房子；就是懂得材料力學、結構原理，也只可以造成普通的房子，而決不能造成莊嚴壯麗的羅馬聖彼得（St.Peter’s）或巴黎聖母（Notre Dame）教堂。這種絕代的美術作品，是要靠藝術家的匠心的。但是材料愈能應手，匠心愈能發揮；構造的原理愈進步，藝術家愈能推陳出新。材料與技術對於作風的影響，整個美術史，尤其建築史，都可以證明。所以 學問與智慧是相輔為用，缺一不可的。我們不但需要學問，而且更需要智慧——需要以智慧去籠罩學問、透視學問、運用學問。
學問應如何去尋求？智慧又如何去浚瀹？更應如何以智慧去籠罩，透視，並運用學問？這是思想方法的問題。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而是有嚴格紀律的一種意識的訓練。 思想當然不是別人所教得來的。沒有思想的人，別人不能強他有思想，正如西洋古語所說：“你能引馬就水，但不能教馬喝水”（“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but you cannot make him drink”）。然而思想是可以啟發的。教育的最大功用，就是啟發人的思想。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就是承認思想有啟發的可能。思想應如何去啟發呢？當然非有訓練思想的方法不可。我現在先提出中西兩大哲人關於訓練思想的指示來。中國的孔子講學時，曾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個戒條。無論經學家如何詮釋，我們拿近代思想方法的眼光來看，可以得到一種新的領悟。毋意可以釋作不可凡事以意為之。沒有根據先有論斷是要不得的。這就是成見（Prejudice），成見與科學探討的精神不相容。毋必是不可武斷（Dogmatic）。武斷是虛心的反面，往往以不完備的知識，不合的見解，據為定論。毋固是不可固執（Obstinate），拘泥膠著，拒絕新的事物，新的假定。墮入樊籠而不自解，鑽人牛角心裡而不自拔。毋我是
不可以自己為中心，以自我為出發點（Egocentric predicament）。妄自尊大，正是所謂我執。這種胸有所蔽的看法，在邏輯上不能允許，在認識論上也不能容。必須破除以上各蔽，乃能清明在躬，洞燭萬象。必須如此，才能浚瀹智慧。必須如此，才能役萬物而不為萬物所役。為學求知應當如此，就是人生修養，也應當如此。
1920年，羅家倫（左立者）與馮友蘭（右立者）等人在紐約合影
近代西洋的大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在他所著的《學問的進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一書中，討論思想錯誤的原因，可說精闢極了。康第拉（Condillac）曾說：“世人瞭解思想錯誤的原因者，莫過於培根。”培根以為人類思想的錯誤，乃是由於有四種偶像（Idols）。這種偶像，佛家稱為“執”，我們稱為“蔽”。
第一是“部落的偶像”（Idols of the tribe），可稱“觀感之蔽”。就是說對於一個問題，先按照自己的意見決定好了，然後才去尋找經驗，再把經驗團捏揉搓得和自己的意思相合。這無異手提著一個蠟人再向他問路。這是一般人最易犯的錯誤。現在有些大學生做論文，往往先有了結論，然後去找材料，好像藥店裡打好了裝藥的抽屜，安放得整整齊齊，再待把藥材分別填塞進去，就算完事。他不是從材料裡去逐步尋求真理，乃是把他的所謂真理去配合材料。這種工作，是白費的。
第二是“山洞的偶像 ”（Idols of the cave），可稱“自我之蔽”。這與個人性格有關係。每個人因為他性之所近，常常在意識裡形成他的一個所謂“洞”或“窠”。這種“洞”或“窠”，常把自然的光線屈折或遮蔽了，於是一個人就像帶上顏色眼鏡：帶了藍色眼鏡，便說一切是藍；帶了黑色眼鏡，便說一切是黑。結果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這種“洞”，人的思想一跌進去，便是不容易爬出來的。
第三是“市場的偶像”（Idols of the market），可稱“語言之蔽”。這是從人與人的接觸之中而生的。人與人相接觸時，不得不用語言來交換思想，但語言所用的字句，常以群眾所瞭解者為準，所以字意常不確定，或不完備，而真理遂被湮沒。人類思想的錯誤，很多是由此而來。邏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確定每個字的意義，而使其有一定的內容，以免“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政治煽動家說的話，大都是極漂亮而動聽的，但是仔細分析起來，有幾句是確定可靠的？莊子說“言隱於榮華”，其實這種語言是和無花果樹一樣，以它的葉子隱蓋著它無花的羞辱。
第四是“戲院的偶像”（Idols of the theatre），可稱“學統之蔽”。人類有些思想上的錯誤，是由於傳統的信條或對事實錯誤的證明而來。古今來各種派別的哲學系統，往往不啻是戲臺上一幕一幕的戲劇，各人憑其主觀的想象而編成的。如果有人墮入彀中，深信不疑，便很容易固執偏見，抹殺其他。中國過去的學派之爭，如所謂朱陸異同的聚訟，都於不知不覺中犯了這個毛病。我們根據這兩位哲人的指示，就可知道要訓練思想，必須注意以下幾點：第一是去蔽。去蔽是訓練思想的第一先決條件。必須能夠去蔽，然後才能透視一切，大徹大悟，達到智慧最高的境界。必須去掉孔子的所謂“意”“必”“固”“我”，必須去掉培根的所謂四種偶像，然後才可有虛明豁達的心胸，接受一切的真理。否則陰翳在心，障礙在目，欲求真理，真理愈遠。苟子有《解蔽篇》，說得很痛快。他說：“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然則虛也者謂毋若數子之蔽於所已臧之一隅，而害所將受之道也。”我們要知道智慧所燭的，決不僅是道之一隅！
第二是分析。分析可分兩部分講：一是事物的分析。宇宙的萬象，交互錯綜，複雜極了，要全部加以研究，自為事實所不許可。所以生物學家只抽出一部分有生命的現象來研究，地質學家只抽出一部分無生命的現象來研究。這便是以類別來分析的辦法。二是觀念的分析。譬如語言文字所包含的意義，若要論事窮理，便非先弄清楚不可。不然，就生許多誤解，許多枝節，許多爭論。哲學爭論之中，尤多文字涵義之爭。從前黃遠生‘冼生有一篇文章，叫《籠統為國民之公敵》。這“籠統”二字，是中國人思想上最大的病根，不知誤了我們多少事。我們要國民有清晰的思想，非把許多語言文字裡所包含的觀念，先行“刮垢磨光”一番不可。第三是綜合。綜合就是將分析所得的結果，組織成一個完整的系統。綜合的最大目的，就是在求思想的經濟（Economy of thought）。科學的公式，必須能以簡馭繁，就是要把最簡單的公式，解釋和駕馭許多繁複的現象。無綜合頭腦的人，常覺得宇宙間的萬事萬物，不是各不相關，就是紊絲一團；而在有綜合頭腦的人看來，則覺得處處關連，頭頭是道，可以從中找出一個整齊的頭緒，美麗的系統。 第四是遠瞻。講藝術要注意遠景，講科學何獨不然？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因為研究專門的東西，最容易囿於一個狹小的範圍，而把大者遠者反遺忘了。專家的定義是“一個人在最小的範圍以內，知道最多的東西”。所以專靠專家來謀國，是可以誤大事的。蔣百里先生，在他的《日本人》中，形容日本見樹木而不見森林的情形，有一段話最足發人深省。他說：“日本人很能研究外國情形，有許多秘密的知識，比外國人自己還要豐富。但正因為過於細密之故，倒把大的，普通的忘記了。譬如日本人研究印度，比任何國人都詳細，他很羨慕英國的獲得印度，但是他忘記了英國人對印度的統治，是在大家沒有注意時代用三百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日本人卻想在列強之下三十年內要成功。日本人又研究中國個人人物。他們的傳記與行動，他很有興會的記得，但他忘記了中國地理的統一性，與文字的普遍性，而想用武力來改變五千年曆史的力量，將中國分裂。他又羨慕新興的意大利與德國，開口統制，閉口法西斯，但他忘記了他無從產生一個首領。”這一段話，我不厭求詳的寫下來是因為他不但是給日本人一頓嚴厲的教訓，也有可供我們深思之處。我們所理想的科學家與思想家，不應鑽在牛角心裡，而應站在嘹望臺上。以上四點，都是值得每個研究社會或自然科學的人加以深切注意的。黃梨洲說，“無速見之慧”，智慧是要努力才能浚瀹的。我們要努力求學問，我們更要努力求智慧！唐人高駢有一首詩道：“鍊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這是一首很有哲學意味的詩。哲學最早的定義，就是“愛智”，也就是對於智慧的追求（Pursuit of wisdom）。它對於宇宙和人生是要看整個的，不是看局部的；對於歷史是要看全體的，不是看片段的。一時的便宜，可以釀成終究的吃虧。窮兵黷武的野心家可以造成無數戰場的勝利，而最後得到的是整個戰局的失敗。這是缺少智慧的結果。現在的世界，學問是進步了，專門的知識是豐富了，但是還有這種悲痛、殘酷、黑暗、毀滅的偉大悲劇表演出來，這正是因為人類智慧貧乏的緣故！想挽回人類於空前浩劫的人，在這陰翳重重的世界裡面，只有運用慧劍，才能斬除卑狹私偽，驕妄怨毒，塞心蔽性的孽障，才能得到長久的和平。希伯來古話說得好，“快樂的是能尋著智慧的人，是能得著瞭解的人。”（“Happy is the man that find the wisdom，and the mall that get the understanding”-“proverbs”）閱讀更多 思想與社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