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批判

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这本来是个宗教问题。但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世纪作为权威存在的教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迫于人类理性的觉醒,宗教神学开始向理性神学转变,即经院哲学的教父们开始着手用理性的方式,来论证“上帝”的存在。

理性神学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沃尔夫确立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内容:理性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理性宇宙学研究世界万物,理性神学专门研究上帝。传统的形而上学,企图通过“理性”的方式,来证明上帝并非虚无,而是确实存在,用以在理性觉醒的时期重新树立教会的权威。

西方哲学史: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批判

公元2-5世纪,一批具有哲学修养的信徒,在理论上捍卫了基督教信仰。他们所阐述的哲学理论,被后世《哲学史》成为“教父哲学”。安瑟尔谟是最后一名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试图调节理性和信仰之间的矛盾,强调必须从信仰出发,运用形式逻辑来论证基督教义。奠定他哲学地位的著作是发表于1078年的《宣言》,他用理性论证了上帝的存在。

安瑟尔谟说:即使不相信上帝的人,你也不能否认在观念之中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最完满的上帝概念。但是我们不能想象,一个至高无上的、最完满的概念里面不包括存在。他的基本逻辑是:上帝这个概念标志着“至高无上”和“完满”,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概念就不够伟大,不是最完满的。既然已经确定了“上帝”是最完满的,那么上帝一定是存在的。

西方哲学史: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批判

安瑟尔谟的论证,很快遭到法国马尔穆节隐修院修士高尼罗的驳斥。高尼罗在他所著的《为愚人辩》中指出,存在于心中的未必存在于现实。后来笛卡尔、莱布尼茨、黑格尔都肯定和修改了安瑟尔谟。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做出了新的论证,笛卡尔的全部论证大概是这么三条:1、我思故我在;2、我在故上帝在;3、上帝在故万物在。

笛卡尔的论证思路是“普遍怀疑”,我思故我在,这个“思”其实是怀疑的意思。笛卡尔认为,我们的感官是不可靠的,比如“缸中之脑”。由于感官不可靠,一切从经验而来的科学知识都是可疑的。物理学、天文学、医学等都靠不住。笛卡尔在排除一切可疑事物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怀疑的主体“我”。“我在怀疑”这件事是没办法怀疑的,当你怀疑“我”是不是在怀疑的时候,恰恰可以证明我正在怀疑。因此,我思故我在。

西方哲学史: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批判

“我在”确立了认识的主体,紧接着笛卡尔开始检查是否有个上帝?另外这个上帝是否是个骗子?上帝是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存于别的东西之上的、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的创造者。而有限的实体,不能拥有一个无限的概念。我是有限的实体,上帝是无限的概念。有限的实体是可以被无限的存在所创造,而无限的概念不能在有限的实体中创造出来。有限实体是存在的,所以创造有限实体的无限概念也是存在的。因此,我存在,上帝必然是存在的。

安瑟尔谟是用上帝的概念来论证上帝的存在,而笛卡尔是用我的存在来论证创造我的上帝也必然存在。因为我是存在的,上帝也是存在的,那么世界也一定存在,如果上帝是个骗子的话,他通过感官来欺骗我,让我相信世界存在,那么骗子是不完美的。这跟上帝是完美的这个定义是矛盾的。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上帝是完美的,上帝不会欺骗我,因此我认识到到的世界万物都是存在的。所以说,上帝存在,万物是必然存在的。笛卡尔由此为物理学、天文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客观存在找到了“合法”的依据。

西方哲学史:康德关于“上帝存在”的批判

康德一语道破了安瑟尔谟和笛卡尔的逻辑谬区,逻辑的必然性不能等同于现实的必然性。安瑟尔谟和笛卡尔的论证,都是属于“逻辑上的必然性”,是符合逻辑判断的。但是,理性和现实之间的隔阂,是不能够凭借理性来疏通的。康德举了一个很意思的例子:我兜里有100块钱,我脑子里面也有100块钱。从逻辑上来讲,100块等于100块,这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从现实来讲,我要去商店买个10块钱的东西,然后把脑袋里的100块钱拿给店主支付,并要求店主找回90块钱,这可能吗?康德由此推翻了安瑟尔谟和笛卡尔的逻辑论证,在道理的层面,他们都是对的,但是按道理来说上帝是存在的,并不能证明现实中的上帝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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