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億是宋代西昆體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西昆一派詩人非常推崇李商隱，《西昆酬唱集》是這些詩人在宋代唱和風氣臻至極盛的產物。然而西昆詩人的作品並非僅僅《西昆酬唱集》一書。楊億平生作詩甚多，流傳至今的尚有《武夷新集》二十卷。楊億為人忠鯁，早年奉命在秘閣修撰《冊府元龜》，然而其仕宦生涯並非都在館閣之中。他曾幾次出任地方官，對社會現實有所瞭解，所以他的詩不乏內容充實之作。如《獄多重囚》：鐵鎖銀鐺重，金科伏念頻。絕聞空獄奏，深愧片言人。清穎黃公接，甘棠郡伯鄰。懷賢不能繼，多闢豈由民。描寫民瘼指出社會風氣的邪僻並不是人民群眾造成的，而是在於統治階級的舉措不當，表達了對民生疾苦的無限悲憤、同情和對統治者昏庸的極度不滿。《書懷寄劉五》：風波名路壯心殘，三徑荒涼未得還。病起東陽衣帶緩，愁多騎省鬢毛斑。五年書命塵西閣，千古移文愧北山。獨憶瓊林苦霜霰，清尊歲晏強酡顏。直抒胸臆，感嘆自己仕途坎坷，多年辛苦卻一事無成。這些作品都迥異於《西昆酬唱集》的主題。
2、張仙與宋代詞風的轉變
張仙對於宋詞發展的主要貢獻在於詞的境界的開拓。張仙詞長於抒情，如《一叢花令》：傷高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愁正引千絲亂，更東陌，飛絮濛濛。嘶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橈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斜月簾櫳。沉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此詞寫一位女子在她的戀人離開後，獨處空閨的相思和愁恨。詞的結尾兩句通過形象而新奇的比喻，表達了女主公對愛情的執著、對青春的珍惜、對幸福的嚮往和對無聊生活的抗議，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同時，張仙又擅長於寫景，善於用精緻的語言描寫自然界微小的景象，表現出閒靜朦朧的境界如《天仙子·水調》。張仙詞的內容雖然主要是寫“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並沒有超越傳統的相思恨別的範疇，但他從兩個方面改變了詞的發展方向：一是大量用詞來贈別酬唱，擴大了詞的實用功能。張仙打破了詞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而只寫給歌姬演唱的慣例，在文人社交場合也常常用詞來酬唱贈別，擴大了詞的日常交際功能，在觀念上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二是用題序，將日常生活引入詞中。如《天仙子·水調》“時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會”。緣題賦詞，寫眼前景、身邊事，使詞的題材取向逐漸貼近於作者的日常生活，改變了以往詞作有調無題的傳統格局，加強了詞的紀實性和現實感。此外，張仙還嘗試著寫了比較多的長調慢詞，如《卜算子慢》等，為長調慢詞的創作積累經驗，為宋詞的發展開啟了一條道路。
3、蘇軾與佛教
蘇東坡的詩詞、文賦、書畫，融匯著儒、釋、道的血液。他的心態模式是儒家為主，道禪為輔……儒家的“入世”，以道家精神為擔綱；道家的“忘世”，以道家精神為養氣；佛家的“出世”，以佛家精神為超脫，三家思想的雜糅，形成了蘇東坡“外儒內禪”的人生觀、藝術觀。在順境與逆境的變換中，在入世與出世的交疊中，在激情與虛幻的轉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盪中，蘇東坡得到了融匯、整合與統一，從而達到天趣洋溢、生機浩蕩、超然無累、自足圓滿的人生境界，形成其獨具佛教思想的特色。禪宗主張“平常心是道，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只今行機坐臥，應機接物皆是道”主張不動心，即一切順其自然，保持內心的平靜和寧靜。給予蘇軾心靈的撫慰和解脫。蘇軾的生命意識融入到他的詞作中，於是其詞表現出一種曠達，不抗不爭的精神面貌。如《臨江仙·夜飲東坡》夜飲東坡酔復醒，歸來彷彿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榖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烏臺詩案”對蘇軾的影響是刻骨銘心的，經此事變，他一面如驚弓之鳥，一面重新參悟生命，累困於世的他援釋、道以自救。在這個過程，他完成了自我世界觀的轉變，由一個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觀到佛教無物無我心性明靜的人生觀的蛻變，用禪學理念來觀察人世間的萬事萬物，使蘇軾得到了極大的解脫。詞的上闋“倚杖聽江聲”句，表現出隨緣自適。瀟灑出塵之思致。下闋直筆入情，揭示心中的苦悶：“此身非我有”，最後筆鋒一轉，驀然頓悟：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至性至情，流露無遺。再如《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在這闋詞裡，詞人以豁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態度面對著人生的悲喜：穿林打葉的風雨逆境，蘇子坦然以對；斜照相迎的坦順人生，他依然沒有歡喜，沒有得意。這是一種何其坦然的心態，詞人完全超脫了世俗的悲喜，達到了無物無我的禪境。在如佛教的思想舒緩了蘇軾的痛苦，這也成為他對抗庸常猥瑣的現實世界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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