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亿是宋代西昆体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西昆一派诗人非常推崇李商隐，《西昆酬唱集》是这些诗人在宋代唱和风气臻至极盛的产物。然而西昆诗人的作品并非仅仅《西昆酬唱集》一书。杨亿平生作诗甚多，流传至今的尚有《武夷新集》二十卷。杨亿为人忠鲠，早年奉命在秘阁修撰《册府元龟》，然而其仕宦生涯并非都在馆阁之中。他曾几次出任地方官，对社会现实有所了解，所以他的诗不乏内容充实之作。如《狱多重囚》：铁锁银铛重，金科伏念频。绝闻空狱奏，深愧片言人。清颖黄公接，甘棠郡伯邻。怀贤不能继，多辟岂由民。描写民瘼指出社会风气的邪僻并不是人民群众造成的，而是在于统治阶级的举措不当，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无限悲愤、同情和对统治者昏庸的极度不满。《书怀寄刘五》：风波名路壮心残，三径荒凉未得还。病起东阳衣带缓，愁多骑省鬓毛斑。五年书命尘西阁，千古移文愧北山。独忆琼林苦霜霰，清尊岁晏强酡颜。直抒胸臆，感叹自己仕途坎坷，多年辛苦却一事无成。这些作品都迥异于《西昆酬唱集》的主题。
2、张仙与宋代词风的转变
张仙对于宋词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词的境界的开拓。张仙词长于抒情，如《一丛花令》：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蒙蒙。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此词写一位女子在她的恋人离开后，独处空闺的相思和愁恨。词的结尾两句通过形象而新奇的比喻，表达了女主公对爱情的执着、对青春的珍惜、对幸福的向往和对无聊生活的抗议，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同时，张仙又擅长于写景，善于用精致的语言描写自然界微小的景象，表现出闲静朦胧的境界如《天仙子·水调》。张仙词的内容虽然主要是写“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并没有超越传统的相思恨别的范畴，但他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一是大量用词来赠别酬唱，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张仙打破了词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而只写给歌姬演唱的惯例，在文人社交场合也常常用词来酬唱赠别，扩大了词的日常交际功能，在观念上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二是用题序，将日常生活引入词中。如《天仙子·水调》“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缘题赋词，写眼前景、身边事，使词的题材取向逐渐贴近于作者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以往词作有调无题的传统格局，加强了词的纪实性和现实感。此外，张仙还尝试着写了比较多的长调慢词，如《卜算子慢》等，为长调慢词的创作积累经验，为宋词的发展开启了一条道路。
3、苏轼与佛教
苏东坡的诗词、文赋、书画，融汇着儒、释、道的血液。他的心态模式是儒家为主，道禅为辅……儒家的“入世”，以道家精神为担纲；道家的“忘世”，以道家精神为养气；佛家的“出世”，以佛家精神为超脱，三家思想的杂糅，形成了苏东坡“外儒内禅”的人生观、艺术观。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换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叠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汇、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圆满的人生境界，形成其独具佛教思想的特色。禅宗主张“平常心是道，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只今行机坐卧，应机接物皆是道”主张不动心，即一切顺其自然，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宁静。给予苏轼心灵的抚慰和解脱。苏轼的生命意识融入到他的词作中，于是其词表现出一种旷达，不抗不争的精神面貌。如《临江仙·夜饮东坡》夜饮东坡酔复醒，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榖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经此事变，他一面如惊弓之鸟，一面重新参悟生命，累困于世的他援释、道以自救。在这个过程，他完成了自我世界观的转变，由一个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到佛教无物无我心性明静的人生观的蜕变，用禅学理念来观察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使苏轼得到了极大的解脱。词的上阕“倚杖听江声”句，表现出随缘自适。潇洒出尘之思致。下阕直笔入情，揭示心中的苦闷：“此身非我有”，最后笔锋一转，蓦然顿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至性至情，流露无遗。再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这阕词里，词人以豁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态度面对着人生的悲喜：穿林打叶的风雨逆境，苏子坦然以对；斜照相迎的坦顺人生，他依然没有欢喜，没有得意。这是一种何其坦然的心态，词人完全超脱了世俗的悲喜，达到了无物无我的禅境。在如佛教的思想舒缓了苏轼的痛苦，这也成为他对抗庸常猥琐的现实世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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