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于古代蒙古高原或西藏高原的居民而言，清朝皇帝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不但是继承元朝天命的大汗，同时也是守护西藏佛教的大施主。蒙古帝国分崩离析后，这片辽阔的草原历经了几个政权的兴亡更迭。
十六世纪后期，成吉思汗的后裔达延汗统一蒙古之后，草原人民便将其作为自己的领袖，从此每个政权都希望与成吉思汗攀上关系，借此强调自己的正统性。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蒙古帝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唯有成吉思汗的男系子孙才能称“大汗”，这项原则后来被称为“成吉思汗血统论”。
西方人眼中的帝王
达延汗的直辖地在与满洲族领土交界的大兴安岭西侧，一个叫做察哈尔的地方。
达延汗的长子进入察哈尔后，延续大汗家的谱系，促成清朝成立的那颗元朝玉玺，就是由察哈尔汗林丹持有，在他死后到了后金皇太极的手里。因此，清朝可说由达延汗的直系子孙继承了统治的正当性。蒙古族的王侯还尊称皇太极是「博格达．彻辰汗」，这也成了清朝在蒙古世界中提高权威的一大重要因素。
达延汗的三子俺答汗，为蒙古高原带来新的权威，那就是藏传佛教的格鲁派。格鲁派是出身青海的僧人宗喀巴在十五世纪初期开创的新宗派，因为高僧戴的帽子颜色是黄色的，也称为黄教。这个宗派有系统性的教义，并且严守戒律，很快地超越其他教派，势力愈来愈大。
远征青海的俺答汗，在当地结识格鲁派的僧侣，据说深受感动。俺答汗在一五七八年邀请到据说是宗喀巴转世的弟子索南嘉措，并为这名高僧献上「活佛」的称号。
「达赖」在蒙古语中表示「大海」，「喇嘛」则是西藏语中的「上师」，这是由高僧的名字「嘉措」（藏语「海洋」的意思）而来。由于索南嘉措是第三世转世，因此将活佛的称号往前追溯，以宗喀巴的弟子为第一世活佛，而他自己是第三世活佛。
俺答汗见到活佛时，领悟到自己是建立元朝的忽必烈之转世化身。这么一来，超越了先前与成吉思汗在血缘上的亲疏，转向透过藏传佛教来获得统治正当性的根据。换句话说，他开启了另一个新的可能性，只要有活佛的权威当作后盾，即使与成吉思汗没有血缘关系，一样可以冠上「大汗」这个称号。一旦确定活佛为「大汗」这个称号赋予的权威，就在蒙古高原上扩张其势力。
此外，第三世活佛过世后，即称转世为俺答汗的曾孙，并让这孩子在西藏出家，成为第四世活佛。这下子突破了西藏或蒙古的民族框架，成了佛教权威拓展的机会。
藏传佛教里高僧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在藏语中是“寺与施主”的意思。也就是说，施主以世俗的权势来保护佛教，而高僧赋予这股权力在宗教上的权威，其中西藏方面最有权势的人就是第五世活佛。
第五世活佛与清朝几位皇帝的渊源也很深。受皇太极之邀，第五世活佛先是派了代理人，之后在顺治九年（一六五二）亲自赴北京面见皇帝。活佛与清朝皇帝互赠称号，这层关系从儒教的背景看来，解释为西藏对清朝皇帝表示归顺之意；从藏传佛教的背景来说，清朝皇帝则是施主的身份。
准噶尔战乱，清朝派军进入西藏平乱，并由此正式掌握活佛权威
进入十八世纪，中欧亚几股世俗掌权势力针对活佛的权威，展开一场愈演愈烈的争夺战。一六七九年，当噶尔丹居于劣势，蒙古高原态势明朗后，执政的桑结嘉措终于公开宣布第五世活佛的死讯，并推举祕密选出的一名少年继任第六世活佛。
卫拉特固始汗的子孙在青海建立政权，成为西藏王。一七〇五年在拉萨召开的公开会议中，青海的西藏王拉藏汗否定了拉萨拥立的第六世活佛之正统性，接着他更推翻活佛政权，杀害执政的桑结嘉措，与清朝联系。
清朝不信任支持噶尔丹而增加混乱的桑结嘉措，因此一开始就支持拉藏汗。第六世活佛被拉藏汗抓住后，在押送至北京的途中于青海过世。拉藏汗强行介入活佛政权，造成西藏族对蒙古族的反感，推举了一名在东西藏出生的婴儿为第七世活佛。
噶尔丹死后，卫拉特准噶尔部的策王阿拉布坦将势力从准噶尔盆地拓展到突厥斯坦，还企图趁这场混乱一举拿下西藏高原。
一七一七年派遣军队到拉萨，歼灭了孤立无援的拉藏汗。清朝正式承认已成长为少年的第七世活佛，在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拥立这名少年，派遣远征军到西藏。活佛这个权威来源的象征已经在清朝手中，准噶尔没有对抗的筹码，未开战即自西藏高原撤退，清朝就这样将西藏收于势力范围内。
十七世纪在西藏高原上激荡出的余波，也影响了西藏文化的周围地区。云南北部除了西藏族之外，还有纳西族等民族，配合彼此生活方式，共同分享生活领域。
当时西藏族之间密宗的色彩浓厚，许多在家修行的人，都信仰藏传佛教的噶举派。格鲁派势力随着第五世活佛进入云南地区，在与噶举派的武力冲突伴随来的宗教斗争随即展开。格鲁派受到清朝的支援，在十七世纪末巩固了在云南的优越地位。
清朝身为格鲁派最大的施主，在十八世纪前半将西藏列于保护下，因此，在西藏与中国之间当作缓冲的木氏土司，存在价值变得极低。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清朝废除丽江土司，改由中央派遣官员来治理这个地方。
改土归流之后，云南与西藏之间的交易比过去更兴盛。这也是盛世的一部分。在「茶马古道」这条交易之路上，每个交通要塞都会有西藏族经营的旅店，以及载运货物的马匹商队来来往往。从中国内陆或云南南部载运茶叶、砂糖、棉布等商品，前往西藏；再从西藏运送毛皮、麝香、药材等到云南。西藏需要的铜制产品，也在丽江生产。丽江成为交易路线的必经之地，常保繁荣。
在明代是政治城市的丽江，到了清代脱胎换骨成了商业都市。木氏土司统治下的丽江街头不但维持原有的风格，更增添了文化上的深度。改土归流之后交易的发达，更为丽江街头增添华丽风貌。这些历史的底蕴，在丽江登录为世界遗产时都受到很好的评价。
清朝设立理藩院对中欧亚地区进行管理，随着统治的加强，清朝开始将对西藏的管理权交由藏区人
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在领袖过世后随即发生内讧。这时的清朝皇帝是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帝），他趁着这场混乱，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出兵进攻拿下伊犁。接着在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派遣军队到自噶尔丹以来都在准噶尔势力范围下的突厥斯坦，并在隔年攻占塔里木盆地。这是清朝版图拓展到最大的时候。
清朝在中欧亚地区的疆域，也就是蒙古高原、青海、西藏，以及突厥斯坦，这些都称为「藩部」，由「理藩院」来负责管辖。理藩院的前身是后金时代管辖蒙古族的蒙古衙门，到了康熙年间之后从管辖中国的六部独立出来，负责管理藩部的行政，以及对俄国的交涉。
清朝对于藩部的治理，基本上维持当地原有的治理机构，在军事据点派驻军队，采取有状况时维持治安的模式。
清朝针对内蒙古的蒙古族，仿效了八旗制设定行政区，指定出各旗的游牧地区范围，旗长称为「札萨克」。
之后在清朝的影响力遍及整个蒙古高原，便赐予各地领袖札萨克的称号。根据划定每旗的界线，清朝可藉此控制各个蒙古族领袖的势力，不致超出范围。清朝采取这种治理手法的初衷，就是避免像过去的准噶尔那样出现游牧部落政权。
在西藏高原上，随着清朝将统治权限集中到活佛政权，政治的行使也交由西藏贵族与僧侣等四人合议制来主导。大臣制订的政策，经过与清朝驻拉萨的西藏办事大臣协议后，接受活佛裁决后就能实施。
一七八八年，尼泊尔的廓尔喀王朝为了垄断与西藏及印度之间的交易，进攻西藏。清朝一派出军队， 廓尔喀就收兵，与活佛政权交涉。然而，谈判一破裂，廓尔喀王朝再度展开攻击，清朝遂于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派军击退廓尔喀军。
廓尔喀军之所以进军西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到高僧的恣意煽动。经过这次，清朝深切感受到必须控制握有大权的僧侣。于是，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宣布，未来在决定高僧转世人选时，要将候选人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投入金壶之中以抽签方式决定，这就是「金本巴瓶制」。
至于居住在突厥斯坦的人们，则承袭过去准噶尔的治理方式。清朝的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长驻伊犁，统率屯驻于塔里木盆地绿洲的军队。一般行政与征税都交由地方上的有力人士负责，基本上清朝官员避免直接与当地居民接触。
结语
明朝皇帝眼中只有儒教的世界中心，因此对于中欧亚的人并未建立起权威。请各位回想一下，远征蒙古高原的朱棣（永乐帝），后来并没能统治高原；相对地，清朝的皇帝不但是继承元朝谱系的大汗，同时也是藏传佛教的施主，因此得以维持在中欧亚地区的权威，并且以间接治理的方式在十八世纪稳定统治。
参考文献：
《清史》
《中国通史》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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