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隨時有可能掉落淹沒在縫隙中，所以她們得奮力攀援，以求在男人的世界裡立住身子，於是就有了各種奇聞逸事。
張翎
《三種愛：勃朗寧夫人、狄金森與喬治桑》張翎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我的大學時代，原版英文資訊非常貧瘠，學生只能依賴從外文書店購買的紙質粗劣的影印本原著和文學史料（那時大家都毫無版權意識），以及學貫中西的老教授們的口授，漸漸進入一個由許多振聾發聵的名字組成的偉大文學傳統。喬叟、彌爾頓、莎士比亞、狄更斯、哈代、巴爾扎克、雨果、霍桑、惠特曼……他們都是清一色的男人。
我在這一串熠熠生輝的名字中尋找女人，女人的名字是後來才出現的，稀少且彼此間隔遙遠，正應了一句英文成語“few and far in between”。
女人的名字雖少且間隔遙遠，但一旦出現，便帶著響亮的不可複製的獨特回聲，立刻抓住了我的心。她們在文學史上炸開了一條狹小卻深刻的溝壑，固若金湯的男人世界於是就有了裂縫。女人隨時有可能掉落淹沒在縫隙中，所以她們得奮力攀援，以求在男人的世界裡立住身子，於是就有了各種奇聞逸事。比如那個帶著女兒來到巴黎，用一根雪茄和一杆羽毛筆將半個法國文壇收編到她的男式馬褲下，又讓另外半個文壇用唾沫淹沒自己的喬治·桑；還有那個與有婦之夫公開同居，使整個倫敦社交圈子避之如瘟疫，只能以男人筆名發表作品的喬治·艾略特；還有那個對每一個經過她生命的有頭腦的男人寫盡曖昧奉承之語卻終身未嫁，生前沒有署名發表過任何一首詩作，死後卻被冠上和惠特曼、愛倫·坡齊名的“美國夜鶯”之稱的艾米莉·狄金森；還有那個連下樓梯都需要弟弟背抱，卻膽敢以一場異國私奔在英國文壇上炸起一地飛塵的伊麗莎白·巴雷特·勃朗寧；還有那個讓徐志摩驚若天人，在男人和女人的懷抱裡輪番索取溫暖卻最終心懷寂寞地死去的曼殊菲兒……
這些女人在她們生活的年代， 被歸入有傷風化的圈子，大多處於聲名狼藉的境地。即使依照今天相對寬鬆的社會標準，她們依舊是驚世駭俗的異類，但毫無疑問她們創造了歷史。她們師承了男人們創造的文學傳統，卻沒有中規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來的道路上。她們從男人的源頭走出來，走入了一個分支。
我必須承認，當年我對這些女作家情感經歷的興趣，遠超過對她們文學價值的探究欲。我至今對自己幾十年前的八卦精神毫無羞愧懺悔之心。正是對她們情感生活的追索，引領我一步步地走入她們的頭腦和心智。她們同時使用著腦子與身子，和男人的世界展開充滿智慧與勇氣的互動和博弈。她們被男人的才華刺激，同時也用自己的才華刺激男人；她們被男人的身體徵服，同時也用自己的身體徵服男人；她們被男人稱霸的文壇鉗制，同時也利用男人的聲望和地位，甚至男人的筆名，悄然滲入瓦解並重塑男人的世界。用英國小說家、批評家普萊切特形容喬治·桑的一句話來概括這些女人，她們都是“有思想的胸脯”（thinking bosom）。有過她們，文學不可能再退回到沒有她們的時候，一切都已經不同。
在和男人博弈的過程裡，寫書的女人創造了獨屬於自己的聲音，情愛的，慾望的，文學的，社會的，政治的。
對這些文學女子的好奇，引發了我想在她們的生活表層撕開一個缺口，藉以窺視她們心靈真相的慾望。這個慾望由來已久，卻因故遲遲未能付諸行動。直到幾年前我辭去全職的聽力康復醫師職業，贏得了時間的支配權，才慢慢開始了對她們生命軌跡的漫長探索旅途。
這個旅途始於喬治·桑、 艾米莉·狄金森和勃朗寧夫人。在動筆書寫這本書之前，我都專程去過她們的故居——法國的諾昂鎮，意大利的佛羅倫薩，美國麻省的艾默斯特鎮。我在她們的臥室裡憑窗站立，借她們曾經的視角，想象她們眼中曾經的世界。在她們的舊居，在她們身世的記錄中，我驚異地發現了一個事實：遠隔著大洋而居的女人們，一生中也許有機會見面，也許永遠沒有，但她們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心裡藏著一份惺惺相惜。勃朗寧夫人曾經以羸弱之軀，冒著感染致命肺炎的危險，在寒冬裡穿越半個巴黎去尋找喬治·桑；艾米莉·狄金森臥室牆壁上掛著的唯一飾物，是勃朗寧夫人和喬治·艾略特的畫像……原本素不相識的她們，從世界看待她們的目光中，認出了彼此是知音。在男人的世界裡，她們是數目稀少卻忠貞不渝的盟友。
在她們故居採風途中，我也曾探訪過她們的墓地，在她們的棺槨或墓碑上留下了我的密語，有時是一張紙條，有時是一塊石頭。她們遺留在這個世界上的舊跡，使我漂浮在半空的靈感怦然落地。站在她們墓碑前，我感覺自己觸摸到了她們的靈魂。我猜測著她們在今天的世界裡會怎樣生存。是略微容易一些？還是更為艱難？其實，疼痛沒有可比性，艱難也是。前世有前世的齷齪、羞辱、辛苦、輝煌，今世有今世的。假如後世有人會想起今世的寫作女人，能在今世寫作女人的墓碑放上一塊石頭，如同我給前世寫作女人擺上的那一塊，已很奢侈。（節選自《三種愛》一書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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