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我們能否繼續享有開放、自由、互利共贏的全球化狀態？這樣的宏觀環境曾給予中國和平崛起的機會窗口。
人類社會的發展從來就不是線性和平穩的。
按照歷史制度主義的假設，發展的脈絡往往由歷史長河中為數不多的關鍵節點所決定。在特殊時期所做的選擇，其影響並不會因事件的結束而消失，而是會產生路徑依賴的持續效果，並長時間地影響著未來的演進軌跡。
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範圍的爆發，已成為當下最為嚴峻的公共衛生危機。世界各國處理疫情的手段和方式，也將對未來的全球宏觀環境產生深刻影響。
本文試圖回答在疫情之後，我們是否能繼續享有一個開放、自由、互利共贏的全球化狀態？這樣的宏觀環境曾給予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機會窗口，也造就了人類物質文明的高峰。如若疫情之後世界局勢將不免動盪，那麼什麼變量會是改變未來進程的關鍵因素？通過對國際政治經濟的觀察，本文希望能提供一個可以被反覆檢證的思考角度，以幫助我們更好地進行現實判斷。
一、穩定基石——兩種力量的糾纏
全球宏觀環境的穩定需要依靠兩種基石，分別是國際政治合作與全球經濟交流。前者是主權國家之間的協作，是經濟事務管轄權從國家層面到國際層面的讓渡（national to international）。鑑於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確定規則與制裁、應急手段，才能保證經濟活動的有序進行。比如管理貿易的WTO，監督金融活動的IMF，以及監管銀行系統的巴塞爾協會。後者體現的是空間維度的經濟聯繫，是產業鏈分工的進一步細分，是生產市場與消費市場距離的擴大，是經濟活動從區域到全球層面的延展（local to global）。
兩種力量同時具備時，全球宏觀環境到達最佳狀態。冷戰結束之後頭20年裡，在美國的推動下，各國政府相繼進行市場化改革，積極參與各類國際經濟組織。伴隨著貿易壁壘的降低與各國監管規則的趨同，企業海外生產與投資成本進一步降低，鼓勵跨國界的經濟交流。經濟交流雖然是宏觀環境穩定的結果，但其反過來也會發揮潤滑劑的作用，進一步增強各國政府參與國際合作的預期，造就了世界經濟的繁榮。
政治與經濟兩種力量相互糾纏，而非彼此獨立。更重要的是，在危急關頭，哪怕其中一種力量出現問題，只要另一種力量能夠保持有效運轉，那麼兩者在持續互動之中就能找到新的平衡點，以維持住宏觀環境的穩定。
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處理，充分體現了國際合作的託底作用。由於全球經濟的相互依存，在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也很快對歐洲市場與新興經濟體產生強烈衝擊。在這一關鍵節點，各國選擇積極合作，G20財長級別會議升級成為G20領導人峰會，以積極協調各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彼時，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也大量買進美國金融資產以穩定市場情緒，成為了西方國家眼中的"白衣騎士"。這次集體行動所帶來的路徑依賴效果也顯而易見：G20常設化，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協商金融經濟活動的重要平臺；區域國家之間建立區域金融安全網絡，儲備應急資金，增強信息監管與互助。
同樣，當國際政治合作產生裂痕時，經濟交流的制約，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過激的政治行為進行糾正。在中美貿易戰中，儘管特朗普政府希望最大程度地惡化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但兩國無論是在供應鏈還是消費市場上的高度結合，都使得這一單邊行為代價高昂。美國企業的強烈不滿，以及對美國自身經濟的損害，都讓美國政府在實施制裁手段時不得不多加一層考慮。正因如此，只要未實現"脫鉤"，國際政治合作的撕裂就是有限度的。經濟的力量會對政客的意志就行糾正，從而維持住全球宏觀環境的穩定。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政治、經濟兩種力量如何互動，是我們觀察全球宏觀環境穩定與否的關鍵。影響國際政治合作的黨派政治、意識形態、國家安全等因素，也與影響全球經濟交流的生產、貨幣、財政等因素同樣重要。我們追求的是兩種力量的同時良性運轉，但在危機時刻，其中一種力量的託底作用將顯得更為重要。
二、面臨至暗時刻
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其破壞力之強，必將深刻改變全球政治經濟生態。之所以會下如此判斷，是因為當下人們遭遇了一個自冷戰結束以來近30年裡都從未有過的困境——政治、經濟兩種穩定基石同時出現問題，宏觀環境已無託底力量。
與應對金融危機相比，此次國際合作的成效泛善可陳。WHO的日常工作是制定公共衛生髮展的標準與推進教學訓練，因而恰如2008年時IMF無法獨立解決金融危機一樣，面對疫情的爆發也會顯得手足無措。正因如此，人們才會再次寄希望於G20，希望世界主要經濟體能夠像當年一樣領導集體行動，帶領我們走出困境。但遺憾的是，3月30日的G20雲會議除了帶來新鮮感以外，並沒有任何綱領性的共同聲明。大國之間的原則性分歧，讓此次會議很難複製當年的高效與決斷。如果說2009年的成功合作讓G20進入全球治理的中心，那麼此次的失聲也可能預示著其難以避免的黯然離場。國家之間各自為政，主權政府已開始逐步收回曾經向國際機制讓渡的權力（international to national）。
更加悲觀的是，歸咎於中美關係的惡化，國際合作在長時間內都難以有向好發展的趨勢。國際合作所需要的資金支持與領導力，非大國難以提供。正因如此，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的同步配合才能夠聯合世界進行集體行動。然而，美國在國際舞臺上的精力似乎都用於非建設性行為，比如汙名化病毒稱謂、攻擊WHO、要求中國進行賠款等。其背後所體現的，是美國在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後，其國際行動的底層邏輯已經由合作轉變為對抗。這也意味著，寄希望於國際合作來為宏觀環境發揮穩定基石的作用，在當下已經不太現實。
其次，受疫情衝擊的影響，全球經濟連結也已發生鬆動，反映出另一個穩定基石也出現問題。產業鏈的分工本是為了利用比較優勢、節省生產成本，但疫情卻暴露了這一做法的負面效應。生產線的全球佈局，導致只要其中一環出現斷裂，整個鏈條都會遭受影響。更為諷刺的是，以往分工更為細緻、經濟合作更深入的產業，往往還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這一"教訓"，不可避免地會加速企業主動尋求回撤在全球的產業佈局，以構建區域內閉合完整的價值鏈體系。其路徑依賴效應，將會使區域化逐步替代全球化（global to local），全球生產市場與消費市場都將引來深刻改變。
全球經濟交流的退潮，讓本來就不穩定的宏觀環境雪上加霜。雖然逆全球化的趨勢在幾年前就已經出現，但若沒有疫情衝擊，企業會持續地追求全球化所帶來的低成本與廣大消費市場，並難以下定決心花費高昂費用重建價值鏈。正因如此，哪怕在美國走向對華遏制的道路之後，中美經濟聯繫對過激政治行為的糾正仍是近年來維持宏觀環境穩定的一個關鍵點。但疫情卻大大加速了逆全球化進程並帶來了實際上的經濟脫鉤，而這又會讓某些政客的行為更加無所顧慮。與此同時，經濟生產轉向區域化後所增加的成本，也終究會向消費者進行轉移。若再疊加上失業率上升等不利影響，民眾日益下降的生活水平必將進一步激化國家內部的民粹主義情緒，從而讓政客們敢於鋌而走險，讓國家之間更加撕裂。
所以，我認為把當下形勢與1930年代的大蕭條進行類比，並非是一種誇大。正如霸權穩定論提出者金德爾伯格所總結，世界各國協調合作的缺失與政策的惡性競爭，是導致大蕭條難以控制的關鍵原因。現如今政治、經濟兩種穩定基石的同時缺位，將不可避免地讓人類社會遭遇近幾十年來從未遇見的最大危機。
三、未來取決於國際合作？
未來有什麼因素能讓我們走出當下陰霾？或者說如果政治、經濟兩種基石只要存其一就能在相互糾纏之中探尋新的平衡，那麼我們應該對何者抱以希望？
雖然目前看來困難重重，但我們能依靠的似乎也只有國際合作。
資本對風險的厭惡，意味著已經回撤的經濟鏈條將難以主動尋求向外擴展。價值鏈的調整雖然會帶來短期陣痛，但一旦重新完成產業佈局，企業的邊際成本會再次下降，而這種慣性的作用力會讓他們更傾向於保守。或許成本仍無法降低到全球化時期的水平，但這至少也減少了企業受到外部衝擊的可能。恰如在"冷戰"之後，各類國際經濟組織所設立的國際準則是經濟大規模交流的前提。如若面臨一個國際政治合作缺位的世界，資本將難以評估貿然擴張所面臨的潛在政治、法律風險。鑑於此，在疫情結束之後，我們並不能期待國際經濟交流會自然而然地恢復到之前的水平。
那麼我們唯一能依靠的，似乎只能是國際政治合作的重啟，儘管在當下看來希望渺茫。1930年代的大蕭條，歸根於英國放棄世界領導權之後美國不願承擔責任的權力空白。同樣，當下的"美國優先"與對中國的遏制戰略，也讓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無誠意領導國際合作。如同歷史上美國對其他挑戰者的打壓一樣，當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其三分之二時，美國已經難以容忍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讓中國承受宏觀環境惡化的損失，其戰略優先級已經超過領導國際合作所帶來的收益。而目前的中國，顯然還不具備獨立擔當國際治理領導者的能力。
長期來看，國際合作仍可能會呈現V形走勢。國家經濟與公共安全所蒙受的巨大損失，在達到臨界點之後，終究會對部分政客的主觀意志進行糾正。拋開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心理，攜手合作控制疫情本就是當下的最優選擇，而人類也不應盲目地走向自我毀滅。正因如此，在4月初，我們才會看到中美各百名學者相繼呼籲國家之間應該放下指責、積極合作，儘管現在還難以尋覓到積極的信號，儘管目前來看我們還處在一個探底的過程之中。所以，未來如何進行國際合作，將極大地考驗著各國政治領袖們的遠見、自律性以及決心。
除了重啟國際政治合作以外，大多數人認為疫苗的研發速度也是一關鍵因素。如果能儘快研製出疫苗，那麼全球經濟鏈受到破壞的程度也就得以控制，經濟的力量將繼續發揮託底作用。然而，研製疫苗的方式方法也同樣重要。如果疫苗是由國家之間合作完成，那麼在這過程之中的信息、技術、人員交流等機制在之後也會得以傳承，增強國際合作。如果大國之間缺乏交流互信，並且以競爭的心理來比拼疫苗研發的速度，那麼疫苗研製的戰略意義會很容易引起體制之爭或治理模式之爭，而這隻會進一步激化國家間的對抗。
因此，疫情之後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政治家們在當下的選擇。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政治的邏輯將超越經濟的邏輯，成為影響全球宏觀環境穩定與否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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