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
中國歷史，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社會算起，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王朝，秦、隋和元之後建立的國家，其政權都存在了200年以上。但如果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在大一統王朝之間同樣也會交替存在著大分裂時代建立的政權：兩漢到隋唐之間的兩晉十六國和南北朝、唐與元之間的五代十國以及兩宋、遼金西夏和蒙古。其中由漢人建立的王朝同樣經歷了兩個相互承接的時期，由司馬炎建立的西晉經永嘉之亂後衣冠南渡，隨後由江東士大夫推舉的司馬睿建立了東晉；由趙匡胤建立的北宋經靖康之亂後建炎南渡，隨後趙構在臨安定都建立的南宋。這兩個漢人政權在王朝初建之時，所面臨的內部和外部環境是極其相似的，西晉通過禪讓替代曹魏，北宋通過陳橋兵變替代後周都是面臨著主弱臣強的局面，隨後通過統一戰爭局部統一了中原和南方割據政權。西晉和北宋所面臨的外部形勢都比較嚴峻。三國歸晉後，位於西晉北方的五胡伺機南下進入中原。北宋滅掉北漢之後，與崛起於東北之間的契丹遼國形成對峙，政權南渡後，原中原地區分別由五胡和女真金國相繼佔領並建立國家，形成了長江和黃淮為分界線的南北政權對峙。但是從軍事和地理角度來看，西晉與北宋又有著明顯的不同，首先西晉的國土面積將近900萬平方公里，當時的甘肅陝西和河北在內都處於西晉的有效管理範圍內，北方對防禦少數民族南下具有戰略縱深；反觀北宋，河套地區被西夏政權佔據，北方重要的戰略緩衝區燕雲十六州被契丹佔據，並且首都開封地處中原，四戰之地，無限可守。南渡後，東晉和南宋都偏安一隅，但東晉同樣較南宋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縱深，交州地廣人稀，同樣適合流動作戰。東晉面臨的主要敵手主要是並存而相互攻伐不斷的少數民族政權，而南宋面對的都是戰鬥力爆表的高度漢化的少數民族統一政權，所面對的外部局勢很嚴峻。可是，整個兩宋時期存在的時間要大大長於兩晉，尤其到南宋後期，沒有組織像樣的北伐卻與蒙元帝國持續了40餘年；東晉末期，外部的入侵威脅暫時消除，後期在劉裕的帶領之下還成功消滅了後秦和南燕，取得了關中和淮河以北的土地，可是沒幾年，劉裕篡晉。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應該與當時的統治模式、軍事管理和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相關。並且這種政策勢必會影響政權的長治久安。
趙構
1. 兩宋與兩晉的統治模式
大家都知道衣冠南渡後的東晉皇權不振，主要源自士族輪流把持朝政，皇權始終受到王、庾、桓、謝四大家族的掣肘，而這四大家族都具有私心，為了自己利益而不擇手段，甚至還引發變亂危害國家，王敦之亂，中央禁軍完全不是荊州軍閥的對手，幾個月就攻入南京，氣死司馬睿；沒有庾亮的猜忌，讓打仗的將軍去當農業部長，就沒有蘇竣之亂的發生，桓溫桓玄父子甚至產生了僭越之心，妄圖取代晉室而自立、謝氏家族雖然沒有什麼野心，但謝玄手中駐守京口的北府軍卻是不可小覷的力量，日後顛覆東晉政權的大多數是以北府軍起家的。可以這麼說，東晉一朝的統治模式從一開始就是由代表各自利益的士族群體在相互鬥爭和相互妥協的過程中發展過來的，其必然的結果就是自家造反和北伐。士族群體把持朝政，門閥派別的爭端，整個東晉好玄學，尚清談，於國於民沒有什麼用處，使代表底層群體的寒門庶族在門閥制度的壓抑下無法通過選拔渠道進入帝國的權力中樞發揮作用。日後孫恩、盧循波及三吳地區的農民起義沉重得打擊了士族門閥體系，劉裕崛起於這次起義中，並在不久的將來成為左右東晉政局的一股力量，最大的對手譙國桓氏被他消滅，從此朝廷失去了士族與皇權相互制衡的局面，東晉也就走到了盡頭。兩宋時期，基本上是一個市民社會，底層百姓通過科舉制進入帝國權力中樞形成龐大的官僚體系，兩宋的皇帝對這個階層採取了特別寬大的態度，這源於宋太祖誓碑，其中明確記載了“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因此，兩宋時期的文官特別活躍，皇帝與文官階層形成了亦師亦友的關係，達成了君臣共治的局面。在這種制度之前催生了兩宋時期為後人津津樂道的政治家和文學家，如北宋有領導慶曆親政的范仲淹、主持熙寧變法的王安石；南宋有憂國憂民的陸游、辛棄疾和文天祥等人，不同於兩晉時期空談誤國的清流家，兩宋大多是建言獻策的實幹家。兩宋延續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度，只不過在中央集權基礎上增設專管戶部、鹽鐵和度支三司、以及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和參知政事，分化了相權，加強了皇權。宋朝設立監察機構，同時中書門下省對皇帝的詔令有封駁權，最大限度的保證了皇帝的權利有效行使但不被濫用，有宋一朝，有奸臣，幾乎沒有產生權臣犯上作亂的事例，這與兩晉時期權臣動不動就兵發健康威脅國家的局面完全不同。
2. 兩宋與兩晉的軍事管理
西晉立國後，就開始分封司馬氏諸王於各個封地上，以拱衛京師。司馬炎死後，賈南風的擅權引起了八王之亂，中央禁軍離心離德，沒有能達到賦予他們拱衛京師的任務，八王之亂後，五胡亂華，晉室南渡，司馬睿建立的東晉完全靠著王氏家族的提攜扶持才建立，從東晉一開始，皇帝就沒有完全掌控軍隊的領導權，當時揚州和荊州軍權歸屬問題就一直成為東晉皇帝們懸而未決的事情，由於得國太容易，理算應當就該由那些門閥士族的代表來掌握。他們大多數擔任一州或數州的刺史或都督，而這些統率外軍的都督、刺史卻擁兵自重，跋扈一方，不聽中央的調遣。特別是北府軍，已成為陳郡謝氏的一支私人武裝，可悲的是，在皇權最興的孝武一朝，也無法通過贖買把他收編，北府軍雖然鎮守京口，拱衛京師，但數度易主，最後成為庶族劉裕手中的私人王牌軍，因此也可以看出，東晉一朝的自家造反，皇帝手中那一點兵力是遠遠不夠用作抵抗的。反觀兩宋時期，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武將手中的兵權。隨後又採取了兩點措施旨在防範武將日後起兵造反的可能。第一、在中央將禁軍改為殿前司和侍衛司，統帥三軍，隨後又設立樞密使掌管軍務，樞密使具有調兵發兵的權力，但統領軍隊的權力要歸殿前司和侍衛司，樞密使要由文官擔任，文官起草命令，武將只負責執行，形成了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的局面以及政府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第二，在軍隊中實行定期輪換制度，形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局面，最大限度了杜絕了地方將領擁兵自重的可能性。所以，終宋一朝，地方勢力始終沒有做大做強，南宋初期的岳家軍雖然作為一支拱衛京師的能力而數次北伐收復失地，一方面使金國人見證了南宋軍事實力的強大而不敢貿然進入江南腹地，另一方面也使南宋君臣看到了岳飛傭兵自重，不聽調令的潛在危害，所以宋高宗連發二十到金牌催促岳飛班師。岳飛的被害不是因為他不識時務，不會揣摩聖意而執意迎回徽、欽二帝造成的，他是違反了宋朝的祖制，招兵買馬形成自己的一套軍隊班底。重文抑武是兩宋時期對待文官集團和武將的一條基本準則。雖然兩宋武力不盛，但在與中原少數民族相比，也沒吃虧多少，甚至政權的壽命還長於對手。就好比一個人總是捱打，但最後打人的人都死了，被打的人確實撐到了最後。說明宋朝在對待北上中原少數民族政權方面確實有過人的天賦，下面就來談談這個問題。
3. 兩宋與兩晉的對外政策走向
可以看出，這兩個時期對待少數民族政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策走向，雖然曾經也進行過北伐收復中原的戰爭，但無一例外都以失敗收場。前面已經說道，兩晉崇尚玄學，好空談，對於北伐收復失地的願望不是特別強烈，而且素有威望的士大夫階層，他們對待五胡十六國是以“蠻夷”的態度來對待，所以也談不上用自身文化軟實力去同化他們，雖然五胡進入中原必須經歷華夏文明的洗禮才能站穩腳跟。那些握有軍權的政治強人他們把北伐僅僅當做建功立業，甚至取代晉室的資本，從大司馬桓溫“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的行為可以看出他對北伐的功利主義心態，再加上東晉內部受到自家造反的掣肘，北伐終究是作為一種硬實力的存在。而兩宋在對待北方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時，就很會運用自己的文化軟實力去征服對手。北宋的澶淵之盟以及南宋的紹興和議，雖然看似割地又賠款，喪權辱國，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對於宋政府來說，這些戰爭付出的成本卻是微乎其微。宋朝鼓勵在邊境開放榷場，與少數民族進行互通有無，而且宋朝每年出口的產品主要以珍珠、古玩瓷器以及書籍這些高附加值。宋朝可以說是處於一種貿易順差的地位，而且會遠遠彌補了因戰爭而造成的損失。特別是，當那些少數民族看到中原文明強大的生命力時，都會心嚮往之。這樣一來的結果就是：少了一些遊牧民族的尚武之風，多了一些農耕文明的崇儒之風。看似守內虛外，實質則是對外輸出自己的文化價值觀與軟實力，潤物細無聲。
清明上河圖
閱讀更多 小然和雷哥說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