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
中国历史，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算起，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秦、隋和元之后建立的国家，其政权都存在了200年以上。但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大一统王朝之间同样也会交替存在着大分裂时代建立的政权：两汉到隋唐之间的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唐与元之间的五代十国以及两宋、辽金西夏和蒙古。其中由汉人建立的王朝同样经历了两个相互承接的时期，由司马炎建立的西晋经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随后由江东士大夫推举的司马睿建立了东晋；由赵匡胤建立的北宋经靖康之乱后建炎南渡，随后赵构在临安定都建立的南宋。这两个汉人政权在王朝初建之时，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是极其相似的，西晋通过禅让替代曹魏，北宋通过陈桥兵变替代后周都是面临着主弱臣强的局面，随后通过统一战争局部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割据政权。西晋和北宋所面临的外部形势都比较严峻。三国归晋后，位于西晋北方的五胡伺机南下进入中原。北宋灭掉北汉之后，与崛起于东北之间的契丹辽国形成对峙，政权南渡后，原中原地区分别由五胡和女真金国相继占领并建立国家，形成了长江和黄淮为分界线的南北政权对峙。但是从军事和地理角度来看，西晋与北宋又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西晋的国土面积将近900万平方公里，当时的甘肃陕西和河北在内都处于西晋的有效管理范围内，北方对防御少数民族南下具有战略纵深；反观北宋，河套地区被西夏政权占据，北方重要的战略缓冲区燕云十六州被契丹占据，并且首都开封地处中原，四战之地，无限可守。南渡后，东晋和南宋都偏安一隅，但东晋同样较南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纵深，交州地广人稀，同样适合流动作战。东晋面临的主要敌手主要是并存而相互攻伐不断的少数民族政权，而南宋面对的都是战斗力爆表的高度汉化的少数民族统一政权，所面对的外部局势很严峻。可是，整个两宋时期存在的时间要大大长于两晋，尤其到南宋后期，没有组织像样的北伐却与蒙元帝国持续了40余年；东晋末期，外部的入侵威胁暂时消除，后期在刘裕的带领之下还成功消灭了后秦和南燕，取得了关中和淮河以北的土地，可是没几年，刘裕篡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与当时的统治模式、军事管理和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关。并且这种政策势必会影响政权的长治久安。
赵构
1. 两宋与两晋的统治模式
大家都知道衣冠南渡后的东晋皇权不振，主要源自士族轮流把持朝政，皇权始终受到王、庾、桓、谢四大家族的掣肘，而这四大家族都具有私心，为了自己利益而不择手段，甚至还引发变乱危害国家，王敦之乱，中央禁军完全不是荆州军阀的对手，几个月就攻入南京，气死司马睿；没有庾亮的猜忌，让打仗的将军去当农业部长，就没有苏竣之乱的发生，桓温桓玄父子甚至产生了僭越之心，妄图取代晋室而自立、谢氏家族虽然没有什么野心，但谢玄手中驻守京口的北府军却是不可小觑的力量，日后颠覆东晋政权的大多数是以北府军起家的。可以这么说，东晋一朝的统治模式从一开始就是由代表各自利益的士族群体在相互斗争和相互妥协的过程中发展过来的，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自家造反和北伐。士族群体把持朝政，门阀派别的争端，整个东晋好玄学，尚清谈，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用处，使代表底层群体的寒门庶族在门阀制度的压抑下无法通过选拔渠道进入帝国的权力中枢发挥作用。日后孙恩、卢循波及三吴地区的农民起义沉重得打击了士族门阀体系，刘裕崛起于这次起义中，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左右东晋政局的一股力量，最大的对手谯国桓氏被他消灭，从此朝廷失去了士族与皇权相互制衡的局面，东晋也就走到了尽头。两宋时期，基本上是一个市民社会，底层百姓通过科举制进入帝国权力中枢形成庞大的官僚体系，两宋的皇帝对这个阶层采取了特别宽大的态度，这源于宋太祖誓碑，其中明确记载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因此，两宋时期的文官特别活跃，皇帝与文官阶层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达成了君臣共治的局面。在这种制度之前催生了两宋时期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如北宋有领导庆历亲政的范仲淹、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南宋有忧国忧民的陆游、辛弃疾和文天祥等人，不同于两晋时期空谈误国的清流家，两宋大多是建言献策的实干家。两宋延续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度，只不过在中央集权基础上增设专管户部、盐铁和度支三司、以及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分化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设立监察机构，同时中书门下省对皇帝的诏令有封驳权，最大限度的保证了皇帝的权利有效行使但不被滥用，有宋一朝，有奸臣，几乎没有产生权臣犯上作乱的事例，这与两晋时期权臣动不动就兵发健康威胁国家的局面完全不同。
2. 两宋与两晋的军事管理
西晋立国后，就开始分封司马氏诸王于各个封地上，以拱卫京师。司马炎死后，贾南风的擅权引起了八王之乱，中央禁军离心离德，没有能达到赋予他们拱卫京师的任务，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晋室南渡，司马睿建立的东晋完全靠着王氏家族的提携扶持才建立，从东晋一开始，皇帝就没有完全掌控军队的领导权，当时扬州和荆州军权归属问题就一直成为东晋皇帝们悬而未决的事情，由于得国太容易，理算应当就该由那些门阀士族的代表来掌握。他们大多数担任一州或数州的刺史或都督，而这些统率外军的都督、刺史却拥兵自重，跋扈一方，不听中央的调遣。特别是北府军，已成为陈郡谢氏的一支私人武装，可悲的是，在皇权最兴的孝武一朝，也无法通过赎买把他收编，北府军虽然镇守京口，拱卫京师，但数度易主，最后成为庶族刘裕手中的私人王牌军，因此也可以看出，东晋一朝的自家造反，皇帝手中那一点兵力是远远不够用作抵抗的。反观两宋时期，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手中的兵权。随后又采取了两点措施旨在防范武将日后起兵造反的可能。第一、在中央将禁军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统帅三军，随后又设立枢密使掌管军务，枢密使具有调兵发兵的权力，但统领军队的权力要归殿前司和侍卫司，枢密使要由文官担任，文官起草命令，武将只负责执行，形成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的局面以及政府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二，在军队中实行定期轮换制度，形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最大限度了杜绝了地方将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所以，终宋一朝，地方势力始终没有做大做强，南宋初期的岳家军虽然作为一支拱卫京师的能力而数次北伐收复失地，一方面使金国人见证了南宋军事实力的强大而不敢贸然进入江南腹地，另一方面也使南宋君臣看到了岳飞佣兵自重，不听调令的潜在危害，所以宋高宗连发二十到金牌催促岳飞班师。岳飞的被害不是因为他不识时务，不会揣摩圣意而执意迎回徽、钦二帝造成的，他是违反了宋朝的祖制，招兵买马形成自己的一套军队班底。重文抑武是两宋时期对待文官集团和武将的一条基本准则。虽然两宋武力不盛，但在与中原少数民族相比，也没吃亏多少，甚至政权的寿命还长于对手。就好比一个人总是挨打，但最后打人的人都死了，被打的人确实撑到了最后。说明宋朝在对待北上中原少数民族政权方面确实有过人的天赋，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3. 两宋与两晋的对外政策走向
可以看出，这两个时期对待少数民族政权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走向，虽然曾经也进行过北伐收复中原的战争，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收场。前面已经说道，两晋崇尚玄学，好空谈，对于北伐收复失地的愿望不是特别强烈，而且素有威望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对待五胡十六国是以“蛮夷”的态度来对待，所以也谈不上用自身文化软实力去同化他们，虽然五胡进入中原必须经历华夏文明的洗礼才能站稳脚跟。那些握有军权的政治强人他们把北伐仅仅当做建功立业，甚至取代晋室的资本，从大司马桓温“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对北伐的功利主义心态，再加上东晋内部受到自家造反的掣肘，北伐终究是作为一种硬实力的存在。而两宋在对待北方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时，就很会运用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去征服对手。北宋的澶渊之盟以及南宋的绍兴和议，虽然看似割地又赔款，丧权辱国，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对于宋政府来说，这些战争付出的成本却是微乎其微。宋朝鼓励在边境开放榷场，与少数民族进行互通有无，而且宋朝每年出口的产品主要以珍珠、古玩瓷器以及书籍这些高附加值。宋朝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贸易顺差的地位，而且会远远弥补了因战争而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当那些少数民族看到中原文明强大的生命力时，都会心向往之。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少了一些游牧民族的尚武之风，多了一些农耕文明的崇儒之风。看似守内虚外，实质则是对外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与软实力，润物细无声。
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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