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懷念崇禎

朝鮮,懷念崇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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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號是我國古代王朝用來紀年的一種名號。隨著君主制的廢除,目前除了日本之外,原來使用年號的東亞、東南亞國家均已採用了公元紀年法。

但是如今在韓國慶尚南道居昌郡渭川面,卻有一座仍在使用明朝崇禎年號的桐溪古宅,每年的立春榜(相當於我國的春聯,白紙黑字,立春時張貼)都使用著明朝的崇禎年號,例如今年的立春榜上就寫著“崇禎丁丑後三百八十三年”。

桐溪古宅

朝鮮,懷念崇禎

明朝滅亡已300多年,而韓國的這一古宅使用明朝年號不說,其起點還不是崇禎元年(1628年),而是崇禎丁丑年(1637年)。如此一反常態的紀年,其背後又隱藏著怎樣不為人知的歷史呢?


蔥秀山頭曉色鮮

月明茅屋漢江船

17世紀的東北亞地區,風雲變幻。

由女真族建立的後金政權強勢崛起,努爾哈赤不僅逐漸完成著對女真各部的統一,更於1618年開始興兵進攻明朝。而在明朝與後金交戰的過程中,統治朝鮮半島的李氏朝鮮政權成了雙方爭奪的一枚重要棋子。

如果後金在進攻明朝過程中不能使朝鮮保持中立

自己的後方就會面臨巨大威脅

(17世紀初期的東亞大致局勢)▼

朝鮮,懷念崇禎

朝鮮王朝(李氏朝鮮)是明朝的屬國,長期以來一直嚮明朝稱臣納貢。而朝鮮又長期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薰陶,加之明朝萬曆年間日本兩次入侵朝鮮之時,明朝曾調集大軍赴朝救援,結束了朝鮮歷史上的壬辰倭亂(我國稱“萬曆朝鮮戰爭”),這使雙方發展成“恩同父子、義則君臣”的密切關係。

(圖片來自: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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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金在1618年與明朝對抗之前,已考慮拉攏朝鮮。

但是秉持小中華思想的朝鮮,十分尊崇華夷秩序,將從事漁獵生活的女真人視為“蠻夷”。加之壬辰倭亂中明朝的傾囊相助,面對後金四度致書拉攏,朝鮮方面仍然恪守臣節,對後金伸出的橄欖枝嗤之以鼻。

(圖片來自:shutterstock@Anton Bala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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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朝堂之爭在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前夕達到了頂峰。面對後金八旗悍卒,遠道北上的明軍要求朝鮮參戰,多數朝鮮重臣認為應當助明以報恩,但統治者光海君李琿卻存有疑慮。


此時朝鮮已先後經歷倭亂和黨爭,精銳兵力和補給基礎相當有限。面對朝臣的一再進諫,光海君選擇反覆拖延,最終只是派姜弘立率1.3萬朝鮮士兵加入了明軍一方,討伐後金。

1619年,朝鮮軍隊開拔渡過鴨綠江,加入到明軍東路軍中。

薩爾滸之戰的結局眾所周知,東路軍最後被努爾哈赤在阿布達裡崗大敗,而姜弘立率領的5000朝鮮殘兵,也不得不投降了後金。

(底圖來自: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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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投降的明軍士兵待遇不同的是,這些朝鮮將士沒有被殺害或拘押。後金設宴款待他們之後,竟將陸續將他們釋放回國。努爾哈赤還修書一封給光海君,明顯是為了拉攏朝鮮。

薩爾滸之戰後,光海君越發堅定地推行中立外交,周旋於明金兩國之間。然而,光海君的這一系列決定卻使他和朝臣間產生了分歧,不僅執政的大北派故意牴觸他的政令,而因徵兵、餉銀而破產的人們要麼流離失所,要麼落草為寇,這使得他進一步喪失民心。

終於在1623年春天,朝鮮宮廷爆發政變,史稱“仁祖反正”,朝鮮仁祖李倧繼位。而李琿則被仁穆大妃以廢母殺弟、大興土木、背叛明朝等罪名,判處廢除王位、發配流放。


中丞秉鉞賦東征

鴨綠秋潮飲馬行

光海君執政的後期,後金已攻陷了明朝的遼東,並不斷向遼西地區滲透。在後金迅猛的攻勢下,明軍節節敗退,為數不多的勝蹟是1621年毛文龍率部從海上成功襲擊後金的要塞鎮江(今遼寧丹東),取得“鎮江大捷”。

沒有朝鮮在後方牽制

後金可以集中盡力攻略明朝在關外的土地

而蒙古部落被擊敗後

後金也可以繞過遼西走廊直撲京畿

不過明朝也還有水上優勢,較弱的側面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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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毛文龍隨後遭到後金軍隊的追擊,逃入朝鮮,開闢了皮島基地,從敵後牽制後金。努爾哈赤多次要朝鮮交出毛文龍,但是朝鮮仁祖鐵了心要幫助大明,始終不為所動。


1626年秋,皇太極繼位,眼看朝鮮冥頑不靈,便開始著手用兵南下。第二年,他命阿敏、吉爾哈朗、阿濟格等貝勒出征朝鮮,一路勢如破竹,在攻取義州後分兵進攻毛文龍部所駐的鐵山(今朝鮮鐵山郡)。


毛文龍部兵敗後,逃至身彌島。後金軍進而攻破定州,攻至安州。朝鮮方面儘管在安州組織了近3萬兵力進行殊死抵抗,卻仍不敵後金大軍,之後後金在進攻平壤時,民眾聽聞安州被後金屠城的消息,紛紛逃竄。

從鐵山繼續南下,連克數城,真勢如破竹

(底圖來自: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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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軍隊在北方的敗報傳來,首都漢陽(今韓國首爾)民眾也爭先恐後地出逃。連朝鮮王室也決定將江華島作為避難地,並在後金軍隊進至平山時主動請和。經過一系列的斡旋和談判,仁祖最終還是接受了後金方面的基本條件,與後金約為兄弟之國,並向後金繳納歲幣,史稱“丁卯胡亂”。

但是這只是表面文章,待後金軍隊一撤,朝鮮仁祖便嚮明朝奏請稱,與後金媾和實屬被逼無奈的城下之盟。而朝鮮方面又以邊地殘破等理由,一再拖延邊境開啟,並瞅準一切機會縮減對後金的歲幣和供數額。

1636年,皇太極正式稱帝,改國號為大清,改族名為滿洲。在稱帝前皇太極遣使團將此事告知朝鮮,但仁祖卻拒不接見後金使團。在這年4月的登基大典上,朝鮮使臣更是拒不下拜。

他崇禎是皇上,朕也是皇上

為何朝鮮肯拜崇禎,不肯拜朕?

朝鮮,懷念崇禎


皇太極對朝鮮的這一系列行為極為惱怒。這年年底,他以朝鮮違背盟約為由,親率12萬清軍進攻朝鮮。這次清軍的攻勢更為迅猛,定州、安州等城望風而降,清軍更是趁著冬季臨津江結冰直接馳騁渡江,攻佔漢陽。


而這一次,李倧遣送王室、妻妾等至江華島避難,自己則率文武百官據守在南漢山城,等待各地軍民的馳援,並派出崔明吉等赴清軍大營談判,以拖延時間。

二次南下,這次直接端了朝鮮國都...

雖然其後全羅道、忠清道等地的援軍趕到,但是也未能扭轉朝鮮的敗局,多爾袞更是攻破了江華島,俘虜了朝鮮宗室、朝臣等76人。

李倧見大勢已去,只好接受皇太極的條件,於1637年正月出城投降,史稱“丁丑下城”。朝鮮不甘願地成為清朝的藩屬國,接受清朝的冊封,斷絕與明朝的宗主國關係,遣子李溰、次子李淏則隨清軍赴瀋陽做人質,依例向清朝納貢,並禁止修築大型防禦工事,還在三田渡地區建立“大清皇帝功德碑”。

17年有一部電影是講這段歷史的——《南漢山城》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找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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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皇太極在班師回朝過程中又攻佔了皮島,以消除清軍未來西進的後患。


知君用心如日月

事夫誓擬同生死


以“小中華”自居,文化相對昌明的朝鮮,卻在明清爭霸中淪為漁獵民族王朝的藩屬國,讓朝鮮人在情感上一時難以接受。而清朝定鼎之後對朝鮮報復性的征斂也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最終使得思明反清成為當時朝鮮社會思潮的主流。


1649年,因哥哥李溰去世而意外獲得王位的李淏即位,是為孝宗。他登基後,響應了國內反清復明的思潮,重用了一批以宋時烈為代表的反清派官員。朝鮮君臣時常感念明朝對朝鮮的再造之恩,對大明傾覆真誠痛切。

不過此時局面已經大變

大明朝在內亂中轟然倒塌

清軍入關並抓住這個機會席捲全國

朝鮮想反清復明,在現實中也很不現實了

(1648年大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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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暗中抵抗體現在曆法紀年上,便是朝鮮在明面上用清朝年號,內廷和民間百姓仍然大多使用明朝崇禎年號。而仁祖李倧之後的歷代朝鮮國王《李朝實錄》,只寫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紀年,這就是“崇禎後”紀年仍流傳至今的緣由。

文章一開始所提到桐溪古宅的最早主人鄭蘊,便是丙子胡亂時期其主張與清朝抗戰的朝臣之一,其舊邸就沿用“崇禎丁丑後”(即丁丑下城的1637年)年號至今。

李淏還以光復大明天下為己任,計劃擴招10萬大軍,用於“復明”的北伐大業。但是由於朝鮮困難的財政狀況,其擴軍計劃並未能實現。

李淏與朝臣還深信“胡人無百年之運”的說法,常常將地震、旱災等自然災害視為清朝滅亡的徵兆,對南明政權、以吳三桂為代表的三藩勢力、臺灣鄭成功、蒙古準噶爾部等反清勢力全都寄以厚望,暗通款曲策劃夾擊清朝。

從南明滅亡到吳三桂起兵其實只相隔十幾年

如果我們將南明視為明末諸多軍閥的聯合體

那麼吳三桂及三番也是(投靠清朝的軍閥)

兩者事實上是一段連續的歷史

(1675年大致狀況)▼

朝鮮,懷念崇禎


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朝鮮、日本和南明聯手組建軍事同盟的計劃最終被清朝覺察,順治下詔斥責朝鮮國王,罷其用事大臣,史稱“六使詰責事件”。


1654年和1658年,清朝為了對抗南下的沙俄侵略者,還兩次徵召了朝鮮的火槍兵前來助戰。李淏儘管十分不情願,但也把這當作練兵機會,兩度調發槍手協助清軍掃蕩入侵黑龍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他們表現出色,給清軍留下深刻印象,也一度給李淏帶來了北伐的信心。

然而朝鮮這邊積極備戰,流亡的南明卻在被各個擊破。李淏逐漸認識到單憑朝鮮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對抗江河日上的滿清王朝。1659年,年僅40歲的李淏在病重之時,令宋時烈書寫遺詔,曾悲嘆道“日暮途遠,至痛在心”。

1662年,南明政權徹底滅亡,朝鮮國內的北伐思潮開始退潮。

1683年,康熙派施琅收復臺灣,南明最後餘脈滅亡,徹底斷了朝鮮君臣的念想。與此同時,康熙帝也一改父祖的強硬態度,對朝鮮以招撫為主,使得一些朝鮮民眾開始認可清朝的正統地位,而高舉“尊周思明”的宋時烈等朝臣則逐漸在朝鮮政壇中被邊緣化。

最終,隨著大清國日漸隆盛,而明朝逐漸在人們的記憶裡消散,朝鮮半島雖仍著明衣冠,卻也不再真正思量反清復明之事,成為了大清臥榻邊安靜的附庸國。只有像鄭蘊宅邸這樣的遺蹟還在堅持把明朝紀年作為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1.[日]林泰輔、陳清泉譯:《朝鮮通史》,商務印書館,1949年。

2.楊軍、王秋彬:《中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3.王臻:《丙子之役”及戰後清鮮交涉的幾個問題》,《韓國研究論叢》,2009年第2期。

4.桂濤:《“崇德改制”與“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統性問題》,《清史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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