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圖

形成於朝鮮及日本的“中華”意識，比如日本稱京都為洛陽的現象等，不僅與古代日本及朝鮮諸國形成中華意識的過程有所關聯，甚至與那些被稱為五胡的少數民族中所產生的“中華”意識的胚胎及淵源也有所關聯。

中國地表起伏程度圖

五胡十六國時期是西晉滅亡到北魏統一華北期間，涵蓋華北、華中北部和四川等地區的北方諸國的概稱，相對於南方的東晉時期。那時候，戰火紛飛，掠奪與屠殺不斷，經濟受到嚴重摧毀，影響中華的民族、文化、政治、軍事等發展走向。永嘉之亂帶給人民巨大痛苦，大多逃難到涼州、遼東以及江南地區等其他地區，使這些地區的經濟文化漸漸繁榮。

五胡亂華

在這個時期，北方各族的內徙促成民族大融合，在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發展和中華意識形成的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如同秦漢統一大帝國之前的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也展現出其光鮮的一面。

東晉十六國

壹

五胡中的“中華意識”的形成：自詡為“中華”，反而將漢族政權的東晉視為“南蠻”之國

五胡亂華時期

在古代朝鮮的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國家，也形成了如古代日本那樣的中華意識。

吉林省集安市好太王碑

若比較高句麗、百濟、新羅、倭國（日本）形成中華意識的狀況，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記錄著高句麗獨特年號的好太王碑豎立於5世紀初期，而其他國家出現相同現象的時期都較晚。

315年五胡十六國與東晉形勢圖，當時有前趙、前涼、成漢與代國等。

因此可以說，高句麗是這些國家中最早形成中華意識的國家。但是否能說，高句麗形成中華意識的現象，是所有類似現象的源頭？

示意圖

高句麗及倭國形成中華意識的時代，剛好是五胡亂華造成動盪不安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朝鮮及日本當然也難以置身事外。相當於文化圈的龐大人口，在各地發生流動的現象。而動亂的中心地帶，正是我國的華北地區。

五胡亂華前北方各族分佈圖，外族分佈在西晉的北方與西方。

在五胡十六國時代剛開始時，西晉末年、十六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音樂家、軍事家劉琨對少數民族羯族的後趙的開國君主石勒說的那句“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可說是道盡了漢人的想法。

十六國時期北方民族戰鬥圖

這句話充滿了歧視意味，言下之意是胡族沒資格當中華世界的帝王，頂多只能當個對漢族恭順賓服的“名臣”。

五胡十六國主要範圍涵蓋華北、華中北部與四川等地，383年前秦南征前夕，為五胡十六國單一國家的最大範圍。

相對於此，胡族的立場則以匈奴王劉淵說的“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這句話最具代表性。

十六國示意圖

言下之意，當然是胡族也能當中原世界的帝王。

示意圖

剛開始的時候，有些胡族君主會對稱帝一事頗為遲疑，但到了後來，絕大部分胡族君主還是選擇了稱帝。值得注意的是，稱帝的舉動其實代表著他們接納了中國的政治理念，並已產生了將自己認定為中華世界正統帝王的觀念。

330年

他們雖然是胡族，卻以中原正統政權自居，甚至把自己的軍隊（也就是胡族軍隊）稱為“王師”（天子的軍隊）。此外，在公元5世紀初期，劉裕在建立宋國之前，曾以東晉將軍的身分攻打由鮮卑慕容部于山東半島建立的南燕。

劉宋

當時的史書中有著這麼一段記載，其大意如下：南燕皇帝慕容超向群臣詢問該如何抵禦東晉的軍隊，南燕徵虜將軍公孫五樓（沒錯，就是叫五樓，十六國南燕大臣，慕容超把他當做心腹）回答：

“吳兵輕裝果決，利在速戰，不可爭鋒。應該據守大峴，讓他們無法進入，拖延時間，沮其銳氣，然後挑選精騎二千人，沿海濱南下，絕其糧道，再令段暉率兗州的軍隊在後背處進攻，此為上策。分別命令各地官員依險固守，保留自己所用的糧食物質，剩下的全部燒燬，全部割光田野中的莊稼，讓敵人不能補充給養，晉軍既沒糧草，求戰不得，一個月之內內，我軍可以坐制。此為中策。把賊軍放入峴山，然後我們再出城迎戰，此為下策。”

五胡亂華勢力分佈圖

但慕容超不接納前面的意見，採取了下策，決定堅守城池。

城池示意圖

此時慕容鎮向南燕尚書韓說道：“陛下決定守城，我們國家註定要滅亡了。我勢必會戰死沙場，而你們這些‘中華之士’將再度成為‘文身’了。”

兩晉南北朝

從這段紀錄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鮮卑慕容部把自己當成了中華的觀念。所謂的“文身”，意思就是“紋身”（在身上刺青），源自於南部風俗中的“被髮文身”一語。

330年五胡十六國與東晉形勢圖，當時有後趙、前涼、成漢與代國等。

換句話說，鮮卑慕容部將定都江南的東晉視為南蠻。南燕的官吏淪為東晉之臣，就等於是從“中華”墮落成了“文身”之人。

東晉十六國全圖

由此便可以看出，雖然慕容鎮為鮮卑人，而且南燕是由胡族所建立的國家，但他們自詡為“中華”，反而將漢族政權的東晉視為“南蠻”之國。

東晉及北方

貳

北朝時期的中華意識：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將自己定位成正統華夏皇權，把長江以南的區域當作一個個孤島，稱南朝皇帝為島上的夷狄

369年五胡十六國與東晉形勢圖，當時有前涼、代國、前燕與前秦等。

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五胡十六國時代的其他諸國內部。而且隨著時代的推移，這個現象變得越來越明顯。

北魏

記錄北魏時代洛陽景象的《洛陽伽藍記》（在《四庫全書》將其列入史部地理類）中有這麼一段：

“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東有四夷館，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裡：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

380年

這段文章記錄的是鮮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在遷都後的首都洛陽內設置“四夷館”及“四夷裡”，但重點在於這些夷裡的名稱，卻是歸正（迴歸正途）、歸德（迴歸帝德）、慕化（仰慕王化）及慕義（仰慕正義），彷彿周邊的四夷之民來到北魏的首都洛陽，都是基於仰慕其正義、帝德及王化。

卑微遷都

換句話說，雖然以漢族的華夏思維來看，鮮卑也是夷狄之一，但由其所建立的北魏，卻是以中華自詡。

百濟與高句麗的戰爭

此外，記錄北魏歷史的史書《魏書》，將南北朝時代與北魏對峙的南朝開國皇帝分別蔑稱為“島夷劉裕”、“島夷蕭道成”、“島夷蕭衍”等等。這是將長江以南的區域當作一個個孤立的島嶼看待，並將住在島上的南朝諸國建立者皆視為島上的夷狄。這樣的做法，當然也是其展現中華意識的表徵。

長江中下游平原

鮮卑族建立的北魏，將自己定位成正統華夏皇權。北魏文帝不只進行一連串的漢化政策，同時藉由重組胡漢兩族舊有的世家序列，用“姓族評定”分出上下關係，區分統治與非統治階層；加上遷都洛陽、改變祭祀地點以及變更北魏的“五行行次”，便能看出他致力於追求成為中原皇帝，及讓北魏成為華夏帝國的決心。

後涼-北涼時期的《燕居行樂圖》。奏樂的二名女樂伎分別演奏阮咸琵琶、長笛、細腰鼓。

此外，不管是古代的日本、高句麗、百濟還是新羅，都發展出了各自的中華意識，而依年號及太王號等的使用時間來看，高句麗可說是為這股風氣開了先例。

475年高句麗南擴佔領慰禮城，百濟遷都熊津

然而再對照前面所說的，可以發現就連五胡所建立的華北諸朝，事實上也形成了中華意識，而且雖然在時期上稍有重疊，但大體而言華北諸朝形成中華意識的時間是早於古代朝鮮及日本的。

示意圖

叄

來自中原的巨大影響：倭國五王在65年內，至少9次遣使南朝

2萬年前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中華”意識所展現出來的表徵，包含稱帝、產生“天下”觀念、使用年號、產生“中華”及“夷狄”的概念等等，都是來自於傳統的政治思想之中。也就是說，雖然五胡亂華讓中原陷入了極度的混亂局面之中，但中原的政治思想還是對後來這些國家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三國

在思考受中國影響程度的問題時，有一個現象必須特別留心。在南北朝時期，一旦有人被任命為將軍，除非是不具實權的虛位頭銜，否則這名將軍一定會在其底下建立一個包含長史、司馬、參軍等職位的官吏組織。這個組織在當時被稱為“軍府”或“府”，而設置“府”的行為便被稱為“開府”。

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碑

古代日本及朝鮮的國王在接受中國冊封官爵或將軍位時，也會採取相同的行動。這樣的現象具有特殊的意義，後面會進行解釋。

百濟贈予倭王的七支刀

根據《宋書·倭國傳》的記載，倭王贊（倭國五王贊、珍、濟、興、武中的第一個王）在元嘉二年（425年）向南朝宋國遣使朝貢，使者是一個名叫“司馬曹達”的人物。雖然解釋為“姓司馬、名曹達”也能通，但事實上很可能並非如此。

前燕（藍色）的勢力分佈與東北、朝鮮地區的各國分佈圖。

其理由就在於倭王贊曾向南朝遣使過2次，而元嘉二年這次是第2次。在其4年前，也就是永初二年（421年），倭王贊便曾向宋國遣使，當時宋國皇帝劉裕嘉獎其千里迢迢渡海而來，下詔“可賜除授”。

新羅金冠

倭王贊此時受封的官爵，應該就是安東將軍倭國王。既然是將軍，府內當然配置了司馬一職。

倭國五王

據記載，倭國五王在413年至478年間，至少有九次遣使南朝，奉獻貢品。王名則按我國習慣稱呼，日本後來改用天皇稱呼後又有了對應的天皇年號。

479年

實際上，在當時的百濟，也曾跟倭國一樣向南朝遣使，百濟王受封的官爵為鎮東大將軍，其派遣至中國的使節便是將軍府底下的官員“長史高達”、“司馬楊茂”及“參軍會邁”。兩相比對之下，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司馬曹達”中的“司馬”為職銜。

示意圖

事實上，長史、司馬及參軍都是自魏晉南北朝之後迅速提升了重要性的地方軍政官。倭國及朝鮮諸國受中國冊封的將軍稱號，如安東將軍、鎮東將軍等，都是基於中華思想所命名，其意思是安定東方疆土。這種情況下的長史、司馬及參軍，可說是有著隸屬於這類將軍府的特性。

佛教傳播

而這也顯示了日本及朝鮮的古代國家，在建國的初期時，是以中國的國家制度作為範本。

莫高窟第275窟壁畫。

肆

倭國徵夷大將軍與中華意識

示意圖

古代的日本設置徵夷將軍、徵夷大使等官職，原本是為了征討蝦夷。但到了後來，徵夷大將軍演變為武官的最高職銜，而徵夷大將軍更進一步開創了幕府（開府）。所謂的“徵夷”，指的就是站在以京都為中心的立場，討伐東夷（東方的夷狄）中的蝦夷。

大和-蝦夷

然而關於“徵夷”一詞，有一點必須特別注意。前面曾經提過，倭國五王中的最後一王，也就是安東將軍倭王武，在寫給南朝劉宋末代皇帝宋順帝的上表文中有這麼一段話：

“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

然而徵夷大將軍的“徵夷”，與這段話中所描述的作為，絕非基於相同的概念。

朝鮮半島

所謂的“徵夷大將軍”一詞，乃是源自於前述“天下”一詞的日本翻版，也就是將原本以中國為中心，改為以日本為中心的“天下”所衍生出的概念。

將京都稱為洛陽

事實上，日本在安土桃山時代，將造訪日本的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稱為“南蠻”，原本南蠻一詞是中華世界對南方野蠻人的稱呼；到了江戶時代末期，日本人為了驅逐外國人，打起了“尊皇攘夷”（尊崇天皇，驅趕美國人之類位於中華“日本”東方的夷狄）的口號。

將京都稱為洛陽

由這樣的世界觀，便可看出古代中國製度影響下的思考模式，在漫長的歲月裡對日本人造成多大的影響。

中原-高句麗-倭國

魏晉南北朝時代存在著承襲自漢朝的世界秩序，以及五胡十六國、北朝及隋唐各朝為華夷關係帶來改變的新世界秩序，而這兩種世界秩序互相牴觸，終於在進入隋唐帝國之後，由前者轉變為後者。這股新的“中華意識”，在古代日本與朝鮮三國形成，便是這股巨大潮流下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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