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宋仁宗時期，宋朝外部危機四伏、內部積貧積弱，慶曆年間，韓琦、范仲淹、歐陽修、富弼等人主持“慶曆新政”，試圖通過新政來達到強國富民的目的，只可惜，“慶曆新政”只堅持了一年零四個月以失敗告終。20多年後，北宋又一位改革家站了出來，此人就是王安石。
和“慶曆新政”不同的是，王安石變法改革範圍大、推行時間長、歷史影響深遠。站在歷史的角度來說，王安石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梁啟超、胡適等學者對王安石變法表達了肯定的態度，這種態度也一直影響至今。但是，在宋朝乃至明清時期，史書對王安石變法一直持否定態度，例如，南宋文人羅大經曾評價王安石：
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
把王安石和秦檜同列，可以看出當時士大夫對王安石變法的否定態度。
北宋的保守派之所以會激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一方面是因為變法觸犯了他們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王安石變法的本質是“富國”，而不是“富民”，這個侷限性必須承認。
本文的重點不是討論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評價，而是講述王安石變法背後的一則小故事。
王安石變法，分富國之法、強兵之法、取士之法三大類，富國之法中又包括青苗法、方田均稅法等內容。其中，底層官員最不能接受的便是青苗法。因為青苗法規定，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借貸給農民金錢和種子，農民需要按每半年二分或三分的利息來償還給官府，後來這個利息一度增長到2倍，農民們哪能承受得起這樣的高利貸？
青苗法的好處是想盡辦法讓百姓種地，增加國家糧食產量、增加官府收入。但青苗法弊端也很明顯，它強制百姓借貸，利息偏高，嚴重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很多百姓因此“破產”。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富國”而不“富民”的體現。因此，當青苗法逐級向下推行的時候，在社會底層遇到了很大阻力。
據馮夢龍的《智慧全集》記載，宋朝名臣鮮于侁在擔任利州路轉運使時，因為百姓們不認可青苗法，不主動向官府借貸，王安石便派人責問鮮于侁，鮮于侁為自己辯解說：
“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智慧全集》）
鮮于侁的意思是說：“青苗法規定，官府借貸需要百姓申請。如果百姓不主動申請，我怎能勉強他們借高利貸呢？”
不得不說，鮮于侁為了不執行青苗法，在想辦法鑽文字的空子。但這種鑽空子，得到了大部分底層官員的認同。例如，王安石變法期間，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蘇軾對鮮于侁 的這種態度非常認可，認為鮮于侁的辦法即給了王安石面子，又照顧了當地百姓。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當時各州縣官府對青苗法的牴觸。
因為底層不配合，王安石便加大推行力度，各州縣官員紛紛騷動，有的甚至自己舉報自己有罪，請求王安石將自己罷免，有的乾脆主動辭職。
北宋著名的理學大家邵雍曾和張載、周敦頤、程頤等人齊名，他在朝為官時有很多讀書人拜在他的門下。在王安石變法之際，邵雍已經歸隱山林，但他的諸多門生紛紛寫信前來，諮詢老師眼下該怎麼辦，主動辭官（對抗王安石）是否合適。
沒想到，邵雍回答說：
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意思是：新法雖然嚴苛，但現在正是你們盡力為百姓斡旋的時候，你們能對百姓寬厚一份，百姓便能得到一份好處，這個時候，怎能辭官呢？
邵雍的門生們得到老師的“指導”，恍然大悟，便不再請求辭官。因為他們知道，若自己辭官而去，王安石派來的新官，肯定比自己更加嚴苛。所以，這些官員們便留在社會底層和王安石周旋，為百姓們多謀一些好處。
邵雍當時已經歸隱山林，王安石變法並沒有觸犯到他的利益，他之所以支持門生們反對王安石，是因為他在為百姓著想，在當時，這叫“為民請命”。他認為，只要能為百姓做事，哪怕自己不能解決問題，也不要逃避，而是要儘自己的力量。當然，這也成了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一個原因，但邵雍等人當時並無私心，只是純粹站在了百姓的立場上。
馮夢龍在編纂《智囊全集》的時候，對邵雍的這種思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並且，他舉了一個例子，發人深思：
明朝嘉靖年間，有一個叫沈袾宏的人，從小熟讀詩書，後來皈依佛門，成為“明朝四大高僧”之一，因為他別號蓮池，因此人稱“蓮池大師”。蓮池大師被佛學界尊為中國淨土宗第八代祖師，對中國佛學的發展有很大貢獻。
據《智囊全集》記載：
蓮池大師勸人作善事，或辭以無力，大師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礙路，吾為整之，亦一善也。
這句話的意思是，蓮池大師勸人做善事，有人認為自己的能力太弱小，做不了善事。蓮池大師便指著一個板凳說：“假如這個板凳歪在了道路上，你要不要扶一下？你把它移到路邊扶正，這就是一件善事。”
所以，為百姓做善事，主要還是有一顆赤心，能力大的人自然做大善事，而能力小的人也並非無事可做。
邵雍乃宋朝儒學大家，蓮池大師是佛學高僧，二人的思想何其相似？新時代的我們，只要明白這個道理，以後當遇到自己能力不足以解決的困難時，我們就知道怎麼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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