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為什麼西方內部分裂加劇, 中國卻無法各個“擊破”?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縱橫》2020徵訂火熱進行中

可在“文化縱橫”頭條門戶頁面“店鋪”欄目訂閱（或複製https://haohuo.jinritemai.com/views/product/detail?id=3408868116095185591&origin_type=604到網頁）

✪ 柳昕 | 利物浦約翰摩爾大學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全球秩序的變化，始終影響著中國的對外政策和自我定位。冷戰結束和改革開放，一度塑造了“韜光養晦”的對外策略。但近年來國際局勢劇變，疊加新冠疫情的衝擊，使得“韜光養晦”的空間越來越窄。本文認為，中國又一次站在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必須重新思考對外戰略，但這必須建立在兩個基礎上：深入細緻地認識西方世界，並且清晰地識讀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然而令人憂慮的是，今天的中國人在這雙重認識上還存在一定的智識誤區。本文指出，一方面，特朗普當政以後，美國內部陷入了自南北戰爭以來最大的憲制困境和政治社會撕裂之中，而“跨大西洋聯盟”也因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和美國優先政策而逐漸分化乃至破裂。但在中國主流話語裡，無論是美國還是整個西方世界，仍是鐵板一塊的。作者認為，一個憲制困境中的美國和一個分裂的跨大西洋聯盟，其實是中國發揮主體性、參與重塑國際秩序的重要戰略機遇。如果僅對西方抱以簡單化認識，無疑不利於抓住並充分利用這一機遇。另一方面，解讀中國傳統時的方法危機，對毛周時代外交智慧的遺忘，乃至如今浮囂網絡的“入關論”，都顯示出我們的自我認識也面臨著危機。面向未來，作者認為，一種建立在孤立主義思維上的對政體與文化多元性的尊重，並非是全球秩序的真正出路；我們對國際事務的認知，自我觀念的塑造，以及外交政策的演化，都理應迴歸到“管控差異性”的基本思維之中。

本文轉自“經略網刊”，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夢遊者的後院：我們如何自處

▍“我們不是誰”和“我們是誰？”

當前疫情對中國國際事務與外交最大的挑戰，無疑是那個從建國以來就被反覆提問的議題：

我們是個什麼國家，我們在世界的位置是什麼？

這個問題對於中國的國際學界以及政策界從來不是新鮮事，早在2006年，國內便有學者提出了中國國際事務中的“背景意識”問題。自建國以來，我們的國家定位經歷了“一邊倒”“反霸反修”“參與多極世界”直至本世紀初的“和平崛起”，背景意識的變遷不僅是政治話語的變遷，更是不同對外政策取向以及外事工作體制的變遷。中國外交併不是時代的聾人，每個階段都會聽到來自世界和國內的問題。這個世界對中國的發問方式定義了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身份意識。80年代的現代化（民主化）議題曾經是那一代中國學人與外事人員的日常功課，我們被迫回應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演變衝動，亦必須反覆解釋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基本動機。整個建國後的中國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演化，似乎已經成熟地回應了“中國不是什麼”的問題。譬如中國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共產主義國家，並沒有在中蘇分裂之後簡單地倒向西方；中國也不盡然是所謂的“發展型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用過去40年的成就努力消解與西方“現代化”話語之間的張力的同時，西方知識界也經歷了對中國發展模式及對外關係思維的升級過程。中國國家性質與國際定位的複雜性，不僅僅是中國學人與外交思維的基本困惑，也是西方世界面對“後革命時代”乃至“改革深水區”的中國所面臨的重大知識困境。

對於中國對外關係的研究與參與者而言，“中國”內外身份的模糊恰好重合了中國崛起的重大世界史時刻——新冠病毒疫情消解了“韜光養晦”外交策略的持續可行性。疫情進展的離奇情節迫使中國重新理解自身的國際乃至世界史身份。這一“被迫進取”來得似乎不是時候，也未必如中國精英層所願可以“準備好了再出發”。2020這個離奇時刻，交叉了美國建國以來最重大的憲制危機以及西方跨大西洋聯盟的分裂。過去40年深度嵌入全球化的成功經驗，構造了“改革開放”作為當代中國最重要的憲制話語，使得中國不得不在既有的背景意識的緊身衣之外尋求自身全球性角色的重構。此重構的根本意義在於：

中國必須要在逆全球化的國際公共思潮下尋求支持全球化的話語，同時也必須在西方各國依舊困惑的背景下，完成一個全新的未知的全球領導者的想象。

必須指出，在任何一次劃時代變革之前，人們永遠是以夢遊者的姿態從客廳走入後院，在有人點燃院落的燈火之前，我們只能運用既有的知識與價值理性儘可能的描摹黑暗中院落的景緻與地形。

令人擔憂的是，我們既有的知識與價值理性無論從世界史還是社會政治史的維度而言，都顯得極不豐沛。我們過去70年背景意識的塑造強於否思，卻拙於認定。與所有有著後殖民經驗的國家一樣，我們自我身份的建構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否思“他者”，即反覆地敘述“我不是誰”。我們說服了自己不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不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不是擴張性的帝國主義霸權，也不是任何一種形式的國際秩序挑戰者。

在建構一個西方的“他者”以定義自我時，他者的話語只有越連貫、越整全，自我的意象才越明晰。這類似於美國在定義冷戰的對手“共產主義”和後冷戰時期的恐怖主義時都傾向於把對手描述得鐵板一塊高度連貫。我們過於相信西方社會的同質性，認為這一現象的對立面即是我們自己，這不僅是智識上的無能，也是戰略上的危機。

否思的傳統以外，我們曾經試圖摸索出一套正面論述中國國家及對外關係身份的敘事系統。這似乎是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所必然導致的思維路徑，不僅文本資源豐厚，政治上還充滿正當性。然而正如識讀西方的困惑與痛苦，自我識讀有時候是一個更加困難的過程。縱然有相當一部分西方知識精英加入了協助我們自我識讀的志業，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歷史抑或是我們識讀中國歷史的方法充滿了結構性的危機。哲學家趙汀陽提出了備受西方推崇的“天下體系”，作為一種基於宇宙觀的抽象制度設計，天下體系充滿了想象力的魅惑，卻從來不能給人以實踐理性上的確信。更危險的是，基於天下體系的抽象宇宙觀去反觀中國政治演化史，現實的張力導致的巨大的不適往往讓天下體系的推崇者們退縮到一種保守的規範性思維的後院中。簡單來說：

我們希望未來的世界是怎樣的，並不能夠消解人們基於簡單現實政治推論而產生的顧慮。訴諸傳統的努力經常會導致越論述越困頓。

我們必須問三個最重要的理論與經驗問題：

到底什麼是西方？這關係到我們越否思越破碎的自我想象。

到底什麼是中國的傳統？最後，我們要採取哪些話語？

無論我們就前兩個問題得出什麼結論，第三個問題的答案必然要在演化與磨合中獲得。

▍什麼是西方？

誰是西方？這是一個異常龐雜的問題。生活在當代的中國人往往會非常敏感於西方人分不清傳統與現代的中國，然而我們很少有要分清西方的智識自覺性。近日，環球時報總編在社交媒體上攻擊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Dominic Raab）,斥其為無恥的西方政客，“美國主子教你的”。這種英美不分你我的漿糊思維，如果不是故意，就是歷史與國際見識缺乏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並非向來沒有意願和能力分辨西方世界的內在多樣性。中國的官方媒體過去十年間實際上做過不少有益的引導和開拓，早在2006年，央視便製作了《大國崛起》一類的紀錄片，態度誠懇，語氣謙遜；隨後也有《紐帶》一類記錄西方漢學探索中國的題材，言辭中甚至充滿了感激與共情之意；殊為不易的是，該片不僅梳理了西方漢學的演進脈絡，還敏銳地提出了日本近代面對中國時“內外”身份轉化的模糊與靈活性。中山大學西學東漸文獻館常年編有《西學東漸研究》期刊，史學水平優異，掌握史料全面，系統性地組織學人研究過沿海地區綿密精細的中外相互依存案例。然而當我們看到主流的對外宣傳口徑上依舊充斥著“西方反華勢力”這類大而化之的帽子，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國際想象中依舊缺乏認知西方的自覺性。

對我們的對外關係而言，西方世界的多樣性究竟意味著什麼？古希臘修昔底德與希羅多德史學之間的巨大張力告訴我們兩大軍事集團對峙帶來的結構性衝突僅僅是國際體系演變的一種可能性，“修昔底德陷阱”未必是任何帶有實證基礎的科學假設，而僅僅是西方人塑造自我的粗糲隱喻。縱然有北約的組織建制，我們也不能斷然將西方社會視作一個組織有序的軍事集團。對修昔底德陷阱的篤信來源於我們缺乏對西方世界的歷史社會學理解，癥結有二：

我們既看不到特朗普政權給美國帶來的結構性、憲制性危機會令一切基於“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變得不合時宜；我們同時也未能看懂一個更加漫長的跨大西洋聯盟的分裂給中國帶來的戰略機遇。

川普這個民粹政權帶給美國的不僅僅是一個看似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姿態，更可能是美國自南北戰爭以來從未遇到過的憲制危機。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的憲法雖然明文規定了權力分立的政治體制，但美國政治過去200餘年運行平穩，大部分依賴於精英層和公民社會之間複雜的社會契約關係以及州與聯邦之間的權力分層。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制度框限，更是一個社會文化上的精神默契。川普粗暴地砍殺華為，點名列出中國企業“實體清單”，實際上是對普通法精神的全面踐踏。從禁穆令到如今的沒收綠卡，實際上是在一次次地挑戰聯邦政府與高等法院之間的權力平衡。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曆史上並非沒有遇到過當司法與行政出現矛盾的“制度盲點”（例如70年代的水門事件，小布什年代的特麗·夏沃安樂死案），每次得以過關都依賴精英層一以貫之的精神默契。

川普並非是任何意義上的傳統精英，他的品性，態度和政治訓練都表現出了對美國憲制的牴觸與反感。早在參議院否決了川普彈劾案時，川普便發出推文，暗示自己要執政到天荒地老。這不禁令人浮想聯翩：假如疫情的失控的確威脅到了他的連任，他會不會真的沒收掉今年11月的大選？果真如此的話，加州、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達成的“美西互保”，就不再是簡單的針對疫情的權宜之計，而是實實在在的、南北戰爭式的憲政危機。對於中國而言，縱然美國朝野都已經把中國定位為今後唯一的重要戰略對手，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把整個美國社會定義為戰略對手。我們必須瞭解的一點是，一個沒有川普的美國，畢竟更加有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畢竟更有清晰可見的規則以管控各類國際風險。

美國已然不是雅典或者羅馬共和國，更不能在任何意義上代言目前的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國際與對外事務作業人員而言，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目前西方世界變化的最核心中期趨勢（conjuncture），這一趨勢毫無疑問便是“跨大西洋聯盟”的分裂。一個憲制危機中的美國和一個分裂的跨大西洋聯盟，是中國發揮自身主體性重塑國際秩序難能可貴的戰略機遇。

必須指出的是：歐洲國家縱然在短期內無法擺脫對美國和北約的傳統軍事依賴，也大多與日俱增地感受到了美國衰落帶來的跨大西洋聯盟的政治負擔。法國總統馬克龍，意大利總理孔蒂早早的就宣佈了參與“一帶一路”的決心。英國前首相卡梅倫讓英國成為了第一個加入了亞投行的西方大國。這自然是中國日益增加的影響力的佐證，然而危險的是，歐洲大國向中國靠攏會在不經意間被草率地解釋成一種簡單的經濟相互依賴——他們要的只是中國的好處。當歐洲國家最近因為疫情問題與中國發生了一系列可大可小的外交摩擦時，我們的外事人員會特別習慣性地陷入到傳統的“他我”思維當中，認定這是西方價值觀念作祟，同時也認定我們和歐洲人無法達成任何有效的政治互信。

(訂閱《文化縱橫》2020年雜誌，享半年免費暢讀所有已出版雜誌電子版VIP，僅剩最後200席)

看似簡單的經濟依賴，實際上本身就包含著“外交革命”的重大社會基礎。在美國放縱的單邊主義陰影下，回到國家間的經濟依賴，無關乎全球化話語的正當性，似乎是一種最大程度上的迴歸常識。19世紀英國實業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曾經說過：“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就要保護我們的商業，如何保護我們的商業，那隻能靠我們的製造業。”在貿易帝國的靈活性與延展性之外，科布登不僅不相信任何意義上的權力均衡，也不相信在美洲及東亞部署更多的海軍能夠帶來任何意義上的安全感。這似乎提示了我們貿易關係本身的牢固性，抑或是、縱然貿易並不一定能帶來更緊密的社會聯結，軍事存在帶來的安全是一種更加於事無補的自詡為理性的“粗糙的工具理想主義”。當我們面對歐洲與英國時，有理由相信，我們的製造業與商業，是一個比北約更加可靠的底層安全機制。

那麼，究竟為什麼還會有“西方反華勢力”？我們真的觀察過他們是誰，從哪裡來嗎？更重要的是，他們到底是不是依附於“修昔底德陷阱”的結構性的存在，抑或僅僅是希羅多德史書裡的“歷史的肇事者”？

英國的經驗似乎可以告訴我們點什麼。疫情在歐洲蔓延之後，英國執政黨內有35個國會議員開始連篇累牘的提出“清算中國論”（reckoning of China）。他們在媒體上的表達方式分享了川普的語法，其中的領頭人托馬斯·圖根哈特（Tom Tugendhat）自從英國邊境部隊退役之後，長期在英國的極右翼媒體每日郵報（Daily Mail）和電訊報（Telegraph）上發表措辭辛辣、邏輯混亂的文字，他的傾訴對象無疑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英國中下階層白人（這些人並不如圖根哈特本人一樣擁有英法雙重國籍）。

然而圖根哈特的背景卻並沒有他表現出來的那麼“深得民心”，甚至可以說，針對華為的35人逼宮，並不存在於絕大多數英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而僅僅是跨大西洋聯盟最後一絲脆弱的聯繫。這一運動的組織基礎是英國兩個有著海外背景的智庫，保守學者阿蘭·門多薩（Alan Mendoza）牽頭的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和保守媒體人迪恩·哥德森（Dean Godson）牽頭的“政策交換”智庫（Policy Exchange）。前者幾乎是美國國會保守勢力在英國的附隨組織，言論民粹激進，是英國國內唯一煽動向中國討要新冠病毒賠款的智庫。阿蘭·門多薩本人觀念保守，言行冷酷乏味，毫無生活趣味和幽默感，但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動物”。所謂向中國追討賠款似乎是他個人一個瘋狂的政治表演。

而政策交換智庫口吻相對溫和。哥德森本人是英國資深的保守媒體人，他的智庫因為與保守黨內閣辦公大臣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的聯繫，言辭上稍顯剋制。最近該智庫舉辦了“疫情國後的中國政策”，邀請了前英國外相威廉·黑格參與發言。黑格本人的口吻不算客氣，然而卻比門多薩等人歇斯底里的煽動來得剋制。作為資深外交官，黑格反覆強調，解決新冠疫情和其他全球治理危機不能缺少中國的參與，並且一再肯定了中英關係的重要性；但他同時指出，英國對中國的依賴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英國的“戰略獨立”，要求英國在貿易上重新導向更加遵守西方規則的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至於華為是否會損害英國的國家利益，華為如何影響了英國的“戰略獨立”，黑格一直顧左右而言他。事實上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的智庫早已確信，華為並沒有情報職能，中國官方也斷然不可能賦予華為情報職能。黑格無法明說華為的5G項目對國家安全的確切影響，基本上是南希·佩洛西式的“商業引入中國製度”的簡單推論。然而重要的也未必是黑格的言論，而是上述兩個智庫背後的資金來源。顯而易見，這兩個智庫背後都是有著澳大利亞背景的對沖基金。他們的重要金主，澳大利亞人邁克爾·辛澤（Michael Hintze）是知名對沖基金老闆，此人居然出生在中國的哈爾濱，他的人生信條便是“每一次危機都是發財的機會”。

親川普的澳大利亞資金鍊是英國一系列針對華為的議會運動的首要推手，我們必須清楚的是：這一“垂死的大西洋聯盟”的價值觀念在英國根本不是主流。政策交換智庫的迪恩·哥德森本人是堅定的右翼工會運動支持者，這種運動排斥外來投資，排斥自由貿易和移民，以白人勞工的福利為上，實際上也是川普甚至是早期斯蒂芬·班農（Stephen Bannon）經濟政策的思維底色。在工會大多是工黨的傳統陣地的英國，右翼工會沒有市場。然而政策交換智庫與澳大利亞的對沖基金提供了右翼工會和白人民粹進入英國公共生活的快速通道。因為邁克爾·戈夫的私人關係，右翼學者，圖根哈特的好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教授保羅·布伊（Paul Bew）得以進入唐寧街智囊團。由上述兩個智庫推動的35個國會議員的運動實際上並無廣泛的民意基礎，也根本不是英國外交政策傳統的題中之意；這個運動得以在英國的政策領域潛滋暗長直至蔓延到唐寧街，是川普-澳大利亞一線的保守政治與地緣觀念的產物，然而我們必須謹慎樂觀地看到：這一運動所依仗的英國國內力量，總歸是保守與不合時宜的。

管理分裂的大西洋聯盟是中國外交在未來漫長時期內的重要功課。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個功課做不好，中國便難以把自己曠古爍今的工業能力轉化成真正可持續的國際影響力。

▍“天下”與“入關”？

美國在夢遊中走入了川普製造的憲制危機，而當中國面對這一歷史情景時，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從容與自信。我們的學界談論了多年的天下體系，和諧世界，儒家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不僅大多不符合科學哲學規律，且大多具有實踐理性上的空洞。疫情之後甚囂塵上的“入關論”，讓我們見識了花團錦簇的天下體系背後的智識和倫理黑洞。無論入關論的起源是一代年輕人的躁進抑或是某些自媒體的惡意煽動，其背後的知識社會學問題不可不察。

入關論的前提假設是一個錯誤的國際觀，意即整個西方都與中國為敵，如同那個食古不化的大明王朝。後金人不能偏安自保，只好以我為主改天換日。上文已經表述過，除了川普，西方世界和中國並沒有根本的戰略衝突，這似乎與中國部分民眾常年閱讀環球時報所產生的直覺有違——然而國際事務的洞見不靠直覺。

恰恰相反：入關的隱喻不僅理論上不符合常識，實踐上也是危險的。

清兵入關並非是國際關係理論意義上的霸權更替，而是中華文明進入明清一代之後越來越敗劣的內部下行。清王朝在核心價值觀中比起明朝似乎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優越感。如果熟悉新清史的思維脈絡，我們會發現整個大清王朝似乎沉浸於一個痛苦的循環之中：一方面必須維繫滿洲作為採集遊牧民族的部落身份認同，另一方面又必須處理帝國複雜的邊境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與軍事張力。事實上清朝從來沒有成功地解決這個問題，也談不上對明代敗劣的宮廷政治有何種意義上的升維。甫一入關便是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要解決朝廷和文官集團的矛盾還要來一場血雨腥風的祈祥政·變，這都不是一個現代文明所可以默許的政治隱喻。入關言論的興起，表明我們民族的自我識讀與認知已經到了危險的境地。

我們究竟何去何從？

到底“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如何變成實踐上的原則與方法，以及最終塑造出如同丘吉爾“三個榮耀圈”（Three Majestic Circles）一樣可以持續演化的身份意識？

最直接簡潔的思維方式似乎並不遙遠，毛澤東的兩個中間地帶，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似乎都是中國對外關係中偉大的思想傳統，然而卻極容易被人視為那是中國外交在實力不濟情況下的權宜之計（曾經短暫出現過的《中國不高興》一書便極其拙劣地試圖擺脫周恩來外交思想的框架）。毛周時代外交思想的智識高度，實際上展現出了與中國當時國力與國際地位不相稱的成熟，比起更像是弱者思維的“入關”，毛周的外交思想似乎是中國更應該秉持的、與世界領導者地位更加符合的大國外交思想。

兩個中間地帶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非只是一個簡單的互不干涉內政，一種建立在孤立主義思維上的對政體與文化多元性的尊重並非是全球秩序的真正出路。艾森施塔特提出過軸心時代文明多樣性導致的“多元現代性”觀念——然而這些不同版本的現代性之間終究是孤立的，長久的孤立必然會導致亨廷頓意義上的文明衝突。簡單多元並非是國際政治與世界史的現實，認知到了差異性，更重大的議程在於“管控差異性”。賈斯汀·羅森博格（Justin Rosenberg）這位可能是當代最後一位國際理論大師告訴我們，世界制度的現實除了“多樣”，更重要的性質在於“不均衡與合併發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我們無法阻止朝貢體系與資本主義現代性相“合併”——縱然有人堅定地認為朝貢體系是更加良善而穩定的國際秩序。我們對國際事務的認知，自我觀念的塑造，以及外交政策的演化，無一例外要回歸到“管控差異性”的基本思維方式當中。

在這個夢遊者的後院要如何自處？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對的，“這個世界很新，許多事物都沒有命名，只能用手指去指”。20世紀最偉大的德語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曾經說過，你承擔起了創造的使命，承擔起了它的重負與偉大，就要自己先成為一個完整的世界，在自身和自身聯結的世界裡得到一切。這或許是我們得到上述一切問題的答案之前，所必需抱持的基本心性。

— 《文化縱橫》4月刊目錄 —

▍特稿

01.功能貨幣論與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史正富

▍封面選題：全球風險時代的國家治理

02.雙重社會轉型時代的國家治理難題

強世功

03.從抗疫“總體戰”反思工業動員與工業文化

嚴 鵬

04.高流動性與低組織化——中國社會危機治理的雙重挑戰

劉炳輝

05.公共衛生專業化治理如何可能？——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談起

曹東勃 葉子輝

06.預防必須為主——中國疾控體系的四次危機及其教訓

王紹光

▍歷史觀

07.商人治國——從貿易到戰爭的邏輯

殷之光

▍世界觀

08.塑造“新美利堅”——美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社會歷史根基

牛 可

09.美國工會怎麼了？

閻 天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10.國家資本主義在摩洛哥

張玉友

11.伊朗行記：日常生活的水與火

黃婧怡

▍新國史

12.從“猓猓”到“彝族”——龍雲身份變遷的歷史過程與現代啟示

趙 崢

▍觀察

13.文明對話應在開放的語境下展開——對“一帶一路”沿線文化交流的反思

管世琳

閱讀更多 文化縱橫 的文章

關鍵字: 政治 歷史 傳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