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界對圖像材料的重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也使得曾囿於藝術史中的圖像開始與其他學科展開更加多元的對話，隨之而來，關於藝術史研究的邊界也出現了質疑和挑戰的聲音。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衣若芬教授試圖以“文圖學”的方法回應當今藝術史研究中許多值得注意和討論的課題。“文圖學”方法以開放的姿態引發對於“邊界”問題的思考，為當代跨學科訴求下的人文學研究帶來諸多啟發。
原文 ：《從想象到真相》
作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孔令俐
圖片 |網絡
《黃州寒食帖》的流傳
“文圖學”分析“文本”（text）和圖像(image)，而書法正是一種具有“文”與“圖”雙重面向的視覺呈現。不侷限於“書法史”研究的傳統問題，而是著力將書法的文字意涵視為可解讀的“文本”。在關注其筆墨線條和圖像式的造型之外，更進一步，鑽研書法作品的動態面貌，包括後人的題跋詮釋和收藏情況，將作品置入於流轉的時空背景下，不斷延續作品的藝術生命。
其中，使筆者印象頗深的要數衣若芬教授對《黃州寒食帖》的歷代流傳與往返日本的過程的研究，將文圖學的方法應用得淋漓透徹，在關注作品的“使用場景”“研究脈絡”和“接受影響”之外，還考量了“偽證”對流傳脈絡的影響，及其作偽背後的目的和心態。例如對原田悟郎護衛《寒食帖》回日本這段口述材料的疑點和破綻，在提出質疑並嚴格考證之後，轉而以一種“寬容”和同理之心來對待歷史人物的“謊言”，實則是為了把《寒食帖》的流傳歷程放在更大的框架下思考和認識。當我們在執著於歷史真相時，可能已然忽略了所謂“歷史證據”已是被建構和篩選過的。
這種動態思維為歷史提供了更多的解釋和角度，“在仰之彌高的藝術性之外，作品本身和它的故事、史實互為賓主，也互為文本，擺盪於‘神力’與‘人為’之間，意趣無窮。” “物質”也應作為“文本”的一種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物質”在追憶歷史時充當見證與想象的憑藉的作用，抑或在輔助歷史研究時作為“信史”之效果，以及作為文化交流中文化實體的流轉與傳遞等。
“《書藝東坡》裡重視的‘物’，有‘文物’‘寶物’，乃至於‘神物’的超升歷程。”這與當今學界對“物質文化”的研究熱潮也有所暗合，兩者同中有異之處首先在於提法的區別，物質文化被認為是一種超越於本文之上的材料，然而按照“文圖學”的思路，“物質”也應作為“文本”的一種形式，成為與詩歌、書畫，甚至是口述材料等相互呼應的一種證據載體，實際上兩者都看重“物”的證詞。另外，“物質文化”更側重生產—消費的鏈條，以及應用到日常生活的交流與實踐，這與文圖學所強調的“使用場景”和“流傳脈絡”也相契合。
“物”常帶給研究者一種見微知著的啟示。柯律格曾在討論“物質文化”時強調，對於這一研究所關注的日常用品，“由製作生產過程到最終被銷燬，物件於人類世界中存在的時機，有著極為廣大的可能範圍”。與東坡及其書畫有關的“物”跨越了時空的邊界，還原出千百年之後清代及民初東亞各國文化交流多個層面的接觸，東坡這一中國的歷史名人，竟也被置於了全球化的脈絡中，成為東亞文化交流譜系中的重要一環。
《書藝東坡》及“文圖學”啟迪我們在追求“真相”時既要保持清醒，又要心懷詩意。當我們通過實體存在的書畫作品來觸摸/回憶/書寫過去時，要理性地認清這個過去有時是想象的過去，並非過去的真相。正如衣教授所言：“我們最好能接受作品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於‘不確定’而開放的許多可能性，並且在合乎認知框架和學理依據的條件下，展現探求和論述。”又如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提出的著名論斷“‘理解’才是歷史研究的指路明燈”。
詩意地“理解”歷史既孕育著困難，又包含著希望，同時也使人感到親切。對於如何理解藝術作品的生命歷程，問題的答案有時不只在真相中，還會在從想象到真相的路上。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3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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