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二年（1767），兩江總督高晉告訴乾隆帝，江西巡撫吳紹詩與江西南昌鎮總兵邱若龍互相結拜，互稱“愚兄愚弟”，請求邱若龍調離。皇帝深以為然，便將其調走。
高晉還告訴乾隆帝一個細節，吳、邱二人是山東同鄉，且彼此“換帖”。所換之“帖”即結拜儀式中產生的文書，用以證明二人的“結拜”關係，又稱“蘭譜”。
吳、邱“換帖”並非個案，而是普遍現象，清代尤其是中後期以來，官員們打著“同鄉”、“同年”、“同官”等旗號，建立隱秘的“兄弟私誼”，構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網，嚴重損害了吏治與人事，對這一政治毒瘤，清廷很頭疼。
“結拜”風颳到了官場
說清楚清代官場的“結拜”，不妨先來了解一下傳統意義上的“結拜”。
結拜，又稱“義結金蘭”，是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為某種共同利益而結為兄弟攻守同盟，很像《三國演義》中所述“桃園三結義”，“金蘭文化”最早見於漢代晚期，及至唐代，結拜活動中的見證文書——“金蘭簿”有了雛形。“金蘭簿”，又稱“金蘭譜”、“蘭譜”，據《雲仙雜記》記載，“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為‘金蘭簿’。”
清光緒年間的“蘭譜”
迨至明清，結拜程式最終固定。相比此前歃血而盟的口頭結拜，互換“蘭譜”（即“換帖”）成為結拜儀式中的必需環節。“蘭譜”之上，分列各人姓氏名字、生辰八字、籍貫住址，以及曾祖、祖父、父母、兄弟、妻室等的個人信息。然後互相換帖，各執一份，以為憑證。若諸人日後反目成讎，就要焚燒“蘭譜”，舉行“斷義”儀式。
民間“換帖”結拜，有的是基於相同的經濟利益，有的是基於共同的文化志趣，當然，還有的是基於共同的政治訴求，譬如反清。清廷尤其忌憚後者，《大清律例》對此明文禁絕，將之歸入“謀叛”一節：
凡異姓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不分人數多寡，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其無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結拜弟兄，為首者，杖一百；為從者，各減一等。
不過一紙條文顯然是禁不了民間結拜，更令清廷沒想到的是，“換帖”結拜之風，亦刮到了官場。
乾隆三十七年（1772），都察院左都御史張若溎說起“各省吏治之壞”時提到，“司道府及州縣，各序齒兄弟相稱，樹彼此依倚之勢，”且互相“換帖”。
清代文網甚密，就連民間結社也嚴厲禁止，官場朋黨亦發現一起即打壓一起，官員之間竟有“結拜”之舉，茲事體大。
一次失敗的自查自糾
張若溎請求皇帝治理這一歪風邪氣，乾隆帝便決定，每年年終，各直省督撫等即將本省官員有無換帖、上省、宴會等事匯奏一次，即這項監察事務，依循“州縣——道府——藩臬——督撫——皇帝”等程序，逐級上報。
目前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所見相關奏摺數量即有474條之多（內有部分重複折件），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為例，談及該項事務的24位具奏人中，除直省督撫外，還有漕運、東河、南河三位總督，兩淮、河東兩位鹽政，以及盛京戶部侍郎等人，涉及軍政、民政、漕運、河務、鹽務等系統。可見，這項制度在乾隆年間確有執行，且力度不小。
然而，讓官員自己查自己，結果可想而知。
筆者翻閱了數百份“換帖”匯奏摺件，結論都是“查無換帖等事”。這讓奏摺中提及吏治崩壞的張若溎很尷尬。
乾隆
乾隆帝對這些粉飾太平的官樣文章做出的結論，當然不信。
乾隆五十一年（1786），皇帝在山東巡撫明興的年終匯奏摺中硃批：
“汝諸事不認真，況此等刻板文章，可信乎？”
乾隆五十五年（1890），對於換帖匯奏，乾隆帝說貴州巡撫額勒春“恐汝不能詳查耳！”
時間一久，乾隆帝總算明白：
即如換帖等事，久經查禁。該督撫於年終匯奏時，總以並無此事為詞。而其實相沿積習，未必不陽奉陰違。是年終匯奏，竟成具文。殊屬非是！
皇帝儘管不信官員之間沒有“換帖”行為，但也毫無辦法再繼續查究下去，便廢止此一年終匯奏之制。乾隆五十九年（1794）以後，館藏檔案再無匯奏之折。
“年終匯奏”註定是一次失敗的制度嘗試。
本來，督撫就負有監督州縣之責，讓他自己查自己，就不可能如實上報。報給朝廷的年終匯奏摺件，是那些蝸居省垣的督撫及其下屬來寫的，其所依據的具體信息，又是由大小遠近各府州縣層層上報得來。經過這麼多層級的過濾，信息是否真實有效，無從稽查。空言塞責、流為具文也就不足為奇。
官場“結拜”死灰復燃
儘管乾隆帝沒有從年終匯奏制度中挖出換帖結拜案，但這項制度只要存在一天，大小官員就不得不有所收斂。
此制一停，官員之間“換帖”死灰復燃，愈演愈烈。
咸豐二年（1852），陝西漢中鎮前總兵春福與署總兵祥瑞互相向皇帝告狀，竟意外牽出了陝甘總督舒興阿與春福的“換帖”舊事。
舒興阿承認：
臣前在阿克蘇辦事大臣任內，總兵春福由漢中鎮奉派喀什噶爾換防，道經阿克蘇，接晤之次，願與臣換帖。臣因換防總兵本系辦事大臣所轄，又系同官一城，礙於情面，未能推卻。
祥瑞之所以抖出舒興阿與春福“換帖”，是因為他覺得舒興阿偏袒春福，甚至直接入奏，譏訕二人為“朋黨”。
須知，“結拜”與“結黨”僅一步之遙，而後者是清代政治大忌。咸豐帝遂將舒興阿“交部察議”。
失去監督機制後，官員“換帖”秘事，多隻能憑藉“案中案”挖掘。
如道光十四年（1834），湖南湘潭縣丞胡瀠稱，湖廣總督訥爾經額在某案審理中有意偏袒胡鏻等人，因為他在任湖南布政使期間（1822-1823）曾與鹽道胡鏻“換帖”。既然是哥們兒，當然要幫兄弟。
吏治敗壞已極，竟有“官匪一家”
清代官員“換帖”結拜當然並非基於“義”，而是一己之私的利益交換。清廷管不住官員“換帖”結拜，吏治深受其害。
道、鹹年間的舒興阿、訥爾經額兩案中，主審官與涉案者之間“換帖”結拜，偏袒自然是應有之義。
咸豐年間，戶部錢法堂主事書年與爐頭等人“換帖”宴會，致使鈔務錢法弊竇叢生。這種情況，在油水更多的鹽務系統更是屢見不鮮。是故早在道光十年（1830），戶部尚書王鼎在奏定《兩淮鹽務章程》中規定：“鹽務之官，有與商人聯姻、換帖者，俱令迴避。”
更有甚者，某些基層官員與賊匪“換帖”結拜，如咸豐四年（1854），河南候補道員張維翰：
“與因案脫逃、現充勇目之劉老長（即劉玉紀）換帖，希圖保衛身家。懷慶告警，該員首先逃出，徙居劉玉紀所居之黃山洞，以致衛輝居民遷徙一空。”
閱讀更多 歷史講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