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一書，該書是由瑞典隆德大學（Lund University）歐洲民族學教授奧維•洛夫格倫（Orvar Löfgren）和喬納森•弗雷克曼（Jonas Frykman）共同寫成的，作者通過民俗學和歷史學的方法呈現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瑞典中產階級的生活圖景。以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為觀察對象，透過豐富鮮活的民俗材料，描述了1880年至1910年間的瑞典中產階級的具體生活：他們嘗試擺脫“暴發戶”的嘴臉，並希望與農民、沒落貴族以及無產者劃清界限；在努力營造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他們也認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最文明、最先進的，並應被推廣給普羅大眾。正是在對“美好生活”的包裝與塑造中，中產階級自身的文化和價值觀也成功地滲透到現代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瑣碎庸常的角落。這種文化建構與自我認同是建立在否定他者（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上的，因此有一層文化霸權的意味，中產階級的就是高貴的，而其他階級的都是落後庸俗的。文化衝突背後是階級衝突，而作者只是通過文化來表現內在的社會結構變動與衝突，文化建構是主題，這超越了傳統的單一的階級衝突視角。也正是這種衝突，折射出文化建構其實是一個互構的過程，用作者的話來說：“中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生活的很多話語，與其說是帶有傳教士般的熱枕，不如說是中產階級通過對他者的描述，不斷勾勒出自身的認同；這是一個仍在繼續的自我定義過程。”到現在，中產階級文化仍在自我定義中。
《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生活史》
當前中國社會處於轉型時期，社會結構也在進一步塑造，中產階級人口數量在進一步壯大。一個穩定的社會，應當是紡錘形的社會，中產階級人數是占人社會人口結構比例最大頭的。雖然早有階級（階層）固化一說，這主要是說底層人口很難爬到上流社會，而上流社會精英也往往因為已有的權力、金錢、人脈等資源不會輕易向下流動了，因此我們也時常聽見“寒門難出貴子”。有人會用“暴發戶”例子反駁，但是縱觀社會，暴發戶也是佔據小比例的，而且暴發戶是不穩定的群體，他依靠的不是穩健的實力，而更多可能是運氣，因此來的快去的也快，財富與資源往往傳不到下一代。底層到上流社會的途徑是非常狹小的，但是底層到中層社會，成為中產階級的途徑還是非常廣闊的，農村的孩子通過接受教育還是有極有可能成為醫生、律師、教師、警察的，改變社會階層，而一旦轉型，也會對代際帶來優勢，父母嚐到了教育的好處，也會更注重對孩子教育的培養。教育不僅是學校的教育，還有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也有人通過創業來實現社會向上流動，不過創業是相當艱難的，在這個年代，創業同樣遵循叢林法則和先天優勢，競爭異常激烈，而沒有良好的社會政治經濟基礎，很難從競爭中脫穎而出，“白手起家”並不是沒有，但確是稀有。大多數年輕創業者，要麼是有個“好爸爸”——隨便怎麼投資；要麼受到了優質的教育——獲得了能力、結實了廣泛的人脈。
以上所要說的是，當前社會並不是全然所說的“階層固化”了，底層年輕人通過運氣、創業和教育還是有機會改變命運，向上流動的。不過，運氣總會用完的，是不可持續的資源，帶來的是不穩定的向上流動，隨時可能跌下來；創業是少數者的遊戲，而少數著已經具有了天然的優勢，“白手起家”已經是神話；教育是最為穩健的投資，它更可能促成你進入中產階層。當然，這裡並沒有貶低底層人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條件，不過話說回來，人都是嚮往“美好”的，誰不願擁有更好的醫療資源、買得起房子、娶得起（嫁得起）夢中情人呢？
以上探討了當下社會結構還是變動不居的，中產階級（階層）數量將會進一步擴大，這一反“階層固化”的傳統觀點，作者這裡只不過將思考的角度放到了“底層-中層-高層”三分法，而不是絕對的“底層-高層”二分法，如果是後者，那麼我們肯定會對現實失望，如果放在三分法裡面，我們還有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成為社會流動中的活躍分子。
其實，儘管處於底層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已經被捲入到中層、甚至高層的生活方式中了。他們會更認同他者的文化，比如名牌包包、名牌手機、名牌服飾，這些物品其實是低收入者難以承受的，但是他們會去欣賞，像貴族一樣去買。寧可下個月“吃土”，也要把最新的蘋果手機買到手。寧可少買點衣服，也要咬牙把那個LV包從海外代購回來。他們對奢侈品從心理上已經有了文化認同，這種文化實際上是中產階級建構起來的，這種文化顯然已經瀰漫在日常生活中，在每一個人的腦海之中。我認識一個朋友，她是個城市的打工妹，月收入5千左右，租房、吃用消費都佔了收入的一大半，每個月剩下來的錢就不多了，但是她老是想著買一隻“古馳”包，價格在1W元左右，還要從澳大利亞代購回國。根據她的收入，應該是買不起的，也不捨得買。但是她對這種奢侈品文化認同，對中產階層、甚至上流社會的文化認同，想著和她們一樣，所以她付出行動了，開始省吃儉用準備買包。現在買到包了，整天挎著包出門，打扮得美美的，心理上儼然已經成為“她們”中的一員。首先是文化認同，再到物品認同，通過物品獲得，建構了心理獲得，成為文化上的一員。可是，她每天還是要把包包放進地鐵口的安檢通道，還是要讓包包經歷擠公交，社會生活依然不能讓這隻包包享受到中產或上流的生活。
因此，造成了當下底層社會人們對跨階層社會的文化認同與社會獲得之間的現實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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