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會里，凡遇到跟君主或尊長的名字相同的字或音，都要採取某種方法加以迴避，這就叫“避諱”。“避諱”大約起至周朝，貫穿整個封建社會。避諱的方法有：一是改字，凡遇到需要避諱的字，就改用與之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史記》為避漢高祖劉邦之諱，改“邦”為“國”；為避漢文帝劉恆之諱，改“恆山”為常山，改“恆娥”為“嫦娥”。蘇軾的祖父名序，蘇軾則改“序”作“敘”，其弟蘇轍則改“序”為“引”。這是最常見的避諱法。二空格法，遇需要避諱的字，空其格不寫，或用“某”、“諱”替代。三是缺筆法，為避唐太宗李世民諱，將“世”之所豎折改為豎。須知避諱是一極大陋習，然受害最重的莫過於唐代詩人李賀。
李賀與韓愈、柳宗元為同代人，適逢盛唐。李賀才華橫溢，少年之時已乃馳名文壇，若考進士，幾無對手。一批別有用心之文人，想了一個避諱的主意阻止李賀考進士。李賀父名李晉肅，“晉”與“進”同音，說李賀考進士，不避父諱，是最大的不孝。此風一出，對李賀而言無疑是天降橫禍。為此韓愈作《諱辯》，以替李賀辯解：提出“二名不偏諱，即“晉”“肅”二字，諱“肅”不諱“晉”，列舉古往今來的例子。同時提出同音不諱，即“晉”不諱“進”。若同音必諱，父名如叫“人”其子則不得為“人”乎！韓愈之論，可謂擲地有聲，然而並不能改變李賀之命運。迫於輿論壓力，李賀始終沒有考進士，年僅二十七歲便鬱郁而死，可謂終生遺憾。李賀在文壇有“鬼才”之稱，雄才大略的毛澤東很少佩服什麼人，然而獨愛“三李”詩，這三李即李白、李賀、李商隱。毛澤東詩詞中“一唱雄雞天下白、“天若有情天戀老”均是李賀之原句照搬的。這則史實幾乎近於荒誕，對當事人李賀情何以堪！即是今日之思，赤有不忍卒讀之感。
避諱之風到宋朝時特盛。有一個叫田登的人為某州之太守，大概與今地級市的官員平級。正月十五放燈，田登自諱其名，“登”與“燈”同音。於是改“燈”為“火”。官方告示雲：“本州照例放火三日。而百姓曰點燈則因不避諱太守諱而犯大不敬之罪。”“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語由是生也！
這則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記載於陸游的《老學庵筆記》。“避諱”是封建社會的產物，然而始作俑者，又非封建統治者，而是一批阿諛逢迎的無聊文人，此風一開而相沿成習，勝於法律勝過猛虎，實可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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